银行未按授信协议约定发放贷款的责任认定及赔偿标准/陈静英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8:34:09 浏览:8765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银行未按授信协议约定发放贷款的责任认定及赔偿标准
——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判决信博公司诉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客户依授信协议约定向银行申请发放贷款的，银行亦应按协议约定进行审查。银行怠于依授信协议约定订立贷款合同的，客户有权请求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案情
2010年8月，上海信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信博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简称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签订授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同意向信博公司提供170万元循环授信额度供其使用，授信期间从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信博公司使用授信额度必须逐笔申请，由银行逐笔审批同意，具体事项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信博公司提供房地产作为抵押；其有权要求银行按协议规定的条件提供授信额度内贷款或其他授信，有权按协议约定使用授信额度；银行应按协议及各具体合同规定的条件在授信额度内向信博公司发放贷款或提供其他授信等。授信协议签订后，信博公司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2010年9月，信博公司向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提出申请，要求拨发17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但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未予发放。故信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赔偿未按约发放贷款而给信博公司造成的损失20万元。
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信博公司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协商签订的授信协议成立有效。协议签订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就信博公司授信期限内提出的贷款申请，负有依据约定审查，并在对方不违反授信协议各项约定的情况下与之订立贷款合同的义务。信博公司提出贷款申请后，银行无正当理由拒绝与之订立贷款合同，存在其他违背诚信缔约原则之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鉴于信博公司起诉所主张的损失无法证明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行为相关联并属于相应责任范围，故对其诉请要求赔偿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信博公司的诉讼请求。
评析
近年来，基于授信额度合同所具有的吸引和保持优质客户以及能简化客户在将来实际使用银行资金或信用时的审批手续的优势，银行将此类合同大量应用于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事宜中。但该类合同非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合同种类，亦非银行业务合同中的传统形式，故对其性质、效力的审查，应以协议的订立背景与目的、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的范围等综合予以考量。
授信协议订立范围与目的。授信额度合同是指银行与客户之间就未来一定期限内客户特定业务开展的融资事宜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客户在额度使用期限内可要求银行贷予一定限额资金或信用授予，而客户则需承担获取授信额度的相应对价。就银行方而言，其可通过授信审查控制风险，而对客户方而言，则可通过获得授信，取得在将来一定期限内便捷融资的可能。
授信协议与贷款合同的区别与联系。授信出于风险控制，有明确的指向为银行“授予”客户，重在基本框架确定与贷款资格审查；贷款为双务合同，应当具备贷款金额、款项用途、利率等必备要件，贷款为授信可能后果，授信非贷款必要前提。即使授信协议约定了明确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设立了抵押担保，形式上与贷款合同类似，内容亦与贷款合同各项要件重合，但欠缺贷款金额、利率、用途等必备要素的同时，更缺少“客户提出贷款申请经银行审批通过”这一贷款合意形成环节，不能以授信合意取代贷款合意、更不应将贷款合同等同于授信合同。
结合本案，双方约定“乙方使用授信额度必须逐笔申请，由甲方逐笔审批同意，每次贷款或其他授信的金额、期限、具体用途等可由双方另签具体业务合同（含借据）、协议，或由乙方向甲方提交并经甲方接受的相关业务申请书予以约定”，双方实质上约定将来以另签具体合同（借据）或经银行接受的业务申请书为贷款合同形式要件，并以银行审查通过为将来合同成立前提，即诉争“授信协议”兼具预约订立本合同（贷款合同）的意思表示和构成本合同要约的要求，应独立于贷款合同，成为贷款合同的预约。
预约合同的契约审查。预约合同使当事人负有将来按预约合同规定的条件订立主合同的义务，而不负履行将来要订立的合同的义务。具体至本案，银行负有在授信期间内，申请人不违反授信协议约定，且授信人资信、贷款风险较之授信时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与申请人订立贷款合同的义务，而不负有依据客户申请直接发放贷款的义务。但预约合同本身也具备契约特征，故仍应以合同标准予以审查。如银行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立贷款合同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银行方承担。
具体责任承担方式。当事人基于预约而产生的权利是对将来订立本约的一种期待权，预约债权人有理由相信预约债务人将来会受此约束，并基于这种信赖而行事。如果预约债务人违反义务，则必将使预约债权人蒙受不利益。但损害赔偿的范围应是信赖利益，即预约债权人只能请求赔偿因此而遭受的损失，而不能按照预定的本约内容，请求赔偿其可预期的利益。故在银行方怠于依照授信合同约定订立贷款合同时，申请人可主张由此支出的订立费用、履行的准备费用等。而本案中，原告信博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因银行拒绝放贷行为，导致其无法向中远公司支付货款，从而未能及时向元强公司供货而发生违约金损失20万元。但原告未就该项损失进行举证，且该损失本身亦不属于原、被告间签订授信协议时一方能够预见的因违约可能造成对方损失的范围，故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损失与本案诉争缺乏关联。
本案案号：（2011）园商初字第0018号
案例编写人：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陈静英 戴 宜 郭 路
——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判决信博公司诉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客户依授信协议约定向银行申请发放贷款的，银行亦应按协议约定进行审查。银行怠于依授信协议约定订立贷款合同的，客户有权请求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案情
2010年8月，上海信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信博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简称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签订授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同意向信博公司提供170万元循环授信额度供其使用，授信期间从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信博公司使用授信额度必须逐笔申请，由银行逐笔审批同意，具体事项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信博公司提供房地产作为抵押；其有权要求银行按协议规定的条件提供授信额度内贷款或其他授信，有权按协议约定使用授信额度；银行应按协议及各具体合同规定的条件在授信额度内向信博公司发放贷款或提供其他授信等。授信协议签订后，信博公司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2010年9月，信博公司向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提出申请，要求拨发17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但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未予发放。故信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赔偿未按约发放贷款而给信博公司造成的损失20万元。
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信博公司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协商签订的授信协议成立有效。协议签订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就信博公司授信期限内提出的贷款申请，负有依据约定审查，并在对方不违反授信协议各项约定的情况下与之订立贷款合同的义务。信博公司提出贷款申请后，银行无正当理由拒绝与之订立贷款合同，存在其他违背诚信缔约原则之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鉴于信博公司起诉所主张的损失无法证明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行为相关联并属于相应责任范围，故对其诉请要求赔偿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信博公司的诉讼请求。
评析
近年来，基于授信额度合同所具有的吸引和保持优质客户以及能简化客户在将来实际使用银行资金或信用时的审批手续的优势，银行将此类合同大量应用于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事宜中。但该类合同非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合同种类，亦非银行业务合同中的传统形式，故对其性质、效力的审查，应以协议的订立背景与目的、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的范围等综合予以考量。
授信协议订立范围与目的。授信额度合同是指银行与客户之间就未来一定期限内客户特定业务开展的融资事宜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客户在额度使用期限内可要求银行贷予一定限额资金或信用授予，而客户则需承担获取授信额度的相应对价。就银行方而言，其可通过授信审查控制风险，而对客户方而言，则可通过获得授信，取得在将来一定期限内便捷融资的可能。
授信协议与贷款合同的区别与联系。授信出于风险控制，有明确的指向为银行“授予”客户，重在基本框架确定与贷款资格审查；贷款为双务合同，应当具备贷款金额、款项用途、利率等必备要件，贷款为授信可能后果，授信非贷款必要前提。即使授信协议约定了明确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设立了抵押担保，形式上与贷款合同类似，内容亦与贷款合同各项要件重合，但欠缺贷款金额、利率、用途等必备要素的同时，更缺少“客户提出贷款申请经银行审批通过”这一贷款合意形成环节，不能以授信合意取代贷款合意、更不应将贷款合同等同于授信合同。
结合本案，双方约定“乙方使用授信额度必须逐笔申请，由甲方逐笔审批同意，每次贷款或其他授信的金额、期限、具体用途等可由双方另签具体业务合同（含借据）、协议，或由乙方向甲方提交并经甲方接受的相关业务申请书予以约定”，双方实质上约定将来以另签具体合同（借据）或经银行接受的业务申请书为贷款合同形式要件，并以银行审查通过为将来合同成立前提，即诉争“授信协议”兼具预约订立本合同（贷款合同）的意思表示和构成本合同要约的要求，应独立于贷款合同，成为贷款合同的预约。
预约合同的契约审查。预约合同使当事人负有将来按预约合同规定的条件订立主合同的义务，而不负履行将来要订立的合同的义务。具体至本案，银行负有在授信期间内，申请人不违反授信协议约定，且授信人资信、贷款风险较之授信时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与申请人订立贷款合同的义务，而不负有依据客户申请直接发放贷款的义务。但预约合同本身也具备契约特征，故仍应以合同标准予以审查。如银行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立贷款合同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银行方承担。
具体责任承担方式。当事人基于预约而产生的权利是对将来订立本约的一种期待权，预约债权人有理由相信预约债务人将来会受此约束，并基于这种信赖而行事。如果预约债务人违反义务，则必将使预约债权人蒙受不利益。但损害赔偿的范围应是信赖利益，即预约债权人只能请求赔偿因此而遭受的损失，而不能按照预定的本约内容，请求赔偿其可预期的利益。故在银行方怠于依照授信合同约定订立贷款合同时，申请人可主张由此支出的订立费用、履行的准备费用等。而本案中，原告信博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因银行拒绝放贷行为，导致其无法向中远公司支付货款，从而未能及时向元强公司供货而发生违约金损失20万元。但原告未就该项损失进行举证，且该损失本身亦不属于原、被告间签订授信协议时一方能够预见的因违约可能造成对方损失的范围，故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损失与本案诉争缺乏关联。
本案案号：（2011）园商初字第0018号
案例编写人：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陈静英 戴 宜 郭 路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法律，如何面对私家侦探
1 法制与新闻杂志
与三位著名法学家的对话
本刊特约记者 王新环
8年前，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在上海创立。如今，在北京、南京、成都、沈阳等大中城市“私家侦探”以“调查事务机构”的名义公开或隐蔽地存在人们生活中，并且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此规范却相当滞后，如何正确对待这一“新生事物”已引起社会及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爱智维权商务调查中心接受国内外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等的委托，代理权利人进行初步调查取证，协助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打击，包括“侦查诱饵”的运用，帮助权利人尽快提供权利凭证、出具鉴定等工作。“爱智维权”现已培养和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专职调查员，到目前已完成百余件调查和咨询事务，从而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调查取证而著称于中关村……
提起私家侦探，人们自然会想起那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福尔摩斯。如今在西方国家，私家侦探已成为一种像律师或医生一样的普通职业。然而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私家侦探还是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事物。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私家侦探”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出现。“私家侦探”作为调查机构在某些范围内活动，其业务范围相当广泛且取得了一定社会效果。而不同地方的执法机关在是否允许其存在的问题上采取准予注册规范发展和坚决取缔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就此问题记者分别走访了我国著名的刑事程序方面的权威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何家弘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汪建成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周其华教授。下面便是记者访谈的主要内容。
“私家侦探”产生的社会背景
王新环：私家侦探现象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你们三位教授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并有一定见解和成果，那么，私家侦探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何家弘教授：私家侦探在英美国家有着长期的发展过程。自我保护是人类维持生存的需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自我保护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实现的，而且保护的对象仅限于人身安全。警察的出现，逐渐把这种“私人保安”转化为“公共保安”。
不同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护的方式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在美国，公民个人和民间组织在社会治安和犯罪预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国殖民者的影响。英国的治安体制具有“居民自治”的特点。17世纪，北美殖民地内一些市镇的地方政府又效仿英国的作法成立了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巡夜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公众要求增加安全保障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终于，人们认识到了这种治安体制的缺陷，认识到了单纯靠民众组织来维护社会治安的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一些城市便建立了专职的薪金制官方警察机构。
警察机构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众参与治安工作的结束。由于侵犯财产权的犯罪日益猖獗，而警察对此颇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很多工商企业都在寻找更有效的财产保安力量。于是，私人侦探业——私人保安业便应运而生了。这说明民众治安组织已经由业余性转化为专业性了。在这一转化中，阿伦·平克顿是个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对美国人来说，平克顿一词几乎就是19世纪后期美国和私人侦探的同义语。1850年，平克顿辞去了在芝加哥警察局中的职务，创建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平克顿侦探公司。平克顿侦探公司的早期业务主要是侦破发生在铁路上的盗窃案件和向铁路公司提供各种警卫性服务。美国内战结束后，面对盗劫银行、杀人越货等野蛮的犯罪，警方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便求助于平克顿侦探公司，大量的产业主也纷纷把财产安危托付给平克顿侦探公司。侦探们以大胆机智的行动博得了守法人的赞誉和违法者的恐惧。
阿伦·平克顿在创建侦探公司时十分重视公司的信誉和服务质量。他主持制定了“平克顿准则”以规范侦探们的职业道德。该准则中规定公司雇员不得私收酬金、不得调查公共官员的行为、不得染指社会丑闻、不得直接为政党服务，等等。继后，美国一些人也纷纷投身于私人保安业。20世纪以后，美国工商业界对于私家侦探的关心日益加强，这是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并导致各种犯罪活动的剧增。这样雇主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多方面的严重威胁，而警察根本没有能力向他们提供有效的保护，所以他们只好求助于私人侦探公司或保安公司。
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不断地推动着私人侦探业的发展，并终于使之演化成综合性的私人保安业。
怎样正确看待西方国家私家侦探的发展趋势
王新环：西方国家私家侦探业和保安业在“二战”后继续发展，其表现为：队伍规范逐渐壮大,业务空间不断拓展,服务对象日益增加，用于保安费用逐年递增，私家侦探的数量明显超过正式警察的数量。西方国家私家侦探的这一发展趋势究竟是历史的倒退还是社会的进步？
何家弘教授：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国家私家侦探事务所的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初，西方社会都纷纷加强了官方的警察力量，私家侦探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犯罪案件的调查方面受到了限制。这期间私家侦探的服务重心已经从单纯的犯罪案件后的调查转移到综合的多种危险前的预防。由于危险前的预防恰恰是警方工作的薄弱环节，所以私家侦探业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侦探调查、警卫巡逻、武装押运、保安设备、保安咨询和测谎审查等为主要业务形式的庞大的社会职业。本世纪60年代以来，私家侦探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加强。
当然，社会对于私家保安业的发展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私家保安业的发展对社会有益，因为它填补了社会治安管理机制中的空白，弥补了官方警察力量的不足。有人则认为私家保安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倒退，因为很多私家保安业活动都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都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须禁止的。然而，无论人们赞成与否，私家侦探业的发展势头仍然有增无减。这种公民保安的私人形式并非社会的倒退，而是在更高水平上对人类社会早期功能的恢复。
私家侦探业的存在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中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北欧、南美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中也有私家侦探公司，就连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中也有私家侦探公司，如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我国历史上亦曾有过专为达官富贾保护财产、押送财物和提供人身警卫的“镖局”，其功能与西方国家早期的私家侦探事务所十分相似。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和地区也纷纷成立了与此类似的“保安公司”。
私有侦探与保安业的范围包括哪些内容
王新环：在日常生活中，私人侦探业和私人保安业是密不可分的，私人保安业产生于私人侦探业，但私人侦探业只是私人保安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私家侦探与保安业的范围有哪些呢？
何家弘教授：当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往往习惯于首先向警方求救。然而，由于警力严重不足，很多人便只好自己采取保安措施了。从目前来看，私家保安业务主要有：警卫业务、保安设备业务，武装押运业务，还有调查业务，我要重点介绍一下调查业务。
调查是私家侦探业的一项主要业务。西方国家发展到目前，调查业务的范围十分广泛。它包括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调查、家庭纠纷的调查、失踪人的调查、雇前调查、内盗调查、各种证据的收集和各种秘密行动。私家侦探从事调查所服务的对象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公司，抑或是公共机构和团体，服务的对象遍及社会的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但比较多见的是工厂、商店、医院、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公民个人。
私家侦探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调查活动去获得各种情报或证据。侦探所要搜集的情报或证据往往与下列事务有关：已经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犯罪活动和其他违法活动的情况；任何个人的身分、性格、习惯、行为、住址、名声及其亲友的情况；任何公司、机关、团体的信誉、资金、业务、人员及其他有关的背景情况；职业申请人的个人历史和背景情况；雇员、工作人员、合伙人和契约人的行为、信誉、效率、道德及活动等情况；雇员反对雇主的活动情况；商店中顾客偷拿货物的情况；雇员的盗窃、贪污及其他犯罪行为；任何声明或文件的真伪；失踪人的去向；丢失或被窃财物的下落；
与各种动产或不动产有关的火灾和其他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各种情报或证据的可靠程度。此外，私家侦探还要负责为各种调查委员会、奖励基金会或法院就各种有关的事务收集情报和证据。
私家侦探组织与国家设立的公共执法机构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王新环：社会正常秩序的运行需要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才能得以维系。维护治安职能的组织也是多种多样的，以警察为代表的公共执法机构是保护社会安定的主要力量，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私家侦探组织与公共执法机构的各自作用和相互关系呢？
何家弘教授：私家侦探和警察组织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虽然都是为维护社会安全服务，但是具体说来，私家侦探业主要服务于公民的私人利益，即主要对付那些涉及私人权利和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警察组织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但主要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即主要对付那些危害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
尽管从理论上说公共执法机构也负有预防犯罪的职能，但是在实践中他们的主要行动都是用于对已经发生的犯罪案件的反应。以事先预防为主要职能还是以事后打击为主要职能，成为私家侦探和公共保安组织的重要区别之一。另外，私家侦探提供的服务都是有偿性的，工作人员从雇主那里领取薪金，而警察组织的资金来源为政府预算或公共基金，其服务多为无偿性的。
私家侦探与警察组织的法律权限也不同。私家侦探不具有法律赋予的警察权力；而警察组织一般是由公民的控告或报案启动的以打击犯罪为主的活动，其活动的目标是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
一般来讲，同犯罪作斗争不仅是警察的职责，私家保安与侦探也成为社会中对付犯罪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实际中，私家保安与侦探业与警察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磨擦。私家侦探业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人员素质低且缺乏专业培训、缺少统一的规章制度等等，而警察有比较明确且严格的招募标准、培训计划和行为准则。警察的顾客是公众，需向公众负责，国家制定了警察进行侦查和逮捕的规则，警察应遵守这些规则并在行动中向公众负责。然而，私家侦探在处理同样的犯罪问题时是受雇于雇主，其行动并不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他们不必遵从警察所必须遵守的行动规则，他们不必向公众负责，而只对其自己、职业、雇主和客户负责。
私家侦探是否容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王新环：私家侦探这一直接与公民基本权利有关的法律问题，正渐渐走近我们这个多彩的现实世界中，甚至法律界也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和发展。在我国的南京、成都、武汉、哈尔滨、北京等城市近年来私家侦探悄然冠以各种商务调查机构名义进行活动着，那么这种私家侦探是否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呢？
汪建成教授：私家侦探往往容易侵犯他人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拒绝、排斥任何未经法律批准的监视、窥探和防止个人私生活秘密、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权利。获取个人数据、信息必须事先经过批准且使用公正手段。由于私家侦探并不具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公开的、强制的手段，那么他们开展活动往往是秘密进行的，这就容易侵犯公民隐私权。今年4月30日《辽沈晚报》报道：辽西第一家专业调查公司因其专司刺探别人隐私营利的侦探所被锦州市公安捣毁。这是因为这家调查公司开业以来，共接两笔生意，都是替怀疑丈夫有外遇的女人进行调查摸底，对被调查人进行跟踪、盯梢、拍照，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
私家侦探是否能在民事司法领域里进行某种活动？
王新环：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实行当事人主义，原告、被告双方诉讼地位完全平等。诉讼活动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否允许一些商务调查公司进行调查和搜集证据？
周其华教授：应该说一些依法成立的各种调查公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接受委托后有权进行调查和搜集证据。据今年1月18日一家报纸报道：南京出现一家私家侦探所，公司所在地在南京夫子庙一条小巷子里，该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资信调查、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调查取证以及个人委托的其他调查等。南京市工商局核发给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的名称是：南京××经营调查咨询有限公司，其成员由3人组成：一位曾在公安部门工作，一位退役侦察兵和一位律师，都有丰富的调查取证经验。南京大学周元伯教授说：私家侦探调查取证手段要合法；中国程序法中没有规定私家侦探的调查结论法庭不采信。私家侦探的调查是为了向委托人提供真实情况，保证当事人知情权不受侵犯。
私家侦探具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其活动范围并非囿于侦查刑事案件，更多的是非诉讼领域和民事案件，尤其是证据难以获取的知识产权案件中。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爱智维权商务调查中心是一家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调查取证与法律咨询为主的专业服务机构，接受一些国内外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等的委托，代理权利人进行初步调查取证，协助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打击，包括“侦查诱饵”的运用，帮助权利人尽快提供权利凭证、出具鉴定等工作。“爱智维权”现已培养和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专职调查员，到目前已完成百余件调查和咨询事务，从而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调查取证而著称于中关村。这些调查公司与私家侦探的职能并无二致，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自发产生的特有行业，它的兴起确定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应对各种目的调查机构进行合理布局，避免过多、过滥。明确开业注册制度并按工商行政法规的要求进行规范登记，在取得工商执照后方可营业；对名不符实的应限期到工商部门转办执照，无证经营者予以取缔；制定调查权利义务责任书，明确法律责任；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规范管理。
私家侦探获取的证据证明力问题
汪建成教授：证据是认定某一事实是否存在的根据。搜集证据、研究证据并判断证据，是确认事实存在与否的全部内容。在诉讼中，证据是认定案件真实情况的唯一根据，除此再无其他途径。在刑事诉讼中，搜集证据必须是经法定执法主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种类才能成为法庭证据。显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私家侦探是没有相应法律地位的，其收集的证据也不能直接在诉讼中使用，其法律效力也不好确定，亦与法律规定的直接言辞原则相违背。
周其华教授：证据取得程序必须合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而私家侦探所取得的证据往往很难满足程序合法这一要件。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果在录音时明确告知对方在录音且对方表示同意，这样的录音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私家侦探业在中国发展的趋势
王新环：私有侦探在我国尚未被法律认可，目前私家侦探在全国各地的遭遇不同也同时反映了各地对其存在与发展态度上的差异。显然采取简单地否定并不是合乎理性的行为。那么，私家侦探在中国发展的趋势应如何预测？
周其华教授：1992年，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接着北京等一些特大城市相继成立了类似机构。于是这些机构活动中存在问题暴露出来：一些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以商务调查为幌子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等等。1993年9月7日，公安部颁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通知中称：“鉴于这些民间机构的营业范围、权利义务等均无法律依据，所经营的各类业务已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门分工管理，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一些手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使了国家执法部门的部门权力，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为此，现决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现有此类机构“认真清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
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社会现象。判断一个行业有无存在必要和产业前景是否广阔，关键看其是否存在社会需求。私家侦探业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可能有一个较大的拓展，因为随着国家法律的不断健全，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会日渐增多，而我们的公共执法部门却无法满足一些特定的专门需求。面向百姓个人服务是私家侦探发展方向，也是目前业务量扩大的原因。
汪建成教授：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法律现实来看，还不宜开展私家侦探。具体原因有三个：⑴获取证据手段易违法，证据证明力不好确定；⑵容易侵犯隐私权。在文明社会里，窥窃隐私不是一个文明之举；⑶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措施，不易对其管理和规范。
挪用公款罪诸问题研究
夏立彬
一、挪用公款罪概述
根据《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实际上，《刑法》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的规定也是对挪用公款罪的立法。挪用公款罪是挪用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演变于贪污罪，该罪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在国外立法中，绝大多数国家把挪用公款罪作为贪污罪来追究。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14条第2款规定的贪污行为实际上是挪用公款行为，该条文规定“犯罪人仅以暂时使用物品为目的，并且在暂时使用后立即予以归还时，适用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
早在唐朝时，《唐律》就规定了“私借官物”、“私贷官物”、“假请官物”等行为以贪污论处。例如《唐律·疏议》中规定“监临主守之官，以所监临主守之物，谓衣服、毯褥、帷帐、器玩之类，但是官物，私自借，若将（持以）借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过十日，计所借之物，准坐赃物减二等，罪止徒二年。”
此后，宋明清等王朝也仿效唐律，对“私借官畜”、“私贷官物”、“私借钱粮”、“乘官马船车载私物”等行为规定以罪论。例如明朝的《大明律》规定“凡因公差，应乘官马、车、驼等者，除随身衣杖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十，第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其乘船车者，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第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当该司官，知而纵容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若应合迎运家小者，不在此限。” 另外，清朝于1911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第391条、第392条把挪用公物类的行为规定为侵占罪，且处刑较重。 由此可见，古代封建国家对官吏利用职权私自挪用借用公物的行为惩治是严厉的。
在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也出现过挪用公款定罪处罚的规定，不过那时把挪用公款罪作为贪污罪的一种表现形式来追究刑事责任的。例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第3条规定：“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罪论处。”
1979年《刑法》第126条规定了挪用罪。挪用罪的犯罪对象是《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中除了扶贫、移民之外其他五种特定物，即用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等特定款物。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对挪用罪进行了修改：一、增设了挪用公款罪；二、挪用的犯罪对象从五种特定物扩大到七种特定物，并将挪用特定物的行为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从重情节处罚；三、将挪用公款罪的刑罚幅度提高至无期徒刑；四、增加了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以贪污罪论的规定。现刑法继承《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成果，对挪用公款罪作了适当的修改与完善。即缩小了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围，把“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删除了“挪用不退还的行为”以贪污罪论的规定而是作为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量刑情节。
二、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问题探究
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主要有两类，即公款与七种特定物款。公款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款是指公共款项、国有款项和特定款物以及非国有单位（金融机构）和客户资金的统称。狭义的公款，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即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 对于《刑法》第384条第1款规定的“公款”是指广义的含义，还是狭义上含义？在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笔者以为，不管是从广义的角度，还是从狭义上角度去理解“公款”的含义，都有失立法原意。关于“公款”的含义，应结合根据《刑法》第384条第2款、《刑法》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刑法》第91条的规定及有关的司法解释的立法原意来理解，那么“公款”应包括以下八种情形：（一）、国有款项。具体包括各类国家机关的公款、各级各类国有公司、企业的公款、各级各类国有事业单位的公款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3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1条规定的教育经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04条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经用的销粮款与粮食收购资金贷款等;（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款项。具体包括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等集体所有企业，以及经济合作社、信用社等集体经济组织的公款等；（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款项。例如《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基金等；（四）、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资金款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4条规定的公检法机关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孳息等。再者，私有公司破产清算时，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清算组成员，利用自己清算职务上的便利，将该公司的资金挪作个使用，根据《公司法》第218条之规定，也可构成挪用公款罪；（五）、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公款（参见《刑法》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之规定）；（六）、用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扶贫等七种特定款物（参见《刑法》第382条第2款之规定）；（七）、中外合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公司、企业中资金。《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第2条第1款规定“股份制企业，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切实维护公有制财产不受侵害。”这说明了目前我国的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公司、企业均属于国有公司、企业；（八）、其他公款。一般来讲有：（1）、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经手的款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第二款的解释》（下称《九十三条解释》）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经手的下列几种情形的款物也是挪用公款的犯罪对象，具体包括 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等五种款物；②、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款物； ③、国有土地的经营款；④、土地征用补偿费用；⑤、代征、代缴税款；⑥、计划生育、户籍、征兵等工作经管的款物；（2）、居民委员会的公益事业费和工作经费等款项。例如1989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的经费来源，属于本地区公益事业费的，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或受益单位筹集，属于居委会工作经费的，包括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助费由人民政府拨给。那么居民委员会的公益事业费和工作经费等款项也属于公款；（3）、尚未注册成立国有公司的资金。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19号“关于挪用尚未注册成立公司资金的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筹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公司登记注册之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准备设立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上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的或进行非法活动的，应当根据刑法第272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此解释，尚未注册成立国有的公司的资金也是公款。
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除了上述情况外，是否还包括一般的公物？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公款与公物都属于公共财产，二者无本质的区别，应受到同等的刑法保护；公物可以折价为公款，追究挪用公物行为的刑事责任并不存在诉讼上障碍。 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就“关于挪用公物案件如何处理问题”作出解释规定：“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处罚。”另一意见认为，刑法典明确限定了本罪犯罪对象范围，不包括一般公物，因此按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一般公物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如2000年3月15日施行的高检发释字[2000]1号《最高人民检察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下称高检发释字[2000]1号批复）作出规定：“挪用非特定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如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定罪处罚。”上述两种观点均不完全符合立法原意。结合二家之言，笔者以为：对于挪用公物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假如行为人以追求公物的商品价值为目的，将挪用的公物予以变现为价款归个人使用的，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具体理由如下：⑴、高检发释字[2000]1号批复的规定不合理，“挪用非特定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与“如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存在着冲突，从语义层次与逻辑层次去分析该规定之条文，前款是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后则又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违反了语义逻辑的周延性，该批复规定实际上是废条文（2）、从刑法第384条规定来看，第2款所规定的“款物”的含义应涵盖于第1款规定的“公款”之中。对于挪用款所规定的七种特定款物的行为比挪用第1款规定的公款行为来个“从重处罚”，如果第1款规定的“公款”含义不能涵盖了第2款所规定的“款物”的话，就不存在“从重”的必要前提和合理依据。那么，该《刑法》第384条的立法规定缺乏应有的逻辑周延性。 （3）、公款与公物都属于公共财产，二者在价值上具有互转性，用款可购物，卖物可得款。有时挪用公物比挪用公款的社会危害性还要大，例如挪用价值30万元的轿车进行变卖将款项归个人存入银行套取利息与挪用公款5万元存入银行牟利来相比二者危害性，不言而喻了。公物与公款理应均是刑法的保护对象，但是，如果对法律规定的公款进行扩大解释为任何公物，这样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也有损刑法人权保障之价值；同样，一概排斥公物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使人们怀疑刑法存在的价值。因此，对于挪用公物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区别对待：假如行为人只是利用公物的使用价值，而未使公物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对此挪用公物行为，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假如行为人以追求公物的价值为目的，挪用公物予以变现为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从形式上看，这时的挪用虽与挪用纯粹的公款或七种特定物款的行为有所不同，但从行为的整体过程来看，是规避法律而变相挪用公款，其本质与《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行为是没有区别的。例如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私自挪用或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孳息等，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4条规定，应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公款的表现形式主要为货币，包括人民币和外币；有时还表现为国库券、票据、债券等有价证券。一般情况下，有价证券可以通过兑换、贴现转化成现金。从实际意义上讲，有价证券也是货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0月13日作出了《关于挪用国库券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是最好的例证，该批复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符合《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构成犯罪的，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问题
关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问题在新《刑法》没修改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争议，主要代表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除上述人员以外的其他人不能构成本罪，但可构成本罪共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主体只能是特殊主体，即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 《刑法》修改后，根据《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第185条第2款的规定，第二种观点已形成通说。但是，结合现行法律及法律解释从立法愿意来理解，笔者以为第二种观点还有欠缺。一般情况下，挪用公款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有时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理由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具体范围如何？依《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具体包括两类人员：第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刑法第93条第1款所规定的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就是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第二类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1）、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文理角度对《刑法》第93条的条文进行逻辑分析，不管是第1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第2款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都脱离不了他们最本质的特征--“依法从事公务”。
（二）、依法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也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成立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标准。 公务有国家公务与集体公务之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认定为国家公务，在司法实践中，并无多大争议。集体公务是包含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依法从事公务”中，值得商榷。从《刑法》第93第1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含义来看，这里“公务”的性质是指“国家事务”，不包括集体事务。另外，《刑法》第93条第2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也应理解为“国家事务”。虽然《九十三条解释》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的几种公务认定“国家事务”，但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村民选举产生，管理村内集体事务，其管理活动不具有国家公务性，村所以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本身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九十三条解释》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界定为“从事国家公务”，即从事 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和发放；②、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款物的管理和发放； ③、国有土地的经营款管理；④、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和发放；⑤、代征、代缴税款；⑥、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等工作；⑦、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行政管理工作”实际上属于“国家事务”，不属于“集体事务”。
（三）、从《刑法》第93条的规定来分析：第一、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依照“其他从事法律公务的人员”与 “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同义概念，不能相提并论。 “从事法律公务的人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被选举、任命、担任一定职务，从事一定管理事务的人员。 其外延比“国家工作人员”广，其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从事法律公务的人员”等。第二、通过词义进行理解分析，第2款第3项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内涵涵盖了第2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人员范围之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然而立法者却在《刑法》第93条第2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并列，也许是突出这些准国家工作人员在其中的地位的用意。另外，鉴别某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必须是依法从事公务；（2）、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范围内从事公务；（3）、从事的公务事务必须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 综上所述，把“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从事法律公务的人员”同义而语是不正确的。
（四）、在某种特殊情况下，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例如临时工等。临时工没有被所在单位正式录用在编，一般从事劳务活动，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是以代表国家名义从事法律允许公务活动时，其就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例如，2001年第9期的《人民司法》中的“司法信箱”有这么一个答复：“某乡政府临时工，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挪用其负责经管的移民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而该乡政府的临时工，并非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其协助政府负责经管移民资金的行政事务，实际是属于“从事国家事务”。《第93条第2款的解释》指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而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并非《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可以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综上所述，均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并非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某种情况下，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因此，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特殊主体，即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提法有不当之处。
四、挪用公款归个使用的问题探究
（一）、 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立法解释与思考。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通过《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为《1998年解释》）规定指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该解释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等同为个人，视为非单位。而《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并未有排除“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这有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6月2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有关问题的解释》（下称《单位犯罪解释》）明确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可得明证。另外，《公司法》规定，“公司投资主体可以由多种成分构成，其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可由私人股东联合投资组成，是企业法人”，这与《1998年解释》将“私人股东联合投资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视为个人有不协调之处。鉴此，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学者，对《1998年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应如何理解的问题，争论不休。为期统一认识、统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9月18日又通过了《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为《2001年解释》）。该解释指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以下三种情形：（1）、挪用公款归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使用；（3）、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但是，就从《2001年解释》第二项来讲，把“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区分私有与公有，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我国的《个人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存在着法人与非法人之分，也不存在公有与私有之分，以致造成刑民冲突。由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自己谋取私利的，也是挪用公款私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理应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但从《2001年解释》第三项规定来讲，以强调“个人名义”是挪用公款的必要条件，势必影响对这类挪用公款行为的打击力度。为了纠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不合理解释，协调国内立法以及符合WTO规则需要，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2年4月28日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下简称为《2002年解释》）规定，该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问题包括：“（1）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2002年解释》第三项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修正了《2001年解释》第三项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立法含义。对于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应具体分析：1、为了私利将公款拆借给私有企业、个人使用的，应以挪用公款罪处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个人盗用单位名义进行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私利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和私情方面的利益；可以是合法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利益。2、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借给私有企业、个人使用的，不应以挪用公款罪处罚。这是单位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挪用公款罪是自然人犯罪不是单位犯罪。例如，原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陶世典在任职期间（1995、4-1996、8）利用职权先后11次本单位保管的执行款2364万元借给8个单位和个人，所得利益均归单位。至案件判决时为止，还有716万元未还。最后，法院判决被告人陶世典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刑他字第58号]批复中指出：“被告人陶世典是单位名义将公款非法借给他人使用，其目的是为本单位谋利益，所得利息已全部归单位所有，没有中饱私囊其行为与挪用公款的本质特征不符，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二）、挪用公款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性质与认定
1、将公款挪给私有公司、企业使用的性质。私有公司、企业按其承担民事责任方式可分为法人型私有公司、企业和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单位犯罪解释》之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应视为单位。如将公款挪给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不能认定为“归个使用”。如将公款挪给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则可认定为“归个使用”。这是因为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在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其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融为一体，企业的人格与自然人的人格等同，挪用公款归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与“归个使用”无实质的区别。
2、挪用公款给“私挂公”企业使用的性质。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由个人出资，挂靠集体、国有企业之名“假公”企业。关于“私挂公”企业性质问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在《关于处理个体、合伙经营及私营企业领有集体企业“营业执照”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司法机关在审理刑事案件或经济纠纷案件所涉及企业性质问题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司法机关介绍情况，建议是什么所有制性质就按什么性质所有制对待。”那么，“私挂公”企业实质是私有企业。如果行为人明知“私挂公”企业的性质，如将公款挪给“私挂公”企业使用的，有两种情形，应区别对待，假如挪用给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不能认定为“归个使用”；假如是挪用给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则可以认定为“归个使用”。如果行为人不知“私挂公”企业的性质，按照主、客相统一的归罪原则来论，行为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五、挪用公款用途问题探究-“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判别
（一）、对“营利活动”问题的探解。关于“营利活动”的范围，刑法第384条没有涉及，《1998年解释》第2条第2款虽列举规定“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但“营利活动”的范围如何？理论上有不同的争执。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既包括“合法的营利活动，也包括不合法的营利活动”；
第二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仅指“合法的营利活动，如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不包括非法的营利活动。”
第三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仅指“以合法手段谋取合法经济利益的行为，不包括非法的谋取经济利益或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行为，更不包括谋取非经济利益的行为。”
第四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是指“使用人利用被挪用的公款进行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第五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是指“在法律范围内从事的工商业经营谋利活动。因此，它只能指合法的营利活动，不包括非法的营利活动。” ……
笔者认为，上述第五种观点是正确的。这可从 2000年第1期的《人民司法》之“司法信箱”上载的《挪用公款借给承包经营者发工资是否构成犯罪》答复，便略见一斑。该答复指出“挪用公款借给承包经营者作为年终发放职工工资款，该笔款项属于经营活动中必须支付的经营成本，故属于‘营利活动’。至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应当查明其是否明知挪用公款的用途。如果明知的以数额较大为定罪标准，如果不明知的，以超过3 个月未还为标准。”僻如说，行为人挪用公款不是存入银行、不是用于集资、不是购买股票和国债等，而将挪取的公款借给私人牟取利息、买房投资等，行为人从事这些活动均有利可谋，且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经营的，这与“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无实质的区别，不能说不是“营利活动”。
关于挪用公款为“营利活动”做准备，是否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之问题。在理论上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应是指利用公款进行直接的工商业经营谋利活动，而不包括为‘营利活动’做准备的挪用行为” ；另一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为‘营利活动’作准备的行为，是公款的非法使用人整个营利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应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如果为“营利活动”做准备也认定为“营利活动”，这就会扩大刑罚权。这是因为行为人在挪用公款为“营利活动”做准备时，在客观上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利润或利益，会造成主观归罪。
比如，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行为人挪用公款为个人注册公司后归还的问题。对此行为的定性。笔者认为，不宜将此行为定为“营利活动”。 因为注册是公司、企业成立的必备条件，使用注册资金尚未有经营活动，不是个人营利行为。但是，为个人注册公司挪用公款，也是挪用行为。此行为是否构罪？应视情况分析：公款挪用给个人注册公司后又归还行为的，这其中存在着时间段问题，挪用3个月以上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注册时间未超过3个月的，不能定挪用公款罪，但其注册后又归还公款的行为，属于注册资金抽逃行为。如果公司成立后抽逃注册资金，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根据刑法第159条之规定应以抽逃出资罪（共犯）定罪。
(二)、“非法活动”的理解。关于“非法活动”范围，在理论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仅指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不仅包括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还包括一般的违法活动。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理由是：1、从《1998年解释》第2条第3款列举规定“走私、赌博等是非法活动”来看，“非法活动”不是仅限于犯罪活动，如把“非法活动”仅限于犯罪活动，缺乏法律依据；2、如把“非法活动”仅限于犯罪活动，不能对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进行充分保护，使刑罚保护机制功能不能发挥作用；3、如把“非法活动”仅限于犯罪活动，缺乏其内涵周延性，违反语法逻辑。
（三）、“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之界定。区别某一活动是属于“营利活动”，还是“非法活动”？ 在法律上没有一个界定标准，笔者以为，应从两个方面去把握。第一、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认识错误理论来界定。任何犯罪的构成都不能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如挪用公款归个人自己使用情况下，应以行为人对公款实际用途认定行为人挪用性质，不因行为人对行为性质认识的错误，而否定其行为本身的性质。如果挪用公款归他人使用的情况下：行为人明知使用人对公款的使用情况的，应按公款实际用途认定行为人的挪用性质；行为人不知使用人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以“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未还”作为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 ，对行为人不宜认定为“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第二、结合公款使用人自身的情况来界定是“营利活动”还是“非法活动”。例如，行为人挪用公款经商办企业，如果是行为人自己或与他人共营的，这种行为违反国家政策的规定即国务院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应认定为“非法活动”；如果行为人未参与经商办企业，而是将给他人从事合法经营活动的，则认定为“营利活动”。
六、关于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问题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问题，《补充规定》以贪污论处，而《1998年解释》限制解释为“挪用公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同时将“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推定为非法永远占有公款的故意而以贪污论处。据此，从反面理解，行为人挪用公款不退还，如果主观原因不退还的是贪污罪，客观不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如果行为人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公款时，那么如何区分行为人是主观上不能还，还是客观上不能还？笔者认为，这要根据行为人的经济、财产状况来界定，如果行为人有足够的经济、财产能力的，而不予退还的，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不还；反之，可认定行为人是客观上不能还。但是，这时证明责任应在公诉机关。
《1998年解释》把“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处，存在着客观归罪之嫌。从现实情况来看，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情形较复杂，对此问题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行为人是想把公款“占为有己有”而潜逃的，可以贪污论处；如果行为人是出于其他原因潜逃的，不是把公款“据为己有”的 ，应按挪用公款罪论处。但是，这时的证明责任归于行为人自己。
七、挪用公款罪的停止形态问题
挪用公款罪的既遂形态问题。 犯罪停止形态是指在故意犯罪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停顿的犯罪行为状态，包括犯罪的既遂、预备、未遂和中止。判断挪用公款罪既遂的标准，应当看行为人取得公款使用权后，其挪用行为是否具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的既遂形态有三种形式：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并进行非法活动；二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并进行了营利活动；三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本罪在前两种情况下构成既遂的条件是发生公款挪而被使用的结果；第三种情况下的既遂状态，不考虑公款是否被使用结果，而是以公款被私自控制超过一定期间来界定。
挪用公款罪未遂形态问题。挪用公款罪作为结果犯，理应存在未遂问题，最后一种以“超过三个月未还”为必要条件，不存在犯罪未完成的问题，只存在于第一、二种形式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虽其已着手实施挪用公款犯罪行为，但尚未能将公款挪出。对此，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二是行为已将公款挪出，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尚未使用。这种挪而未用行为，实际上已经侵害公款的所有权，应比照挪用公款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
挪用公款罪的预备、中止形态问题。挪用公款罪的预备形态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了挪用公款犯罪的预备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挪用公款的实行行为而未完成犯罪的停止形态。例如策划挪取公款的方法、步骤以及将公款挪取如何使用等。挪用公款罪中止形态是指行为人在挪用公款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而未完成犯罪的停止形态。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性客体，主要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在第二、三种情况中，挪用公款以“数额较大”为必要条件，不存在犯罪预备、中止形态问题。故挪用公款罪的预备、中止形态只存在于第一种情况中。
黄风译：《意大利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意大利刑法典》第314条原文规定“公务员或受委托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因其职务或服务原因占有或掌握他人的钱款或动产，将其据为已有的，处以3年至10年有期徒刑。当犯罪人仅以暂时使用物品为目的，并且在暂时使用后立即予以归还时，适用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
萧榕著：《世界著名法典－中国古代法卷》之《唐律疏议》，法制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萧榕著：《世界著名法典－中国古代法卷》之《大明律》，法制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大清新刑律》第391条规定“侵占自己依法令、契约照料他人事务之管有物、其有物或属于他人所有权、抵当权及其他物权之财物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第392条规定“侵占公务上或业务上之管有物、其有物属于他人所有物、抵当物及其物权之财物者，处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
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第314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分则（六）]》第90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版。
1 法制与新闻杂志
与三位著名法学家的对话
本刊特约记者 王新环
8年前，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在上海创立。如今，在北京、南京、成都、沈阳等大中城市“私家侦探”以“调查事务机构”的名义公开或隐蔽地存在人们生活中，并且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此规范却相当滞后，如何正确对待这一“新生事物”已引起社会及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爱智维权商务调查中心接受国内外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等的委托，代理权利人进行初步调查取证，协助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打击，包括“侦查诱饵”的运用，帮助权利人尽快提供权利凭证、出具鉴定等工作。“爱智维权”现已培养和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专职调查员，到目前已完成百余件调查和咨询事务，从而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调查取证而著称于中关村……
提起私家侦探，人们自然会想起那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福尔摩斯。如今在西方国家，私家侦探已成为一种像律师或医生一样的普通职业。然而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私家侦探还是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事物。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私家侦探”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出现。“私家侦探”作为调查机构在某些范围内活动，其业务范围相当广泛且取得了一定社会效果。而不同地方的执法机关在是否允许其存在的问题上采取准予注册规范发展和坚决取缔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就此问题记者分别走访了我国著名的刑事程序方面的权威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何家弘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汪建成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周其华教授。下面便是记者访谈的主要内容。
“私家侦探”产生的社会背景
王新环：私家侦探现象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你们三位教授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并有一定见解和成果，那么，私家侦探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何家弘教授：私家侦探在英美国家有着长期的发展过程。自我保护是人类维持生存的需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自我保护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实现的，而且保护的对象仅限于人身安全。警察的出现，逐渐把这种“私人保安”转化为“公共保安”。
不同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护的方式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在美国，公民个人和民间组织在社会治安和犯罪预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国殖民者的影响。英国的治安体制具有“居民自治”的特点。17世纪，北美殖民地内一些市镇的地方政府又效仿英国的作法成立了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巡夜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公众要求增加安全保障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终于，人们认识到了这种治安体制的缺陷，认识到了单纯靠民众组织来维护社会治安的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一些城市便建立了专职的薪金制官方警察机构。
警察机构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众参与治安工作的结束。由于侵犯财产权的犯罪日益猖獗，而警察对此颇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很多工商企业都在寻找更有效的财产保安力量。于是，私人侦探业——私人保安业便应运而生了。这说明民众治安组织已经由业余性转化为专业性了。在这一转化中，阿伦·平克顿是个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对美国人来说，平克顿一词几乎就是19世纪后期美国和私人侦探的同义语。1850年，平克顿辞去了在芝加哥警察局中的职务，创建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平克顿侦探公司。平克顿侦探公司的早期业务主要是侦破发生在铁路上的盗窃案件和向铁路公司提供各种警卫性服务。美国内战结束后，面对盗劫银行、杀人越货等野蛮的犯罪，警方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便求助于平克顿侦探公司，大量的产业主也纷纷把财产安危托付给平克顿侦探公司。侦探们以大胆机智的行动博得了守法人的赞誉和违法者的恐惧。
阿伦·平克顿在创建侦探公司时十分重视公司的信誉和服务质量。他主持制定了“平克顿准则”以规范侦探们的职业道德。该准则中规定公司雇员不得私收酬金、不得调查公共官员的行为、不得染指社会丑闻、不得直接为政党服务，等等。继后，美国一些人也纷纷投身于私人保安业。20世纪以后，美国工商业界对于私家侦探的关心日益加强，这是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并导致各种犯罪活动的剧增。这样雇主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多方面的严重威胁，而警察根本没有能力向他们提供有效的保护，所以他们只好求助于私人侦探公司或保安公司。
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不断地推动着私人侦探业的发展，并终于使之演化成综合性的私人保安业。
怎样正确看待西方国家私家侦探的发展趋势
王新环：西方国家私家侦探业和保安业在“二战”后继续发展，其表现为：队伍规范逐渐壮大,业务空间不断拓展,服务对象日益增加，用于保安费用逐年递增，私家侦探的数量明显超过正式警察的数量。西方国家私家侦探的这一发展趋势究竟是历史的倒退还是社会的进步？
何家弘教授：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国家私家侦探事务所的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初，西方社会都纷纷加强了官方的警察力量，私家侦探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犯罪案件的调查方面受到了限制。这期间私家侦探的服务重心已经从单纯的犯罪案件后的调查转移到综合的多种危险前的预防。由于危险前的预防恰恰是警方工作的薄弱环节，所以私家侦探业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侦探调查、警卫巡逻、武装押运、保安设备、保安咨询和测谎审查等为主要业务形式的庞大的社会职业。本世纪60年代以来，私家侦探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加强。
当然，社会对于私家保安业的发展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私家保安业的发展对社会有益，因为它填补了社会治安管理机制中的空白，弥补了官方警察力量的不足。有人则认为私家保安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倒退，因为很多私家保安业活动都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都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须禁止的。然而，无论人们赞成与否，私家侦探业的发展势头仍然有增无减。这种公民保安的私人形式并非社会的倒退，而是在更高水平上对人类社会早期功能的恢复。
私家侦探业的存在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中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北欧、南美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中也有私家侦探公司，就连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中也有私家侦探公司，如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我国历史上亦曾有过专为达官富贾保护财产、押送财物和提供人身警卫的“镖局”，其功能与西方国家早期的私家侦探事务所十分相似。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和地区也纷纷成立了与此类似的“保安公司”。
私有侦探与保安业的范围包括哪些内容
王新环：在日常生活中，私人侦探业和私人保安业是密不可分的，私人保安业产生于私人侦探业，但私人侦探业只是私人保安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私家侦探与保安业的范围有哪些呢？
何家弘教授：当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往往习惯于首先向警方求救。然而，由于警力严重不足，很多人便只好自己采取保安措施了。从目前来看，私家保安业务主要有：警卫业务、保安设备业务，武装押运业务，还有调查业务，我要重点介绍一下调查业务。
调查是私家侦探业的一项主要业务。西方国家发展到目前，调查业务的范围十分广泛。它包括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调查、家庭纠纷的调查、失踪人的调查、雇前调查、内盗调查、各种证据的收集和各种秘密行动。私家侦探从事调查所服务的对象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公司，抑或是公共机构和团体，服务的对象遍及社会的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但比较多见的是工厂、商店、医院、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公民个人。
私家侦探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调查活动去获得各种情报或证据。侦探所要搜集的情报或证据往往与下列事务有关：已经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犯罪活动和其他违法活动的情况；任何个人的身分、性格、习惯、行为、住址、名声及其亲友的情况；任何公司、机关、团体的信誉、资金、业务、人员及其他有关的背景情况；职业申请人的个人历史和背景情况；雇员、工作人员、合伙人和契约人的行为、信誉、效率、道德及活动等情况；雇员反对雇主的活动情况；商店中顾客偷拿货物的情况；雇员的盗窃、贪污及其他犯罪行为；任何声明或文件的真伪；失踪人的去向；丢失或被窃财物的下落；
与各种动产或不动产有关的火灾和其他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各种情报或证据的可靠程度。此外，私家侦探还要负责为各种调查委员会、奖励基金会或法院就各种有关的事务收集情报和证据。
私家侦探组织与国家设立的公共执法机构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王新环：社会正常秩序的运行需要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才能得以维系。维护治安职能的组织也是多种多样的，以警察为代表的公共执法机构是保护社会安定的主要力量，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私家侦探组织与公共执法机构的各自作用和相互关系呢？
何家弘教授：私家侦探和警察组织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虽然都是为维护社会安全服务，但是具体说来，私家侦探业主要服务于公民的私人利益，即主要对付那些涉及私人权利和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警察组织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但主要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即主要对付那些危害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
尽管从理论上说公共执法机构也负有预防犯罪的职能，但是在实践中他们的主要行动都是用于对已经发生的犯罪案件的反应。以事先预防为主要职能还是以事后打击为主要职能，成为私家侦探和公共保安组织的重要区别之一。另外，私家侦探提供的服务都是有偿性的，工作人员从雇主那里领取薪金，而警察组织的资金来源为政府预算或公共基金，其服务多为无偿性的。
私家侦探与警察组织的法律权限也不同。私家侦探不具有法律赋予的警察权力；而警察组织一般是由公民的控告或报案启动的以打击犯罪为主的活动，其活动的目标是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
一般来讲，同犯罪作斗争不仅是警察的职责，私家保安与侦探也成为社会中对付犯罪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实际中，私家保安与侦探业与警察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磨擦。私家侦探业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人员素质低且缺乏专业培训、缺少统一的规章制度等等，而警察有比较明确且严格的招募标准、培训计划和行为准则。警察的顾客是公众，需向公众负责，国家制定了警察进行侦查和逮捕的规则，警察应遵守这些规则并在行动中向公众负责。然而，私家侦探在处理同样的犯罪问题时是受雇于雇主，其行动并不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他们不必遵从警察所必须遵守的行动规则，他们不必向公众负责，而只对其自己、职业、雇主和客户负责。
私家侦探是否容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王新环：私家侦探这一直接与公民基本权利有关的法律问题，正渐渐走近我们这个多彩的现实世界中，甚至法律界也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和发展。在我国的南京、成都、武汉、哈尔滨、北京等城市近年来私家侦探悄然冠以各种商务调查机构名义进行活动着，那么这种私家侦探是否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呢？
汪建成教授：私家侦探往往容易侵犯他人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拒绝、排斥任何未经法律批准的监视、窥探和防止个人私生活秘密、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权利。获取个人数据、信息必须事先经过批准且使用公正手段。由于私家侦探并不具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公开的、强制的手段，那么他们开展活动往往是秘密进行的，这就容易侵犯公民隐私权。今年4月30日《辽沈晚报》报道：辽西第一家专业调查公司因其专司刺探别人隐私营利的侦探所被锦州市公安捣毁。这是因为这家调查公司开业以来，共接两笔生意，都是替怀疑丈夫有外遇的女人进行调查摸底，对被调查人进行跟踪、盯梢、拍照，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
私家侦探是否能在民事司法领域里进行某种活动？
王新环：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实行当事人主义，原告、被告双方诉讼地位完全平等。诉讼活动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否允许一些商务调查公司进行调查和搜集证据？
周其华教授：应该说一些依法成立的各种调查公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接受委托后有权进行调查和搜集证据。据今年1月18日一家报纸报道：南京出现一家私家侦探所，公司所在地在南京夫子庙一条小巷子里，该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资信调查、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调查取证以及个人委托的其他调查等。南京市工商局核发给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的名称是：南京××经营调查咨询有限公司，其成员由3人组成：一位曾在公安部门工作，一位退役侦察兵和一位律师，都有丰富的调查取证经验。南京大学周元伯教授说：私家侦探调查取证手段要合法；中国程序法中没有规定私家侦探的调查结论法庭不采信。私家侦探的调查是为了向委托人提供真实情况，保证当事人知情权不受侵犯。
私家侦探具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其活动范围并非囿于侦查刑事案件，更多的是非诉讼领域和民事案件，尤其是证据难以获取的知识产权案件中。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爱智维权商务调查中心是一家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调查取证与法律咨询为主的专业服务机构，接受一些国内外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等的委托，代理权利人进行初步调查取证，协助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打击，包括“侦查诱饵”的运用，帮助权利人尽快提供权利凭证、出具鉴定等工作。“爱智维权”现已培养和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专职调查员，到目前已完成百余件调查和咨询事务，从而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调查取证而著称于中关村。这些调查公司与私家侦探的职能并无二致，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自发产生的特有行业，它的兴起确定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应对各种目的调查机构进行合理布局，避免过多、过滥。明确开业注册制度并按工商行政法规的要求进行规范登记，在取得工商执照后方可营业；对名不符实的应限期到工商部门转办执照，无证经营者予以取缔；制定调查权利义务责任书，明确法律责任；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规范管理。
私家侦探获取的证据证明力问题
汪建成教授：证据是认定某一事实是否存在的根据。搜集证据、研究证据并判断证据，是确认事实存在与否的全部内容。在诉讼中，证据是认定案件真实情况的唯一根据，除此再无其他途径。在刑事诉讼中，搜集证据必须是经法定执法主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种类才能成为法庭证据。显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私家侦探是没有相应法律地位的，其收集的证据也不能直接在诉讼中使用，其法律效力也不好确定，亦与法律规定的直接言辞原则相违背。
周其华教授：证据取得程序必须合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而私家侦探所取得的证据往往很难满足程序合法这一要件。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果在录音时明确告知对方在录音且对方表示同意，这样的录音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私家侦探业在中国发展的趋势
王新环：私有侦探在我国尚未被法律认可，目前私家侦探在全国各地的遭遇不同也同时反映了各地对其存在与发展态度上的差异。显然采取简单地否定并不是合乎理性的行为。那么，私家侦探在中国发展的趋势应如何预测？
周其华教授：1992年，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接着北京等一些特大城市相继成立了类似机构。于是这些机构活动中存在问题暴露出来：一些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以商务调查为幌子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等等。1993年9月7日，公安部颁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通知中称：“鉴于这些民间机构的营业范围、权利义务等均无法律依据，所经营的各类业务已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门分工管理，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一些手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使了国家执法部门的部门权力，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为此，现决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现有此类机构“认真清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
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社会现象。判断一个行业有无存在必要和产业前景是否广阔，关键看其是否存在社会需求。私家侦探业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可能有一个较大的拓展，因为随着国家法律的不断健全，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会日渐增多，而我们的公共执法部门却无法满足一些特定的专门需求。面向百姓个人服务是私家侦探发展方向，也是目前业务量扩大的原因。
汪建成教授：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法律现实来看，还不宜开展私家侦探。具体原因有三个：⑴获取证据手段易违法，证据证明力不好确定；⑵容易侵犯隐私权。在文明社会里，窥窃隐私不是一个文明之举；⑶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措施，不易对其管理和规范。
挪用公款罪诸问题研究
夏立彬
一、挪用公款罪概述
根据《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实际上，《刑法》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的规定也是对挪用公款罪的立法。挪用公款罪是挪用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演变于贪污罪，该罪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在国外立法中，绝大多数国家把挪用公款罪作为贪污罪来追究。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14条第2款规定的贪污行为实际上是挪用公款行为，该条文规定“犯罪人仅以暂时使用物品为目的，并且在暂时使用后立即予以归还时，适用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
早在唐朝时，《唐律》就规定了“私借官物”、“私贷官物”、“假请官物”等行为以贪污论处。例如《唐律·疏议》中规定“监临主守之官，以所监临主守之物，谓衣服、毯褥、帷帐、器玩之类，但是官物，私自借，若将（持以）借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过十日，计所借之物，准坐赃物减二等，罪止徒二年。”
此后，宋明清等王朝也仿效唐律，对“私借官畜”、“私贷官物”、“私借钱粮”、“乘官马船车载私物”等行为规定以罪论。例如明朝的《大明律》规定“凡因公差，应乘官马、车、驼等者，除随身衣杖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十，第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其乘船车者，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第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当该司官，知而纵容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若应合迎运家小者，不在此限。” 另外，清朝于1911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第391条、第392条把挪用公物类的行为规定为侵占罪，且处刑较重。 由此可见，古代封建国家对官吏利用职权私自挪用借用公物的行为惩治是严厉的。
在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也出现过挪用公款定罪处罚的规定，不过那时把挪用公款罪作为贪污罪的一种表现形式来追究刑事责任的。例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第3条规定：“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罪论处。”
1979年《刑法》第126条规定了挪用罪。挪用罪的犯罪对象是《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中除了扶贫、移民之外其他五种特定物，即用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等特定款物。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对挪用罪进行了修改：一、增设了挪用公款罪；二、挪用的犯罪对象从五种特定物扩大到七种特定物，并将挪用特定物的行为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从重情节处罚；三、将挪用公款罪的刑罚幅度提高至无期徒刑；四、增加了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以贪污罪论的规定。现刑法继承《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成果，对挪用公款罪作了适当的修改与完善。即缩小了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围，把“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删除了“挪用不退还的行为”以贪污罪论的规定而是作为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量刑情节。
二、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问题探究
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主要有两类，即公款与七种特定物款。公款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款是指公共款项、国有款项和特定款物以及非国有单位（金融机构）和客户资金的统称。狭义的公款，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即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 对于《刑法》第384条第1款规定的“公款”是指广义的含义，还是狭义上含义？在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笔者以为，不管是从广义的角度，还是从狭义上角度去理解“公款”的含义，都有失立法原意。关于“公款”的含义，应结合根据《刑法》第384条第2款、《刑法》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刑法》第91条的规定及有关的司法解释的立法原意来理解，那么“公款”应包括以下八种情形：（一）、国有款项。具体包括各类国家机关的公款、各级各类国有公司、企业的公款、各级各类国有事业单位的公款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3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1条规定的教育经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04条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经用的销粮款与粮食收购资金贷款等;（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款项。具体包括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等集体所有企业，以及经济合作社、信用社等集体经济组织的公款等；（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款项。例如《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基金等；（四）、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资金款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4条规定的公检法机关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孳息等。再者，私有公司破产清算时，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清算组成员，利用自己清算职务上的便利，将该公司的资金挪作个使用，根据《公司法》第218条之规定，也可构成挪用公款罪；（五）、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公款（参见《刑法》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之规定）；（六）、用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扶贫等七种特定款物（参见《刑法》第382条第2款之规定）；（七）、中外合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公司、企业中资金。《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第2条第1款规定“股份制企业，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切实维护公有制财产不受侵害。”这说明了目前我国的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公司、企业均属于国有公司、企业；（八）、其他公款。一般来讲有：（1）、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经手的款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第二款的解释》（下称《九十三条解释》）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经手的下列几种情形的款物也是挪用公款的犯罪对象，具体包括 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等五种款物；②、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款物； ③、国有土地的经营款；④、土地征用补偿费用；⑤、代征、代缴税款；⑥、计划生育、户籍、征兵等工作经管的款物；（2）、居民委员会的公益事业费和工作经费等款项。例如1989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的经费来源，属于本地区公益事业费的，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或受益单位筹集，属于居委会工作经费的，包括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助费由人民政府拨给。那么居民委员会的公益事业费和工作经费等款项也属于公款；（3）、尚未注册成立国有公司的资金。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19号“关于挪用尚未注册成立公司资金的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筹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公司登记注册之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准备设立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上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的或进行非法活动的，应当根据刑法第272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此解释，尚未注册成立国有的公司的资金也是公款。
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除了上述情况外，是否还包括一般的公物？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公款与公物都属于公共财产，二者无本质的区别，应受到同等的刑法保护；公物可以折价为公款，追究挪用公物行为的刑事责任并不存在诉讼上障碍。 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就“关于挪用公物案件如何处理问题”作出解释规定：“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处罚。”另一意见认为，刑法典明确限定了本罪犯罪对象范围，不包括一般公物，因此按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一般公物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如2000年3月15日施行的高检发释字[2000]1号《最高人民检察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下称高检发释字[2000]1号批复）作出规定：“挪用非特定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如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定罪处罚。”上述两种观点均不完全符合立法原意。结合二家之言，笔者以为：对于挪用公物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假如行为人以追求公物的商品价值为目的，将挪用的公物予以变现为价款归个人使用的，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具体理由如下：⑴、高检发释字[2000]1号批复的规定不合理，“挪用非特定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与“如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存在着冲突，从语义层次与逻辑层次去分析该规定之条文，前款是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后则又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违反了语义逻辑的周延性，该批复规定实际上是废条文（2）、从刑法第384条规定来看，第2款所规定的“款物”的含义应涵盖于第1款规定的“公款”之中。对于挪用款所规定的七种特定款物的行为比挪用第1款规定的公款行为来个“从重处罚”，如果第1款规定的“公款”含义不能涵盖了第2款所规定的“款物”的话，就不存在“从重”的必要前提和合理依据。那么，该《刑法》第384条的立法规定缺乏应有的逻辑周延性。 （3）、公款与公物都属于公共财产，二者在价值上具有互转性，用款可购物，卖物可得款。有时挪用公物比挪用公款的社会危害性还要大，例如挪用价值30万元的轿车进行变卖将款项归个人存入银行套取利息与挪用公款5万元存入银行牟利来相比二者危害性，不言而喻了。公物与公款理应均是刑法的保护对象，但是，如果对法律规定的公款进行扩大解释为任何公物，这样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也有损刑法人权保障之价值；同样，一概排斥公物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使人们怀疑刑法存在的价值。因此，对于挪用公物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区别对待：假如行为人只是利用公物的使用价值，而未使公物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对此挪用公物行为，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假如行为人以追求公物的价值为目的，挪用公物予以变现为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从形式上看，这时的挪用虽与挪用纯粹的公款或七种特定物款的行为有所不同，但从行为的整体过程来看，是规避法律而变相挪用公款，其本质与《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行为是没有区别的。例如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私自挪用或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孳息等，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4条规定，应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公款的表现形式主要为货币，包括人民币和外币；有时还表现为国库券、票据、债券等有价证券。一般情况下，有价证券可以通过兑换、贴现转化成现金。从实际意义上讲，有价证券也是货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0月13日作出了《关于挪用国库券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是最好的例证，该批复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符合《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构成犯罪的，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问题
关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问题在新《刑法》没修改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争议，主要代表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除上述人员以外的其他人不能构成本罪，但可构成本罪共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主体只能是特殊主体，即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 《刑法》修改后，根据《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第185条第2款的规定，第二种观点已形成通说。但是，结合现行法律及法律解释从立法愿意来理解，笔者以为第二种观点还有欠缺。一般情况下，挪用公款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有时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理由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具体范围如何？依《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具体包括两类人员：第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刑法第93条第1款所规定的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就是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第二类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1）、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文理角度对《刑法》第93条的条文进行逻辑分析，不管是第1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第2款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都脱离不了他们最本质的特征--“依法从事公务”。
（二）、依法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也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成立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标准。 公务有国家公务与集体公务之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认定为国家公务，在司法实践中，并无多大争议。集体公务是包含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依法从事公务”中，值得商榷。从《刑法》第93第1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含义来看，这里“公务”的性质是指“国家事务”，不包括集体事务。另外，《刑法》第93条第2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也应理解为“国家事务”。虽然《九十三条解释》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的几种公务认定“国家事务”，但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村民选举产生，管理村内集体事务，其管理活动不具有国家公务性，村所以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本身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九十三条解释》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界定为“从事国家公务”，即从事 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和发放；②、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款物的管理和发放； ③、国有土地的经营款管理；④、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和发放；⑤、代征、代缴税款；⑥、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等工作；⑦、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行政管理工作”实际上属于“国家事务”，不属于“集体事务”。
（三）、从《刑法》第93条的规定来分析：第一、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依照“其他从事法律公务的人员”与 “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同义概念，不能相提并论。 “从事法律公务的人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被选举、任命、担任一定职务，从事一定管理事务的人员。 其外延比“国家工作人员”广，其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从事法律公务的人员”等。第二、通过词义进行理解分析，第2款第3项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内涵涵盖了第2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人员范围之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然而立法者却在《刑法》第93条第2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并列，也许是突出这些准国家工作人员在其中的地位的用意。另外，鉴别某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必须是依法从事公务；（2）、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范围内从事公务；（3）、从事的公务事务必须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 综上所述，把“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从事法律公务的人员”同义而语是不正确的。
（四）、在某种特殊情况下，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例如临时工等。临时工没有被所在单位正式录用在编，一般从事劳务活动，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是以代表国家名义从事法律允许公务活动时，其就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例如，2001年第9期的《人民司法》中的“司法信箱”有这么一个答复：“某乡政府临时工，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挪用其负责经管的移民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而该乡政府的临时工，并非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其协助政府负责经管移民资金的行政事务，实际是属于“从事国家事务”。《第93条第2款的解释》指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而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并非《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可以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综上所述，均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并非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某种情况下，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因此，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特殊主体，即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提法有不当之处。
四、挪用公款归个使用的问题探究
（一）、 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立法解释与思考。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通过《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为《1998年解释》）规定指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该解释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等同为个人，视为非单位。而《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并未有排除“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这有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6月2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有关问题的解释》（下称《单位犯罪解释》）明确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可得明证。另外，《公司法》规定，“公司投资主体可以由多种成分构成，其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可由私人股东联合投资组成，是企业法人”，这与《1998年解释》将“私人股东联合投资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视为个人有不协调之处。鉴此，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学者，对《1998年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应如何理解的问题，争论不休。为期统一认识、统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9月18日又通过了《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为《2001年解释》）。该解释指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以下三种情形：（1）、挪用公款归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使用；（3）、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但是，就从《2001年解释》第二项来讲，把“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区分私有与公有，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我国的《个人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存在着法人与非法人之分，也不存在公有与私有之分，以致造成刑民冲突。由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自己谋取私利的，也是挪用公款私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理应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但从《2001年解释》第三项规定来讲，以强调“个人名义”是挪用公款的必要条件，势必影响对这类挪用公款行为的打击力度。为了纠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不合理解释，协调国内立法以及符合WTO规则需要，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2年4月28日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下简称为《2002年解释》）规定，该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问题包括：“（1）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2002年解释》第三项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修正了《2001年解释》第三项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立法含义。对于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应具体分析：1、为了私利将公款拆借给私有企业、个人使用的，应以挪用公款罪处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个人盗用单位名义进行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私利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和私情方面的利益；可以是合法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利益。2、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借给私有企业、个人使用的，不应以挪用公款罪处罚。这是单位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挪用公款罪是自然人犯罪不是单位犯罪。例如，原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陶世典在任职期间（1995、4-1996、8）利用职权先后11次本单位保管的执行款2364万元借给8个单位和个人，所得利益均归单位。至案件判决时为止，还有716万元未还。最后，法院判决被告人陶世典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刑他字第58号]批复中指出：“被告人陶世典是单位名义将公款非法借给他人使用，其目的是为本单位谋利益，所得利息已全部归单位所有，没有中饱私囊其行为与挪用公款的本质特征不符，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二）、挪用公款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性质与认定
1、将公款挪给私有公司、企业使用的性质。私有公司、企业按其承担民事责任方式可分为法人型私有公司、企业和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单位犯罪解释》之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应视为单位。如将公款挪给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不能认定为“归个使用”。如将公款挪给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则可认定为“归个使用”。这是因为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在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其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融为一体，企业的人格与自然人的人格等同，挪用公款归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与“归个使用”无实质的区别。
2、挪用公款给“私挂公”企业使用的性质。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由个人出资，挂靠集体、国有企业之名“假公”企业。关于“私挂公”企业性质问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在《关于处理个体、合伙经营及私营企业领有集体企业“营业执照”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司法机关在审理刑事案件或经济纠纷案件所涉及企业性质问题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司法机关介绍情况，建议是什么所有制性质就按什么性质所有制对待。”那么，“私挂公”企业实质是私有企业。如果行为人明知“私挂公”企业的性质，如将公款挪给“私挂公”企业使用的，有两种情形，应区别对待，假如挪用给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不能认定为“归个使用”；假如是挪用给非法人型的私有公司、企业使用，则可以认定为“归个使用”。如果行为人不知“私挂公”企业的性质，按照主、客相统一的归罪原则来论，行为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五、挪用公款用途问题探究-“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判别
（一）、对“营利活动”问题的探解。关于“营利活动”的范围，刑法第384条没有涉及，《1998年解释》第2条第2款虽列举规定“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但“营利活动”的范围如何？理论上有不同的争执。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既包括“合法的营利活动，也包括不合法的营利活动”；
第二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仅指“合法的营利活动，如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不包括非法的营利活动。”
第三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仅指“以合法手段谋取合法经济利益的行为，不包括非法的谋取经济利益或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行为，更不包括谋取非经济利益的行为。”
第四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是指“使用人利用被挪用的公款进行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第五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是指“在法律范围内从事的工商业经营谋利活动。因此，它只能指合法的营利活动，不包括非法的营利活动。” ……
笔者认为，上述第五种观点是正确的。这可从 2000年第1期的《人民司法》之“司法信箱”上载的《挪用公款借给承包经营者发工资是否构成犯罪》答复，便略见一斑。该答复指出“挪用公款借给承包经营者作为年终发放职工工资款，该笔款项属于经营活动中必须支付的经营成本，故属于‘营利活动’。至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应当查明其是否明知挪用公款的用途。如果明知的以数额较大为定罪标准，如果不明知的，以超过3 个月未还为标准。”僻如说，行为人挪用公款不是存入银行、不是用于集资、不是购买股票和国债等，而将挪取的公款借给私人牟取利息、买房投资等，行为人从事这些活动均有利可谋，且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经营的，这与“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无实质的区别，不能说不是“营利活动”。
关于挪用公款为“营利活动”做准备，是否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之问题。在理论上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营利活动应是指利用公款进行直接的工商业经营谋利活动，而不包括为‘营利活动’做准备的挪用行为” ；另一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为‘营利活动’作准备的行为，是公款的非法使用人整个营利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应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如果为“营利活动”做准备也认定为“营利活动”，这就会扩大刑罚权。这是因为行为人在挪用公款为“营利活动”做准备时，在客观上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利润或利益，会造成主观归罪。
比如，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行为人挪用公款为个人注册公司后归还的问题。对此行为的定性。笔者认为，不宜将此行为定为“营利活动”。 因为注册是公司、企业成立的必备条件，使用注册资金尚未有经营活动，不是个人营利行为。但是，为个人注册公司挪用公款，也是挪用行为。此行为是否构罪？应视情况分析：公款挪用给个人注册公司后又归还行为的，这其中存在着时间段问题，挪用3个月以上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注册时间未超过3个月的，不能定挪用公款罪，但其注册后又归还公款的行为，属于注册资金抽逃行为。如果公司成立后抽逃注册资金，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根据刑法第159条之规定应以抽逃出资罪（共犯）定罪。
(二)、“非法活动”的理解。关于“非法活动”范围，在理论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仅指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不仅包括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还包括一般的违法活动。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理由是：1、从《1998年解释》第2条第3款列举规定“走私、赌博等是非法活动”来看，“非法活动”不是仅限于犯罪活动，如把“非法活动”仅限于犯罪活动，缺乏法律依据；2、如把“非法活动”仅限于犯罪活动，不能对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进行充分保护，使刑罚保护机制功能不能发挥作用；3、如把“非法活动”仅限于犯罪活动，缺乏其内涵周延性，违反语法逻辑。
（三）、“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之界定。区别某一活动是属于“营利活动”，还是“非法活动”？ 在法律上没有一个界定标准，笔者以为，应从两个方面去把握。第一、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认识错误理论来界定。任何犯罪的构成都不能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如挪用公款归个人自己使用情况下，应以行为人对公款实际用途认定行为人挪用性质，不因行为人对行为性质认识的错误，而否定其行为本身的性质。如果挪用公款归他人使用的情况下：行为人明知使用人对公款的使用情况的，应按公款实际用途认定行为人的挪用性质；行为人不知使用人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以“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未还”作为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 ，对行为人不宜认定为“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第二、结合公款使用人自身的情况来界定是“营利活动”还是“非法活动”。例如，行为人挪用公款经商办企业，如果是行为人自己或与他人共营的，这种行为违反国家政策的规定即国务院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应认定为“非法活动”；如果行为人未参与经商办企业，而是将给他人从事合法经营活动的，则认定为“营利活动”。
六、关于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问题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问题，《补充规定》以贪污论处，而《1998年解释》限制解释为“挪用公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同时将“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推定为非法永远占有公款的故意而以贪污论处。据此，从反面理解，行为人挪用公款不退还，如果主观原因不退还的是贪污罪，客观不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如果行为人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公款时，那么如何区分行为人是主观上不能还，还是客观上不能还？笔者认为，这要根据行为人的经济、财产状况来界定，如果行为人有足够的经济、财产能力的，而不予退还的，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不还；反之，可认定行为人是客观上不能还。但是，这时证明责任应在公诉机关。
《1998年解释》把“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处，存在着客观归罪之嫌。从现实情况来看，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情形较复杂，对此问题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行为人是想把公款“占为有己有”而潜逃的，可以贪污论处；如果行为人是出于其他原因潜逃的，不是把公款“据为己有”的 ，应按挪用公款罪论处。但是，这时的证明责任归于行为人自己。
七、挪用公款罪的停止形态问题
挪用公款罪的既遂形态问题。 犯罪停止形态是指在故意犯罪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停顿的犯罪行为状态，包括犯罪的既遂、预备、未遂和中止。判断挪用公款罪既遂的标准，应当看行为人取得公款使用权后，其挪用行为是否具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的既遂形态有三种形式：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并进行非法活动；二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并进行了营利活动；三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本罪在前两种情况下构成既遂的条件是发生公款挪而被使用的结果；第三种情况下的既遂状态，不考虑公款是否被使用结果，而是以公款被私自控制超过一定期间来界定。
挪用公款罪未遂形态问题。挪用公款罪作为结果犯，理应存在未遂问题，最后一种以“超过三个月未还”为必要条件，不存在犯罪未完成的问题，只存在于第一、二种形式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虽其已着手实施挪用公款犯罪行为，但尚未能将公款挪出。对此，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二是行为已将公款挪出，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尚未使用。这种挪而未用行为，实际上已经侵害公款的所有权，应比照挪用公款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
挪用公款罪的预备、中止形态问题。挪用公款罪的预备形态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了挪用公款犯罪的预备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挪用公款的实行行为而未完成犯罪的停止形态。例如策划挪取公款的方法、步骤以及将公款挪取如何使用等。挪用公款罪中止形态是指行为人在挪用公款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而未完成犯罪的停止形态。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性客体，主要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在第二、三种情况中，挪用公款以“数额较大”为必要条件，不存在犯罪预备、中止形态问题。故挪用公款罪的预备、中止形态只存在于第一种情况中。
黄风译：《意大利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意大利刑法典》第314条原文规定“公务员或受委托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因其职务或服务原因占有或掌握他人的钱款或动产，将其据为已有的，处以3年至10年有期徒刑。当犯罪人仅以暂时使用物品为目的，并且在暂时使用后立即予以归还时，适用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
萧榕著：《世界著名法典－中国古代法卷》之《唐律疏议》，法制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萧榕著：《世界著名法典－中国古代法卷》之《大明律》，法制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大清新刑律》第391条规定“侵占自己依法令、契约照料他人事务之管有物、其有物或属于他人所有权、抵当权及其他物权之财物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第392条规定“侵占公务上或业务上之管有物、其有物属于他人所有物、抵当物及其物权之财物者，处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
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第314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分则（六）]》第90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