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关于实行劳动保险条例单位的职工调到学校、训练班学习期间的工龄和劳动保险待遇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摘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20:27:20 浏览: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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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关于实行劳动保险条例单位的职工调到学校、训练班学习期间的工龄和劳动保险待遇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摘录）
全国总工会关于实行劳动保险条例单位的职工调到学校、训练班学习期间的工龄和劳动保险待遇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摘录）
1958年5月30日，全国总工会
通知
关于职工参加学习后有关工龄计算和劳动保险待遇问题，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并经中央劳动部和国务院人事局同意，提出处理意见如下：
一、职工（包括学徒工和转入企业工作的革命军人）经组织上调到上级机关举办的（包括本厂矿企业和受上级机关委托举办的）党校、干部学校、技工学校或政治、文化、业务训练班，作为在职学习时，在学习期间由原企业支付工资的，除了病伤医疗待遇按学校规定处理外，其本人及其供养直系亲属可继续享受本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学习期间计算为一般工龄和本企业工龄；如果是离职学习时，在学习期间不由原企业领取工资，而按本人工资百分比例领取助学金的，有关他们的劳动保险待遇事项按学校规定处理，学习期间可作一般工龄计算。其学习前后的本企业工龄可合并计算。
二、职工离开企业参加中等技术学校或一般大、中学校学习时，在学习期间有关他们的劳动保险待遇事项按学校规定处理。学习期间不作工龄计算，其学习前后的工龄可合并计算为本企业工龄和一般工龄（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期间的工龄计算问题按有关规定办理）。
三、凡经劳动部门介绍或调配到技工学校学习的职工或复员革命军人，其学习期间不计算为一般工龄和本企业工龄。但学习前后的工龄可合并计算为本企业工龄和一般工龄。有关他们的劳动保险待遇事项按学校规定处理。
四、各技工学校在社会上招来的工人、青年、学生或经劳动部门介绍来的失业工人，其学习期间不计算工龄。在学习前如曾从事过以工资收入为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工作时间，可作为一般工龄计算。他们在学习期间的劳动保险待遇事项，按学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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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对于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判案的主要依据是制定法，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就值得研究。从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看，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依附于法律条文，体现为对特定法律条文的具体解释，从而在法官寻找和发现裁判规范的过程中，为其提供线索和指向，辅助法官找到恰当的制定法依据。但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可能不是一种，与特定法律条文关联的指导性案例也可能不只一个，法官时常需要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或相关指导性案例提供的指引中作出选择。所以，运用类比推理，通过案情的比对，找到与当下待决案件最为接近的指导性案例，并将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该待决案件，便成为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基本方式。
案情相似性的判断
参照指导性案例判案的首要环节，是在与制定法条文相关联的若干指导性案例中寻找到与待决案件最为相似的一个。这就需要对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和选择，判断两者的案情相似性。
任何案件都有很多事实，但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应予比较、判断。卡尔·拉伦兹说，对两个案件作相同的评价，是因为二者的构成要件相类似。所谓构成要件，是指与法律对特定问题的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1]而构成要件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案件事实之中，所以，分析、研究案件事实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法律关系，对准确把握构成要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所关注的具有可比性的案件事实，通常不是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只能是具有法律意义、成为法律评判对象的事实，尤其是有关根据法律确定案件事实性质的关键点或争议点，这就是构成要件。[2]这种构成要件的事实，在英美判例法中也被称为必要事实，即对于形成判决结论有必要的基础事实，而其他的事实为非必要的事实或假设的事实。必要事实往往决定着案件的性质，故由前案的必要事实推导出来的裁判规则对后案的审判具有拘束力，而非必要事实或假设的事实则没有拘束力。[3]所以，判断待决案件与某个指导性案例的相似性，主要看其必要事实。
笔者认为，在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的判断上，应当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1）待决案件在所有必要事实上与指导性案例已经判定的必要事实全都相一致。（2）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其他不同之处，不足以排斥或推翻上述法定评价。这些条件从正反两方面对案件必要事实相似性的判断作了限定。如果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之间的必要事实经过比较，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那么，就可以认为两者的案情是相似的，就可以把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待决案件。
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案情比对的思路，体现了类比法律推理的运用，其基本的方法与步骤大致如下：（1）列举指导性案例（即源案例）的事实模式A的某些特征X、Y和Z；（2）归纳出处理事实A的法律原则是P；（3）列举待决案件的事实模式B，有特征X、Y和A，或者X、Y、Z和A；（4）对事实A和B之间进行比对，发现A和B之间的关联性；（5）因为A和B之间具有共同之处，所以B也适用A的法律规则P。[4]与英美国家的法官运用归纳推理方式去分析、总结判决理由的复杂性相比，由于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前期已经被案例编写者以裁判要点的形式归纳、抽取出来，所以，具体的操作过程和难度就大大简化了，基本上可以省去第二个环节中比较复杂的归纳和提取裁判规则的活动。而不需要像英美国家的法官那样花费大量功夫去发现与理解为什么这样处理源案例的原则或规则，法官可以集中精力结合裁判规则对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进行总结和列举，并对照当下待决案件的必要事实，来比对两者之间的异同，据此确定是否可以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指导性案例意味着法官无法直接从法律条文中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直接得出案件的裁判结论，同时也无法通过归纳推理解决问题，所以要以类比推理作基础，在众多先前案例中选择最具有相似性的指导性案例来指导待决案件的审判。类比推理作为辩证推理的一种，侧重于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价值评判。因此，包含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内容的情势权衡原则在认定案件相似性的过程中具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
从指导性案例的运作过程看，待决案件的事实与特定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之间很难完全吻合。当前后案件的事实不完全相同时，法官时常需要使用类推的方法，按照缩小广泛或者扩展狭窄的原则，对用以认定案件的某些重要事实进行人为的增减，据此来确定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如果待决案件的事实与两个以上的指导性案例关联，则需要在它们之间选择与待决案件的重要事实相同或类似性程度最高的一个作为参照适用的依据。但是，案件事实之间的类比点及其相似性，并不能藉由直观的方式获取，相似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于法官自身的决断，即取决于权力的分配和运用。[5]换言之，两个案件之间是否可作类比适用，并非由外部观察到其有达到某种物理程度的相似性，而是要从内涵上认知到其有规范评价意义的相同性。[6]为了保证案件裁判的公正性，法官需要根据情势权衡原则，综合运用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方法与思路作出恰当的认定和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其体现的法律关系、案件背后的诉讼目的、判案理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判决的社会效果、案例的基本方向、对事实的评析、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关法律规定等方面，都可能是法官应予考虑的因素。
由此可见，案件相似性的判断过程，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在若干具有关联性的指导性案例中选择、确定与待决案件事实最为接近、裁判效果最好的一个，从而参照适用。为了找到这样的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吃透案情。这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案件相似性以及进行类比推理的前提条件。案件事实的建构具有一定的人为色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客观描述过程，在形成案件事实的同时，法官就在考量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可能意义。[7]所以，只有对相关指导性案例以及待决案件的事实及案情全面掌握，了然于心，才有可能顺利地进行案情及构成要件的比对，对其相似性作出恰当的判断，并以类比推理为基础，通过对比案件的相似性而发现可供参照适用的恰当的指导性案例。
其次，从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实质构成要件来判断。一个案件的事实要素涉及方方面面，在案情比对时又不能也不应当全部地、逐一地进行，应注意区分案件的必要事实与非必要事实，避免因过于拘泥纷繁的非必要事实，而放弃了从整体上对案情作出判断。应当注意把握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形成判决基础的构成要件，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指导性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案的合理性或实质性理由，进而决定是否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最后，正确处理事实、规范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不仅是一门知识，也是一门技艺，需要法官在事实、规范和价值之间不断地寻觅。在实际运用中，要注意准确判断案件的相似性，结合待决案件的具体情况客观地评价指导性案例的解释结论，并立足于法律的基本精神、立法目的和预设价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把握，审慎认定，权衡情势，作出判断，确保运用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推理的实质合理性，推动待决案件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指导性案例的援用
一般说来，任何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都是直接针对特定案件本身的，不会涉及其他的案件。只有在该案被作为先例而援引入其他案件的审理过程，才有可能对其他案件的裁判产生实质上的效力。指导性案例没有被援引，就难以称之为先例，也就不好说现实审判已参照指导性案例了。而且，如果指导性案例不能被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官就可以不理会指导性案例，当事人、律师以及检察官也会觉得它对当下的案件没有意义而不予重视，这样只会导致指导性案例如同目前一些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一样，仅仅是形式上的指导，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从国外经验看，姑且不论英美普通法体系中，法官经常将先例直接作为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将判例引入法院判决的情形也比比皆是，这正体现了其判例的事实拘束力。同样的道理，对于指导性案例而言，法官决定适用指导性案例对待决案件进行处理，最终也要体现为援用指导性案例并在裁判文书中加以适当的表述。
此外，在我国，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地引用法官参照适用的指导性案例，其意义还不止于落实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还可能起到以下实际作用：（1）可以让当事人全面地了解案件裁判的真正理由，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从而促使当事人息诉服判。（2）可以保持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推动法律适用的统一，贯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3）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审判效率。（4）有助于法律人共同体整合司法经验，统一法律认识，提高业务素质等。
那么，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如何援用呢？换句话说，具有指导意义而被援用、需要参照执行的是针对相应案件事实所作出的判决的具体内容，是案例中说明判决结果赖以确立的法律主张的理由，还是案例经司法机关对有关法律问题或观点加以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裁判规则或者裁判要旨。对此，我国的法学界有不同认识，两大法系国家的判例实践也做法不一。[8]从司法实践看，大家普遍重视案例的裁判要旨或者说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明确地归纳出案例的裁判要点。笔者理解，指导性案例本质上属于个别性指引，而非规范性指引，其案件事实本身是特定的、个体的；但是，指导性案例属于类型化的案例，依据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及其结论所形成的裁判要点，应是非特定的、非个体的，由此对同一类的相似案件便具有了普遍指导意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内容更多地（而不是唯一地）体现为从法律适用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裁判要点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的指导，类似于英美判例法中具有拘束力的判决理由。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单纯地关注裁判要点的局限性。因为案例编写者并不一定是案件主审法官，姑且不论其可能存在对裁判要点归纳不准、提取不当的情况，由于案例指导规则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省略了鲜活的案件事实，可能会遗漏案例本身具有指导性的一些法律命题，而导致人们对案例理解与适用上的片面性。所以，在重点关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案例本身在事实认定、判决说理与案例评析等其他方面可能具有的更为丰富的法律信息，通常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指导性案例的整体结合起来理解与运用。
从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在实践中，法官们也愿意关注案例裁判要旨或裁判规则以外的其他法律资源，比如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原文，特别是这些判决书原文中的法律论证或推理部分，他们期望从中找到可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的裁判思路、推理方法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援用虽然重点在于裁判要点，但又不能拘泥这一点，而忽视了案例中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具体运用指导性案例时还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案例整体结合起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发现与理解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成文法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而指导性案例不是。因为指导性案例本身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故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来援引，但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裁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法官的说理论证。如果运用指导性案例强化法官的说理论证，显然有助于提升裁判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组织编撰的《中国案例指导》丛书在前言中曾指出过：“虽然这些案例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者法庭辩论理由引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说理的理由而援引的意见。其引用的模式就是：由于指导性案例是这样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而本案的情形与指导性案例相同或类似，所以，本案也应当像指导性案例一样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作出相对一致的裁判。
我国裁判文书的文风取向一直注重格式、语言简洁且篇幅较小。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指导性案例，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引用案例整体，而主要是引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引用指导性案例应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为宜，只需要揭示本裁判援引的指导性案例的名称和编号，以及指导性案例的具体指导规则即可。这在两大法系国家也大体如此。法官适用或遵从的不是判例的整体，而主要是判例中蕴含的裁判规则，所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援引判例判案时一般都只在裁判文书中指出判例的名称及出处，并不将其适用判例的全部思维过程表述出来。[9]
引述指导性案例的重点虽是裁判要点，但准确理解和把握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又不能完全脱离指导性案例所依托的案件事实和关键证据、裁判的说理论证以及案例的评析等内容。而我们所说的指导性案例可以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援引的不仅是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更是其裁判的论说依据。所以，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虽然不用详细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但在形成裁判结论的过程中，例如，合议庭合议时，有必要详细讨论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运用过程，包括案情如何比对、裁判规则如何理解以及如何适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等，并记录在合议笔录中备查；对特别复杂的案情比对，甚至有必要另行制作案情比对意见留存于本案的附卷。
在裁判文书中引述只是指导性案例援用的一方面，不仅如此，在法庭审判中，当事人、律师和检察官都可以使用指导性案例作为法庭辩论及发表法律意见的理由、依据，法官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对他们提出的适用或不适用具体指导性案例的意见进行回应，阐明适用、不适用或排除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以及引用相关指导性案例来论证案件裁判结果等。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判例援引的前提是对诉争案件与判例之间的类似性程度有着正确的判断。由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重点关注法律适用的合理性论证，且案例本身主要体现为具有抽象性和形式性的裁判规则，其事实与结论之间的联结要求一般不像事实与规范交织在一起的英美判例法那样严格，那样充满技艺性，因此，在类似性的判断上，一般不会存在较大的识别困难。
指导性案例的排除适用
在适用指导性案例判案的过程中，当出现一些情形时还需要绕开具有事实拘束力的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从普通法的运作实践看，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应排除判例的适用：一是前后案件不同。判例适用的前提是待决案件与其在必要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上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如果待决案件与先前的某一个判例经过比对，不具有相似性，则可以排除适用。美国学者拉特认为，有5种情况应被区分：事实不同；法律争议不同；实际的判决理由比被主张的理由宽或窄；判决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解释；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不同。[10]二是发现判例规则存在缺陷。通常以下情况要作为遵循的例外：错误的先例；冲突的先例；过时的先例；没有理由的先例；疏忽做出的先例等。[11]普通法理论认为，判例的接纳与排除不仅是一门知识，更是一门技艺。特别是面对先例在进退维谷的选择中，更需要这种技艺的发挥。
一般而言，运用先例的技巧主要包括对不太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先例的接受和对应当适用但被认为是有必要区分的先例的规避，而后者更是经常发生的情形。卡尔·卢埃林在《普通法传统》一书中选取了64个判例，从中提出了美国上诉法院遵循先例、规避已判决和一些正确的但不常见的运用材料或技巧的方法。其中，遵循先例的方法包括:（1）自觉控制或缩小坚持或遵循先例的后果的方法；（2）通过简单的依据或者已决事项的方法所获得的选择范围；（3）遵循权威先例时大部分自觉倾向于更为简单的创造方式之多样性；（4）材料应用过程中的重要扩展或改变方向。规避已判决的方法包括：（1）不承担对未来负责任的规避：合法技巧；（2）无责任感的规避：非法技巧；（3）明确的限制和缩小范围；（4）抹杀先例。不常见的方法包括从旧材料中另起炉灶、扩大渊源或技巧的标准等。[12]由此可见，英美判例法的运作过程确实充满了技艺性。
相比较而言，我国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过程应不至于如此复杂。因为，法官运用指导性案例重点关注的是案例指导规则，而该规则通常已经事先被案例发布的法院从案件事实及裁判中归纳并抽取出来，适用指导性案例甚至可以像适用司法解释一样，省去了英美法系法官适用先例的复杂、繁琐。后者既要在事实与规则水乳交融的众多判例中找到据以遵循的先例，还要对先例规则进行归纳、提取和遵照适用。当然，由于案例指导规则的抽象性及其不周延性，后案法官显然又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的案件事实去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普通法体系下的判例识别问题，在我国案例指导实践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指导性案例要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法官的能动适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判决先例可主张其享有正确性推定，但法官不可不假思索地信赖它，如其发现判决先例有可疑之处，即须自为判断”。[13]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当前后案件不同以及发现案例指导规则缺陷而需要排除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时，我们可以借鉴英美判例法的一些识别与排除技巧，合理地避开不当的或存有缺陷的指导性案例的实际指导，“从而在表面上不以推翻原判决来表达法院的看法，但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原判决的拘束力范围”。[14]
1．区别前后案。即尽量找出目前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在案件事实上的差异性，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在于其所确立的指导规则或法律解决方法的合理性，而该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之合理性的基础是案件事实。一旦案件事实的条件发生变化，则据此确立的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的合理性势必因为该条件的改变或丧失而失去了合理化基础。如勉强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将可能导致判决的不公正，故需要排除适用。
2．指出指导性案例规则的模糊或不明之处，拒绝遵从该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其对待决案件的适用，或者对其作出釜底抽薪式的解释，即案例从表面看仍具有指导性，但该指导性已被赋予新的含义，引出新的规则。
3．宣布指导性案例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而直接避开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
4．在指导性案例发生冲突时选择其一从而避开其他不当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包括选择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了较低级别的参考性案例，选择在后的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在前的指导性案例等。
5．因原有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被制定法所直接吸收、推翻或替代而不再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6．直接宣布案例的指导性已过时，不再适应于司法、社会的实际需要或者其适用法律是不当的、错误的，而代之以新的指导性案例等。
一般说来，指导性案例一旦确定，便具有了纵向的事实拘束力及一定的横向说服力，各级法院不得非经法定程序任意否决或拒绝适用。所以，对指导性案例的排除，必须慎而又慎，实践中应当特别地防止恶意的规避适用。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的区分论证责任制度、德国的判例背离报告制度以及德、日的严格审理程序制度等，通过构建以下保障机制，予以必要的规制：
首先，如果法官参照了指导性案例判案，可视为其已经履行了说明裁判理由的义务；如果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所表达的法律解释规则或解决方案，则必须提出特别妥当的、充分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判决，否则不能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的指导。
其次，当法官要背离指导性案例，尤其是若干连续一致的指导性案例而另行判决时，应当报告给上级法院以接受监督。非经报告的背离判决，可以构成当事人上诉、检察院抗诉以及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乃至提起再审的事由。当然，二审或再审是否因此需要改判或发回重审，还应当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有关审判程序及证据使用的规定，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再次，进一步严格审理程序。背离指导性案例判决的案件，原则上应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并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决定等。
注释:
[1]［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
[2]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3]潘维大、刘文琦：《英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1页。
[4]［美］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8页。
[5]林立：《法学方法与德沃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7页。
[6]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7]于同志：《刑法案例指导：理论•制度•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以下。
[8]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9]董?主编：《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10] Michael. F. Rutter, The Applicable Law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Guide to Reception, Precedent and the Sources of Law in the Republic and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Malayan Journal Pte Ltd., Singapore,1989, pp.27-28.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995年1月1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7月3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2年12月1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5年10月20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10年9月25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本市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城市道路的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贯彻为经济建设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宗旨，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远期近期结合、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积极开发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城市道路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城市道路，是指本市市区、建制镇和独立工业区范围内的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街坊路等道路设施和桥梁设施。
道路设施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里巷道路、楼间甬道、路面边缘至现有合法建筑之间的土路、广场，以及路肩、分隔带、道路两侧边沟、路名牌、吨位牌等道路附属设施。
桥梁设施包括：跨河桥、立体交叉桥及垂直投影部分、过街人行天桥、地道、涵洞等各种桥梁以及桥上和地道内照明灯具、桥名牌、吨位牌等桥梁附属设施。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已经征收、征用的道路建设用地和局部拆迁退线后道路建设用地，属于本条例所称的城市道路范围。第四条从事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养护维修、路政管理以及使用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五条城市道路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市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城市道路的管理工作。
市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和区、县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市管道路和区、县管道路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保护道路设施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城市道路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第八条城市道路的远期、近期建设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依据交通发展的需求编制草案，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九条城市道路发展与建设应当坚持超前建设、协调发展、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
城市道路应当预留各种管线的位置。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供电、通信、消防、交通标志、城市绿化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种管线、杆线和设施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与城市道路建设同步。
跨越河道的城市桥梁建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
城市道路与铁路相交，道口技术条件必须符合城市道路与铁路双方的技术标准；应当逐步建设立体交通设施；城市规划应当预留城市道路桥梁的建设位置。
第十条城市道路的设计和施工，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城市道路建设实行工程质量监理制度，接受市政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城市道路建设资金采取政府和社会投资、国内外贷款、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筹措。
第十二条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建设城市道路，必须经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批准，并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道路技术规范。
第十三条城市道路建设工程竣工后，城市道路建设单位应当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城市道路建设工程应当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第十四条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道路可以实行有偿使用。其收入用于贷款偿还、投资回报以及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管理和建设，不准挪作他用。
第三章养护维修
第十五条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市道路、桥梁设施的技术等级、数量和养护维修费用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
第十六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每年应当核定一定数量的经费，用于城市道路设施和桥梁设施的养护维修。
第十七条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工程质量必须符合有关技术标准。
第十八条单位投资建设的专用道路、桥梁设施和单位内部的道路、桥梁设施，由产权单位负责养护维修，或者委托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十九条道路与铁路平交道口的养护管理，钢轨之间和距钢轨两米范围内的铺面部分，由铁路产权单位负责；距钢轨两米以外的路面，由道路产权单位负责。铁路、道路产权单位应当相互配合，保证道口路面平顺。
第二十条从事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的专用车辆，应当使用统一标志。在执行特殊施工任务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保证其顺利通行。
第四章路政管理
第二十一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设置监察管理队伍，依法行使道路设施、桥梁设施管理职能。
第二十二条禁止下列损坏道路设施的行为：
(一)在道路上拌合水泥、砂浆、混凝土等；
(二)在道路上打砸硬物，碾压炉灰、铁板，晾晒农作物等；
(三)在道路上洒漏白灰、腐蚀性物质，油浸或者水泡道路；
(四)在道路上焚烧物品、明火或者焊接作业；
(五)两吨以上的机动车擅自在里巷道路和楼间甬道中通过；
(六)机动车和兽力车擅自在人行道上通行和停放；
(七)履带式车辆、铁轮车以及其他对道路有损坏的车辆在铺装路面的道路上行驶；
(八)挪动、拴拽、涂改、遮挡、损坏路名牌、标志牌、吨位牌等道路附属设施；
(九)在非指定的道路上进行机动车试刹车；
(十)在道路、路肩和道路两侧挖掘取土，倾倒垃圾、污水以及其他废弃物；
(十一)其他损坏道路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设置在道路上的窨井井口，不得高于或者低于路面十五毫米，发生窨井塌陷、井盖缺损等现象，产权单位应当及时修复。
地下管道发生渗漏时，产权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在限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标准修复。
第五章临时占用和挖掘道路
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占用城市道路。因建设等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有关项目批准文件，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占用的，申请人应当交纳占路费和占路损坏修复保证金。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清退占路市场、停车场，恢复道路设施功能。
第二十五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所收占路费应当用于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六条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和用途占用。确需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和改变占路用途的，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期满后需要继续占用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延期审批手续，延期的占路费累进收取。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不得损坏道路设施，占用期满后，应当恢复城市道路的原状；造成道路设施损坏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根据损坏面积与程度，责令予以赔偿。
第二十七条根据特殊需要，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有权决定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缩小占用面积、减少占用时间或者停止占用。
第二十八条未经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挖掘城市道路。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申请人应当持下列材料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一)申请书；
(二)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三)相关设计资料；
(四)施工方案和保证措施。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挖掘的，申请人应当交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二十九条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市道路，在竣工后五年内不准挖掘。因地下管线事故进行紧急抢修的，按照有关规定收取道路挖掘修复费。其他原因确需挖掘的，按照有关规定增加收取道路挖掘修复费。
冬季不准挖掘城市道路。确需挖掘的，按照有关规定增加收取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三十条挖掘城市道路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批准挖掘的位置、面积和时间进行施工。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一条城市道路挖掘施工现场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保证交通安全和环境整洁。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当负责将路面清理干净，并在三日内通知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检查验收。
第三十二条各种地下管线的产权单位，因管线事故进行抢修需要立即挖掘道路的，应当同时向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口头通报，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补办手续。
第三十三条道路挖掘后的沟槽回填工作，由挖掘道路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规定的土质和方法分层夯实，并符合土基密实度和沟槽回填标高等技术标准。
路面结构修复工作，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负责。修复时限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但冬季除外。
第六章桥梁设施管理
第三十四条禁止下列损坏桥梁设施的行为：
(一)在桥梁上下游二十米的河道范围内擅自埋设管线，挖沙取土；
(二)在桥梁下停泊船只；
(三)船只通过桥梁时，碰、撞或者用篙杆点触桥桩，或者拴拉桥桩和纵横架；
(四)在桥梁设施上乱贴滥画、堆放物料、摆设摊点、停放各种车辆；
(五)在桥梁上架设有腐蚀性、易燃易爆或者降低桥梁承载能力和改变桥梁设施结构的管线；
(六)擅自侵占桥孔和立体交叉桥垂直投影部分；
(七)擅自在桥梁和桥梁照明设施上设置广告牌以及其他悬挂物；
(八)其他各种损坏桥梁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车辆通过桥梁时，应当在标志牌标示的重量、高度、速度范围内通行。
超重车辆因特殊情况需要通过桥梁的，申请人应当持下列资料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一)申请书；
(二)行车证件和车辆轴数资料；
(三)安全保证措施。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通行的，申请人应当按照许可的路线、时间和标准通行，并交纳超重车辆过桥补偿费；需要采取桥梁加固保护措施的，还应当交纳桥梁加固费用。
第三十六条需要依附桥梁架设管线的，申请人应当持下列资料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一)申请书；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有资质的单位出具的设计资料；
(四)施工方案和安全保证措施。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架设的，申请人应当与桥梁管理专业单位签订管线过桥使用协议，并交纳补偿费用。
第三十七条开启式桥梁开启时，各种船只、车辆应当在距桥梁五十米以外的地方停泊或者停驶，待许可通行的信号发出后方可通过。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分别情况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分别情况责令限期修复；逾期不修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不履行修复义务造成人员、车辆事故的，由产权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清退或者改正，按照规定的标准追缴占路费，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停工、恢复原状，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交纳道路挖掘修复费，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回填质量不合格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道路挖掘单位返工。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设施，对个人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不服从管理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可以暂扣其违法机具、物品，强行拆除或者清除其违法设施，由违法者支付拆除费用或者以料抵工。
第四十五条无正当理由逾期缴纳本条例规定的费用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可以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第四十六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监察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识别标志，并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否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拒绝接受其管理。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对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故意损坏城市道路设施，阻碍城市道路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使职权。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条本条例中占路费、道路、桥梁通行证工本费的收费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道路设施和桥梁设施的损坏赔偿标准、超重车辆过桥损失补偿费、管线过桥损失补偿费、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标准，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制定，报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十一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案情相似性的判断
参照指导性案例判案的首要环节，是在与制定法条文相关联的若干指导性案例中寻找到与待决案件最为相似的一个。这就需要对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和选择，判断两者的案情相似性。
任何案件都有很多事实，但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应予比较、判断。卡尔·拉伦兹说，对两个案件作相同的评价，是因为二者的构成要件相类似。所谓构成要件，是指与法律对特定问题的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1]而构成要件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案件事实之中，所以，分析、研究案件事实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法律关系，对准确把握构成要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所关注的具有可比性的案件事实，通常不是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只能是具有法律意义、成为法律评判对象的事实，尤其是有关根据法律确定案件事实性质的关键点或争议点，这就是构成要件。[2]这种构成要件的事实，在英美判例法中也被称为必要事实，即对于形成判决结论有必要的基础事实，而其他的事实为非必要的事实或假设的事实。必要事实往往决定着案件的性质，故由前案的必要事实推导出来的裁判规则对后案的审判具有拘束力，而非必要事实或假设的事实则没有拘束力。[3]所以，判断待决案件与某个指导性案例的相似性，主要看其必要事实。
笔者认为，在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的判断上，应当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1）待决案件在所有必要事实上与指导性案例已经判定的必要事实全都相一致。（2）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其他不同之处，不足以排斥或推翻上述法定评价。这些条件从正反两方面对案件必要事实相似性的判断作了限定。如果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之间的必要事实经过比较，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那么，就可以认为两者的案情是相似的，就可以把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待决案件。
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案情比对的思路，体现了类比法律推理的运用，其基本的方法与步骤大致如下：（1）列举指导性案例（即源案例）的事实模式A的某些特征X、Y和Z；（2）归纳出处理事实A的法律原则是P；（3）列举待决案件的事实模式B，有特征X、Y和A，或者X、Y、Z和A；（4）对事实A和B之间进行比对，发现A和B之间的关联性；（5）因为A和B之间具有共同之处，所以B也适用A的法律规则P。[4]与英美国家的法官运用归纳推理方式去分析、总结判决理由的复杂性相比，由于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前期已经被案例编写者以裁判要点的形式归纳、抽取出来，所以，具体的操作过程和难度就大大简化了，基本上可以省去第二个环节中比较复杂的归纳和提取裁判规则的活动。而不需要像英美国家的法官那样花费大量功夫去发现与理解为什么这样处理源案例的原则或规则，法官可以集中精力结合裁判规则对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进行总结和列举，并对照当下待决案件的必要事实，来比对两者之间的异同，据此确定是否可以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指导性案例意味着法官无法直接从法律条文中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直接得出案件的裁判结论，同时也无法通过归纳推理解决问题，所以要以类比推理作基础，在众多先前案例中选择最具有相似性的指导性案例来指导待决案件的审判。类比推理作为辩证推理的一种，侧重于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价值评判。因此，包含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内容的情势权衡原则在认定案件相似性的过程中具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
从指导性案例的运作过程看，待决案件的事实与特定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之间很难完全吻合。当前后案件的事实不完全相同时，法官时常需要使用类推的方法，按照缩小广泛或者扩展狭窄的原则，对用以认定案件的某些重要事实进行人为的增减，据此来确定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如果待决案件的事实与两个以上的指导性案例关联，则需要在它们之间选择与待决案件的重要事实相同或类似性程度最高的一个作为参照适用的依据。但是，案件事实之间的类比点及其相似性，并不能藉由直观的方式获取，相似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于法官自身的决断，即取决于权力的分配和运用。[5]换言之，两个案件之间是否可作类比适用，并非由外部观察到其有达到某种物理程度的相似性，而是要从内涵上认知到其有规范评价意义的相同性。[6]为了保证案件裁判的公正性，法官需要根据情势权衡原则，综合运用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方法与思路作出恰当的认定和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其体现的法律关系、案件背后的诉讼目的、判案理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判决的社会效果、案例的基本方向、对事实的评析、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关法律规定等方面，都可能是法官应予考虑的因素。
由此可见，案件相似性的判断过程，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在若干具有关联性的指导性案例中选择、确定与待决案件事实最为接近、裁判效果最好的一个，从而参照适用。为了找到这样的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吃透案情。这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案件相似性以及进行类比推理的前提条件。案件事实的建构具有一定的人为色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客观描述过程，在形成案件事实的同时，法官就在考量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可能意义。[7]所以，只有对相关指导性案例以及待决案件的事实及案情全面掌握，了然于心，才有可能顺利地进行案情及构成要件的比对，对其相似性作出恰当的判断，并以类比推理为基础，通过对比案件的相似性而发现可供参照适用的恰当的指导性案例。
其次，从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实质构成要件来判断。一个案件的事实要素涉及方方面面，在案情比对时又不能也不应当全部地、逐一地进行，应注意区分案件的必要事实与非必要事实，避免因过于拘泥纷繁的非必要事实，而放弃了从整体上对案情作出判断。应当注意把握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形成判决基础的构成要件，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指导性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案的合理性或实质性理由，进而决定是否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最后，正确处理事实、规范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不仅是一门知识，也是一门技艺，需要法官在事实、规范和价值之间不断地寻觅。在实际运用中，要注意准确判断案件的相似性，结合待决案件的具体情况客观地评价指导性案例的解释结论，并立足于法律的基本精神、立法目的和预设价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把握，审慎认定，权衡情势，作出判断，确保运用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推理的实质合理性，推动待决案件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指导性案例的援用
一般说来，任何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都是直接针对特定案件本身的，不会涉及其他的案件。只有在该案被作为先例而援引入其他案件的审理过程，才有可能对其他案件的裁判产生实质上的效力。指导性案例没有被援引，就难以称之为先例，也就不好说现实审判已参照指导性案例了。而且，如果指导性案例不能被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官就可以不理会指导性案例，当事人、律师以及检察官也会觉得它对当下的案件没有意义而不予重视，这样只会导致指导性案例如同目前一些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一样，仅仅是形式上的指导，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从国外经验看，姑且不论英美普通法体系中，法官经常将先例直接作为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将判例引入法院判决的情形也比比皆是，这正体现了其判例的事实拘束力。同样的道理，对于指导性案例而言，法官决定适用指导性案例对待决案件进行处理，最终也要体现为援用指导性案例并在裁判文书中加以适当的表述。
此外，在我国，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地引用法官参照适用的指导性案例，其意义还不止于落实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还可能起到以下实际作用：（1）可以让当事人全面地了解案件裁判的真正理由，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从而促使当事人息诉服判。（2）可以保持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推动法律适用的统一，贯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3）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审判效率。（4）有助于法律人共同体整合司法经验，统一法律认识，提高业务素质等。
那么，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如何援用呢？换句话说，具有指导意义而被援用、需要参照执行的是针对相应案件事实所作出的判决的具体内容，是案例中说明判决结果赖以确立的法律主张的理由，还是案例经司法机关对有关法律问题或观点加以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裁判规则或者裁判要旨。对此，我国的法学界有不同认识，两大法系国家的判例实践也做法不一。[8]从司法实践看，大家普遍重视案例的裁判要旨或者说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明确地归纳出案例的裁判要点。笔者理解，指导性案例本质上属于个别性指引，而非规范性指引，其案件事实本身是特定的、个体的；但是，指导性案例属于类型化的案例，依据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及其结论所形成的裁判要点，应是非特定的、非个体的，由此对同一类的相似案件便具有了普遍指导意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内容更多地（而不是唯一地）体现为从法律适用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裁判要点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的指导，类似于英美判例法中具有拘束力的判决理由。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单纯地关注裁判要点的局限性。因为案例编写者并不一定是案件主审法官，姑且不论其可能存在对裁判要点归纳不准、提取不当的情况，由于案例指导规则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省略了鲜活的案件事实，可能会遗漏案例本身具有指导性的一些法律命题，而导致人们对案例理解与适用上的片面性。所以，在重点关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案例本身在事实认定、判决说理与案例评析等其他方面可能具有的更为丰富的法律信息，通常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指导性案例的整体结合起来理解与运用。
从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在实践中，法官们也愿意关注案例裁判要旨或裁判规则以外的其他法律资源，比如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原文，特别是这些判决书原文中的法律论证或推理部分，他们期望从中找到可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的裁判思路、推理方法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援用虽然重点在于裁判要点，但又不能拘泥这一点，而忽视了案例中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具体运用指导性案例时还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案例整体结合起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发现与理解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成文法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而指导性案例不是。因为指导性案例本身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故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来援引，但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裁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法官的说理论证。如果运用指导性案例强化法官的说理论证，显然有助于提升裁判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组织编撰的《中国案例指导》丛书在前言中曾指出过：“虽然这些案例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者法庭辩论理由引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说理的理由而援引的意见。其引用的模式就是：由于指导性案例是这样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而本案的情形与指导性案例相同或类似，所以，本案也应当像指导性案例一样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作出相对一致的裁判。
我国裁判文书的文风取向一直注重格式、语言简洁且篇幅较小。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指导性案例，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引用案例整体，而主要是引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引用指导性案例应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为宜，只需要揭示本裁判援引的指导性案例的名称和编号，以及指导性案例的具体指导规则即可。这在两大法系国家也大体如此。法官适用或遵从的不是判例的整体，而主要是判例中蕴含的裁判规则，所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援引判例判案时一般都只在裁判文书中指出判例的名称及出处，并不将其适用判例的全部思维过程表述出来。[9]
引述指导性案例的重点虽是裁判要点，但准确理解和把握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又不能完全脱离指导性案例所依托的案件事实和关键证据、裁判的说理论证以及案例的评析等内容。而我们所说的指导性案例可以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援引的不仅是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更是其裁判的论说依据。所以，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虽然不用详细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但在形成裁判结论的过程中，例如，合议庭合议时，有必要详细讨论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运用过程，包括案情如何比对、裁判规则如何理解以及如何适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等，并记录在合议笔录中备查；对特别复杂的案情比对，甚至有必要另行制作案情比对意见留存于本案的附卷。
在裁判文书中引述只是指导性案例援用的一方面，不仅如此，在法庭审判中，当事人、律师和检察官都可以使用指导性案例作为法庭辩论及发表法律意见的理由、依据，法官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对他们提出的适用或不适用具体指导性案例的意见进行回应，阐明适用、不适用或排除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以及引用相关指导性案例来论证案件裁判结果等。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判例援引的前提是对诉争案件与判例之间的类似性程度有着正确的判断。由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重点关注法律适用的合理性论证，且案例本身主要体现为具有抽象性和形式性的裁判规则，其事实与结论之间的联结要求一般不像事实与规范交织在一起的英美判例法那样严格，那样充满技艺性，因此，在类似性的判断上，一般不会存在较大的识别困难。
指导性案例的排除适用
在适用指导性案例判案的过程中，当出现一些情形时还需要绕开具有事实拘束力的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从普通法的运作实践看，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应排除判例的适用：一是前后案件不同。判例适用的前提是待决案件与其在必要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上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如果待决案件与先前的某一个判例经过比对，不具有相似性，则可以排除适用。美国学者拉特认为，有5种情况应被区分：事实不同；法律争议不同；实际的判决理由比被主张的理由宽或窄；判决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解释；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不同。[10]二是发现判例规则存在缺陷。通常以下情况要作为遵循的例外：错误的先例；冲突的先例；过时的先例；没有理由的先例；疏忽做出的先例等。[11]普通法理论认为，判例的接纳与排除不仅是一门知识，更是一门技艺。特别是面对先例在进退维谷的选择中，更需要这种技艺的发挥。
一般而言，运用先例的技巧主要包括对不太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先例的接受和对应当适用但被认为是有必要区分的先例的规避，而后者更是经常发生的情形。卡尔·卢埃林在《普通法传统》一书中选取了64个判例，从中提出了美国上诉法院遵循先例、规避已判决和一些正确的但不常见的运用材料或技巧的方法。其中，遵循先例的方法包括:（1）自觉控制或缩小坚持或遵循先例的后果的方法；（2）通过简单的依据或者已决事项的方法所获得的选择范围；（3）遵循权威先例时大部分自觉倾向于更为简单的创造方式之多样性；（4）材料应用过程中的重要扩展或改变方向。规避已判决的方法包括：（1）不承担对未来负责任的规避：合法技巧；（2）无责任感的规避：非法技巧；（3）明确的限制和缩小范围；（4）抹杀先例。不常见的方法包括从旧材料中另起炉灶、扩大渊源或技巧的标准等。[12]由此可见，英美判例法的运作过程确实充满了技艺性。
相比较而言，我国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过程应不至于如此复杂。因为，法官运用指导性案例重点关注的是案例指导规则，而该规则通常已经事先被案例发布的法院从案件事实及裁判中归纳并抽取出来，适用指导性案例甚至可以像适用司法解释一样，省去了英美法系法官适用先例的复杂、繁琐。后者既要在事实与规则水乳交融的众多判例中找到据以遵循的先例，还要对先例规则进行归纳、提取和遵照适用。当然，由于案例指导规则的抽象性及其不周延性，后案法官显然又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的案件事实去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普通法体系下的判例识别问题，在我国案例指导实践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指导性案例要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法官的能动适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判决先例可主张其享有正确性推定，但法官不可不假思索地信赖它，如其发现判决先例有可疑之处，即须自为判断”。[13]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当前后案件不同以及发现案例指导规则缺陷而需要排除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时，我们可以借鉴英美判例法的一些识别与排除技巧，合理地避开不当的或存有缺陷的指导性案例的实际指导，“从而在表面上不以推翻原判决来表达法院的看法，但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原判决的拘束力范围”。[14]
1．区别前后案。即尽量找出目前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在案件事实上的差异性，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在于其所确立的指导规则或法律解决方法的合理性，而该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之合理性的基础是案件事实。一旦案件事实的条件发生变化，则据此确立的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的合理性势必因为该条件的改变或丧失而失去了合理化基础。如勉强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将可能导致判决的不公正，故需要排除适用。
2．指出指导性案例规则的模糊或不明之处，拒绝遵从该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其对待决案件的适用，或者对其作出釜底抽薪式的解释，即案例从表面看仍具有指导性，但该指导性已被赋予新的含义，引出新的规则。
3．宣布指导性案例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而直接避开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
4．在指导性案例发生冲突时选择其一从而避开其他不当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包括选择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了较低级别的参考性案例，选择在后的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在前的指导性案例等。
5．因原有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被制定法所直接吸收、推翻或替代而不再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6．直接宣布案例的指导性已过时，不再适应于司法、社会的实际需要或者其适用法律是不当的、错误的，而代之以新的指导性案例等。
一般说来，指导性案例一旦确定，便具有了纵向的事实拘束力及一定的横向说服力，各级法院不得非经法定程序任意否决或拒绝适用。所以，对指导性案例的排除，必须慎而又慎，实践中应当特别地防止恶意的规避适用。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的区分论证责任制度、德国的判例背离报告制度以及德、日的严格审理程序制度等，通过构建以下保障机制，予以必要的规制：
首先，如果法官参照了指导性案例判案，可视为其已经履行了说明裁判理由的义务；如果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所表达的法律解释规则或解决方案，则必须提出特别妥当的、充分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判决，否则不能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的指导。
其次，当法官要背离指导性案例，尤其是若干连续一致的指导性案例而另行判决时，应当报告给上级法院以接受监督。非经报告的背离判决，可以构成当事人上诉、检察院抗诉以及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乃至提起再审的事由。当然，二审或再审是否因此需要改判或发回重审，还应当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有关审判程序及证据使用的规定，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再次，进一步严格审理程序。背离指导性案例判决的案件，原则上应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并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决定等。
注释:
[1]［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
[2]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3]潘维大、刘文琦：《英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1页。
[4]［美］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8页。
[5]林立：《法学方法与德沃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7页。
[6]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7]于同志：《刑法案例指导：理论•制度•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以下。
[8]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9]董?主编：《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10] Michael. F. Rutter, The Applicable Law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Guide to Reception, Precedent and the Sources of Law in the Republic and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Malayan Journal Pte Ltd., Singapore,1989, pp.27-28.
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995年1月1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7月3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2年12月1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5年10月20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10年9月25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本市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城市道路的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贯彻为经济建设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宗旨，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远期近期结合、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积极开发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城市道路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城市道路，是指本市市区、建制镇和独立工业区范围内的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街坊路等道路设施和桥梁设施。
道路设施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里巷道路、楼间甬道、路面边缘至现有合法建筑之间的土路、广场，以及路肩、分隔带、道路两侧边沟、路名牌、吨位牌等道路附属设施。
桥梁设施包括：跨河桥、立体交叉桥及垂直投影部分、过街人行天桥、地道、涵洞等各种桥梁以及桥上和地道内照明灯具、桥名牌、吨位牌等桥梁附属设施。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已经征收、征用的道路建设用地和局部拆迁退线后道路建设用地，属于本条例所称的城市道路范围。第四条从事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养护维修、路政管理以及使用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五条城市道路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市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城市道路的管理工作。
市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和区、县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市管道路和区、县管道路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保护道路设施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城市道路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第八条城市道路的远期、近期建设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依据交通发展的需求编制草案，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九条城市道路发展与建设应当坚持超前建设、协调发展、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
城市道路应当预留各种管线的位置。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供电、通信、消防、交通标志、城市绿化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种管线、杆线和设施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与城市道路建设同步。
跨越河道的城市桥梁建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
城市道路与铁路相交，道口技术条件必须符合城市道路与铁路双方的技术标准；应当逐步建设立体交通设施；城市规划应当预留城市道路桥梁的建设位置。
第十条城市道路的设计和施工，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城市道路设计、施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城市道路建设实行工程质量监理制度，接受市政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城市道路建设资金采取政府和社会投资、国内外贷款、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筹措。
第十二条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建设城市道路，必须经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批准，并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道路技术规范。
第十三条城市道路建设工程竣工后，城市道路建设单位应当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城市道路建设工程应当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第十四条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道路可以实行有偿使用。其收入用于贷款偿还、投资回报以及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管理和建设，不准挪作他用。
第三章养护维修
第十五条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市道路、桥梁设施的技术等级、数量和养护维修费用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
第十六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每年应当核定一定数量的经费，用于城市道路设施和桥梁设施的养护维修。
第十七条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工程质量必须符合有关技术标准。
第十八条单位投资建设的专用道路、桥梁设施和单位内部的道路、桥梁设施，由产权单位负责养护维修，或者委托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十九条道路与铁路平交道口的养护管理，钢轨之间和距钢轨两米范围内的铺面部分，由铁路产权单位负责；距钢轨两米以外的路面，由道路产权单位负责。铁路、道路产权单位应当相互配合，保证道口路面平顺。
第二十条从事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的专用车辆，应当使用统一标志。在执行特殊施工任务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保证其顺利通行。
第四章路政管理
第二十一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设置监察管理队伍，依法行使道路设施、桥梁设施管理职能。
第二十二条禁止下列损坏道路设施的行为：
(一)在道路上拌合水泥、砂浆、混凝土等；
(二)在道路上打砸硬物，碾压炉灰、铁板，晾晒农作物等；
(三)在道路上洒漏白灰、腐蚀性物质，油浸或者水泡道路；
(四)在道路上焚烧物品、明火或者焊接作业；
(五)两吨以上的机动车擅自在里巷道路和楼间甬道中通过；
(六)机动车和兽力车擅自在人行道上通行和停放；
(七)履带式车辆、铁轮车以及其他对道路有损坏的车辆在铺装路面的道路上行驶；
(八)挪动、拴拽、涂改、遮挡、损坏路名牌、标志牌、吨位牌等道路附属设施；
(九)在非指定的道路上进行机动车试刹车；
(十)在道路、路肩和道路两侧挖掘取土，倾倒垃圾、污水以及其他废弃物；
(十一)其他损坏道路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设置在道路上的窨井井口，不得高于或者低于路面十五毫米，发生窨井塌陷、井盖缺损等现象，产权单位应当及时修复。
地下管道发生渗漏时，产权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在限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标准修复。
第五章临时占用和挖掘道路
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占用城市道路。因建设等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有关项目批准文件，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占用的，申请人应当交纳占路费和占路损坏修复保证金。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清退占路市场、停车场，恢复道路设施功能。
第二十五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所收占路费应当用于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六条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和用途占用。确需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和改变占路用途的，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期满后需要继续占用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延期审批手续，延期的占路费累进收取。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不得损坏道路设施，占用期满后，应当恢复城市道路的原状；造成道路设施损坏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根据损坏面积与程度，责令予以赔偿。
第二十七条根据特殊需要，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有权决定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缩小占用面积、减少占用时间或者停止占用。
第二十八条未经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挖掘城市道路。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申请人应当持下列材料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一)申请书；
(二)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三)相关设计资料；
(四)施工方案和保证措施。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挖掘的，申请人应当交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二十九条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市道路，在竣工后五年内不准挖掘。因地下管线事故进行紧急抢修的，按照有关规定收取道路挖掘修复费。其他原因确需挖掘的，按照有关规定增加收取道路挖掘修复费。
冬季不准挖掘城市道路。确需挖掘的，按照有关规定增加收取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三十条挖掘城市道路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批准挖掘的位置、面积和时间进行施工。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一条城市道路挖掘施工现场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保证交通安全和环境整洁。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当负责将路面清理干净，并在三日内通知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检查验收。
第三十二条各种地下管线的产权单位，因管线事故进行抢修需要立即挖掘道路的，应当同时向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口头通报，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补办手续。
第三十三条道路挖掘后的沟槽回填工作，由挖掘道路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规定的土质和方法分层夯实，并符合土基密实度和沟槽回填标高等技术标准。
路面结构修复工作，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负责。修复时限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但冬季除外。
第六章桥梁设施管理
第三十四条禁止下列损坏桥梁设施的行为：
(一)在桥梁上下游二十米的河道范围内擅自埋设管线，挖沙取土；
(二)在桥梁下停泊船只；
(三)船只通过桥梁时，碰、撞或者用篙杆点触桥桩，或者拴拉桥桩和纵横架；
(四)在桥梁设施上乱贴滥画、堆放物料、摆设摊点、停放各种车辆；
(五)在桥梁上架设有腐蚀性、易燃易爆或者降低桥梁承载能力和改变桥梁设施结构的管线；
(六)擅自侵占桥孔和立体交叉桥垂直投影部分；
(七)擅自在桥梁和桥梁照明设施上设置广告牌以及其他悬挂物；
(八)其他各种损坏桥梁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车辆通过桥梁时，应当在标志牌标示的重量、高度、速度范围内通行。
超重车辆因特殊情况需要通过桥梁的，申请人应当持下列资料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一)申请书；
(二)行车证件和车辆轴数资料；
(三)安全保证措施。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通行的，申请人应当按照许可的路线、时间和标准通行，并交纳超重车辆过桥补偿费；需要采取桥梁加固保护措施的，还应当交纳桥梁加固费用。
第三十六条需要依附桥梁架设管线的，申请人应当持下列资料到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一)申请书；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有资质的单位出具的设计资料；
(四)施工方案和安全保证措施。
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架设的，申请人应当与桥梁管理专业单位签订管线过桥使用协议，并交纳补偿费用。
第三十七条开启式桥梁开启时，各种船只、车辆应当在距桥梁五十米以外的地方停泊或者停驶，待许可通行的信号发出后方可通过。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分别情况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分别情况责令限期修复；逾期不修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不履行修复义务造成人员、车辆事故的，由产权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清退或者改正，按照规定的标准追缴占路费，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停工、恢复原状，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交纳道路挖掘修复费，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回填质量不合格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道路挖掘单位返工。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设施，对个人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不服从管理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可以暂扣其违法机具、物品，强行拆除或者清除其违法设施，由违法者支付拆除费用或者以料抵工。
第四十五条无正当理由逾期缴纳本条例规定的费用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可以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第四十六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监察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识别标志，并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否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拒绝接受其管理。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对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故意损坏城市道路设施，阻碍城市道路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使职权。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条本条例中占路费、道路、桥梁通行证工本费的收费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道路设施和桥梁设施的损坏赔偿标准、超重车辆过桥损失补偿费、管线过桥损失补偿费、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标准，由城市道路管理部门制定，报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十一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