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后的中央财政有偿资金奖励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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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后的中央财政有偿资金奖励问题的规定
回收后的中央财政有偿资金奖励问题的规定
1996年8月30日，财政部
为激励各地进一步做好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有偿资金的回收工作，经研究，对按期、足额归还中央财政有偿资金的省（区、市），将在开发项目、业务费上分别给予适当奖励和补助，并采取以投代奖的方式。现就奖励和补助的问题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奖励开发项目。凡按期、足额回收的省（区、市），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将在下年度应安排的中央财政投资数额的基础上，从其已回收的有偿资金本金中提取10％，奖励给该省份回收工作做得好的地、县，用作安排开发项目。
奖励资金应与下年度所安排的中央财政资金统筹安排，一并编报项目投资计划。在安排使用奖励资金时，同样按无偿和有偿各为50％，70％以上用于土地治理项目和30％以内用于多种经营及龙头项目的要求办理。
二、补助业务费。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将从当年到期回收的有偿资金占用费中提取10％作为业务费，补助给按期、足额回收的省（区、市）。
1．业务费补助额度：按某省（区、市）当年按期足额回收中央财政有偿资金本金金额占全国当年按期足额回收中央财政有偿资金本金总额的比例计算。
2．业务费分配比例：凡省级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未设在财政部门的，所补助的业务费按财政部门60％和农业综合开发部门40％分配；凡省级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设在财政部门的，所补助的业务费全部由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分配使用。
3．业务费使用重点：省级有关部门应将所补助业务费的60％以上，补助给县级负责回收工作的有关单位使用。
4．业务费使用范围：用于项目评估和专家咨询所需的差旅费、购置办公设备及凭证帐册、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维修、订阅报刊等各项费用的补助。
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按财农综字〔1995〕43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提取的回收工作业务费的使用也应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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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悬赏广告能否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适用
-------兼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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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悬赏广告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对其在法律性质上的认识的不统一。综合起来看，采用单方行为说更有利于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更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完成悬赏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基于特定身份悬赏广告在是所应完成的义务之间的法律冲突，应在严格区分“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基础上作从宽的解释。
关键词：悬赏广告 契约说 单方行为说 法律上之特定身份 法律冲突
作者简介：吴猛（1973年9月—— ），男，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刘慧（1974年3月—— ），女，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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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广告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而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缺乏法律的明确细化的规定，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相当大。而问题的尖锐性在于，诉讼双方的争议往往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同时，在诉讼中有可能出现标准的悬赏广告争议之外的一些情节——如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完成悬赏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基于特定身份所应完成的义务之间的法律冲突——法官此时的判决如无充分的法理基础，很可能导致败诉的一方（包括学界中持败诉一方观点的学者）的激烈反应。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清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这个大前提下，去关注个案中某些具体情节在法理上的阐释，关注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去解决那些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有重叠（竞合）的具体个案。最近看了个案例，其中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并求教于学界先进。
一、 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原告曾某于1996年3月5日在H省某县丢失一个提包，内有现金1万元，各种票据等计款8万余元。原告发现其钱物丢失以后，立即在该县电视台和有线广播台连续播发寻物启事，在寻物启事中声称，谁拾到提包并归还失主，失主则付给拾者1.5万元酬金以示谢意。10天后，被告李某（某派出所民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拾到该提包，当即前往原告指定的交物地点，准备将提包、钱物交付给原告。但在交付时，被告提出原告应当按寻物启事的内容先偿付1.5万元酬金，然后才能交付拾得物。原告提出当初播放寻物启事主要是为了尽快地找到拾得物，考虑到提包内只有1万元现款，因此不能给1.5万元的酬金，并且被告身为人民警察，拾得遗失物返还失主是理所当然的，是职务行为，所以只能给2000元酬金。双方因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拒绝交付拾得物。后原告请有关部门出面做协调工作，原告并同意支付1万元酬金，被告仍坚持应实现许诺的1.5万元，否则不交钱物。原告被迫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交付拾得物。
对本案的处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第二款之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该归还原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此费用是指拾得者为完成此归还行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并不是报酬性质的给付，而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支付。可见，失主是否向拾得者支付报酬完全不影响他向拾得者要求归还拾得物，而且，拾得者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可以对抗失主的这种请求权，相反，向失主归还拾得物对他而言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同时，原告的人民警察身份决定了他没有要求报酬的权利。因此，被告无须支付任何报酬。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在丢失提包后向社会发出的附报酬条款的寻物启事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要约，而被告在完成其指定的行为后即构成了对该要约的承诺，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应该享有基于合同关系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在原告不支付报酬的情况下，有权不返还拾得物。
另外，在有关悬赏广告的纠纷中，悬赏广告的发布人的意志是否真实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一般来说，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大多坚持认为，广告发布人的意志表示是不真实的，他们认为“广告人失去所有物，拾得者捡到遗失物而予以无声的占有，这使得广告人认为遗失物处于危急状态，他（她）对遗失物的利益濒临消灭的危险。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他才不得已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以图恢复自己原有的财产权益。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并非真实的意识表示”。○1因此广告发布人可以据此否定自己先前的意思表示，拒绝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而反对的意见认为：如果允许广告发布人任意地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借口来抗拒完成广告行为人的报酬请求不利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也有违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
从以上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出，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理解的差异是导致争议的主要原因。
二、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辨析
对于悬赏广告的概念的表述，目前的通说认为是指“广告人以广告形式声明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2有争议的是悬赏广告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广告的发布人和行为的完成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要回答这些个问题就必须先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进行界定。
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有两种说法——契约说和单方行为说。
所谓契约说也称要约说，即认为“悬赏广告为一种合同，因为广告对不特定的人所提相互的条件为一种要约，此种要约因一定的行为完成而成立悬赏合同”。○3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已经认同了此种说法，认为在行为人完成了广告中所规定的特定行为后即构成对广告人所发要约的有效承诺，双方因此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4但是契约说也是有其自身局限的，对许多现实中的问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一，某人在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情况下完成了广告人所要求的特定的行为，那么根据合同是双方之间的合意的要求，此行为就会因为缺少这种合意而不构成对广告人要约的有效承诺，广告人可以以此来对抗相对人的请求。同时，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要约，那么广告人就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对于相对人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在行为的完成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广告的发布人可以据此认为相对人无定约能力，也没有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之间形成合同关系而拒绝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
第三，契约说的另一个难以解释的地方是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双务合同的一项基本的抗辩权，那么悬赏广告的完成人是否据此享有了在广告人不支付报酬的前提下拒绝归还拾得物的权利呢？这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相抵触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单方行为说正是为了弥补契约说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为单独的意思表示，因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在行为人方面无须有承诺，惟以其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5单独行为说在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方面较之于契约说有其优势：
其一，采取单方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就应该受其约束。即使相对人在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情况下完成了该特定行为，也应该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不得以相对人不知道该广告内容为由拒绝相对人的请求；同时，由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行为，广告人不得在发出广告后随意撤回或撤销该广告。这显然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其二，采用单方行为说可以解决相对人的定约资格问题，即在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要求的行为后，广告发布人不得以其无定约资格为由拒绝给付。
其三，在举证责任问题上，单方行为说认为：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中要求的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人要求的特定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无需准确证明有效承诺的存在及承诺的具体时间等问题了，从而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责任。
另外，契约说和单方行为说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广告人（特别是寻找遗失物之广告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我认为失主刊登悬赏广告寻找遗失物固然是出于无奈，他也有理由认为遗失的财物正处于危急之中，他对遗失物的利益有消灭的危险，所以在无奈之下才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他自己迫使自己所为的一种行为，而不是特定对方迫使其所为的行为；给付多少酬金是遗失物所有人自己衡量的结果，不是特定相对方提出的强加条件。如果悬赏广告发布人因此而拒绝善意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显然是有违于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正确看待悬赏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的问题，还是应把悬赏人在这种无奈的前提下所作的行为看作是其理性的选择。
三、 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能否拥有报酬请求权
本案的另一争论焦点在于被告李某的法律上的特定身份（人民警察）与他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后的报酬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观点认为，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应比一般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体现在这个个案上，如果说普通公民在拾得遗失物后不主动寻找失主而坐等悬赏，只是个道德范畴的问题的话，那么李某身为人民警察拾到遗失物主动寻找失主则应该是他的一项法律义务了。因此，原告没有支付悬赏的义务。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之所以要比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代表了公共权力的行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选择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的同时，他们就和国家有了一个默契：他们可以代表国家行使一定的权力，国家也在多数情况下为他们承担行为的法律后果；与此同时，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普通人的权利，或者说他们就选择了承受更多的义务。比如说：选择成为军人、警察就意味着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选择成为消防员就意味着在火场上有牺牲自己而拯救普通民众的义务（至少是有实现这些义务的可能）。这一点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上也是得到了确认的，如紧急避险对普通公民而言是一种权利，只要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就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因此，在本案中被告李某的特定身份对他基于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的实现是有影响的。
但是，在本案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具体的情节：李某是在下班的途中拾到该提包的，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一个所谓“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划分的问题。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普通人在义务的承担上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他更多的时候实施的是“公”行为——即职务行为，他承担更多义务的前提是因为他享有国家赋予的更多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是说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公”行为，他也应有作为私法主体的一般权利，当然前提是此时他的行为是“私”行为——即非职务行为。这一点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上可以得到反面的体现，该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说明作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的确有所谓“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区分。具体在本案，我认为被告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成为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因为其时已在李某下班以后，李某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私法上的主体去从事相应的民事活动。因此在本案中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其实是一个与案件的审理无太大关系的一个情节。
另外，我认为即使在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真的和职务行为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也并非没有报酬请求权，只是在这个时候，悬赏人可以以此作为对抗的理由，从而使相对人的请求权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相对人的请求权并非自始就不存在。因此，我觉得如果此时悬赏人不以相对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为抗辩理由，那么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是可以自然得到实现的，而且此时不应把相对人所得报酬理解为悬赏人的赠予。
综上所述，我认为以下是本文的要点：（1）悬赏广告在本质上是悬赏广告发布人的一种单方行为，因为作此种理解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也是对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和维护；（2）对悬赏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问题，应该肯定其有不情愿的因素，但是这也是其在思考后的理性的选择，因此不能轻易地以此为理由来否定悬赏广告的效力；（3）相对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成为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其作为私法主体所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应得到维护。因此，我认为被告李某应该得到悬赏广告中许诺的报酬。
注释：
○1梁彗星，《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 第166—167页
○2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3王利明 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4“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
○5王伯琦，《民法债篇总论》〔M〕, 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第30—31页。
作者通信地址：湘潭大学69#信箱 研究生楼1—512 吴猛 411105
卫生部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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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部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 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 家 工 商 行政管理总局 文件
国 家 广 播 电影电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卫疾控发〔2004〕248号
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实施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人口计生、食品药品监管、工商行政管理、广播电影电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厅（委、局）：
目前，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严峻，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呈逐年明显上升趋势。迅速遏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快速上升的势头，已成为艾滋病防治迫在眉睫的一项重点工作。国内外成功经验证明:大力宣传并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以下统称安全套）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一种低投入、高效益的干预手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国办发〔2001〕40号，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提出了“到2005年底，高危行为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50%以上”的工作目标。今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7号）中明确提出推广使用安全套的要求，为确保上述目标如期实现,落实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的有关政策、策略与措施，明确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责任，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与协调，切实做好安全套推广使用工作
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共同负责安全套推广工作。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协调和组织有关部（委、局）进行全国推广使用安全套工作的指导、监督、质量控制和评估；组织制定评估指标。
卫生部负责组织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保健机构开展安全套预防艾滋病及正确使用知识的宣传；向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免费提供安全套。
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组织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开展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作用及正确使用知识的宣传；协助卫生部门免费发放安全套;组织实施、推动安全套社会营销试点工作，制定有关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
工商总局负责制定推广使用安全套公益广告的支持性政策和管理规定；依法监管安全套经营单位的经营行为，查处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产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依法加强对安全套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和产品的监督，监督安全套产品质量；制定政策，便于安全套销售、推广和使用。
广电总局负责协调组织全国广电部门将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的宣传报道纳入艾滋病性病防治宣传，并对广播、电视开展有关的宣传给予政策支持与指导。
质检总局负责制定安全套的国家质量标准，实施安全套产品的强制性认证制度，按照国家标准加强监管，保障安全套的质量。
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地区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明确部门责任，确定目标，定期检查，确保落实，切实做好安全套推广使用工作。各地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要利用三级预防保健网络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做好安全套的及时、足量免费发放。也可利用各种宣传日、公众活动及预防干预项目等免费发放安全套。免费发放安全套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避免因发放安全套而造成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有条件的部门和地区可以在政府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下，制订严密的规则和标准，探索安全套的社会营销。
二、广泛深入宣传，普及知识，将正确使用安全套作为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
认真学习、理解并落实《行动计划》中有关加强健康教育、普及知识和开展干预、减少人群危险行为的措施要求，充分利用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书籍、互联网络等媒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对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措施的理解和支持程度。
支持、鼓励利用公益广告形式在大众媒体开展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健康教育宣传。在公共场所、商业网点、主要路段、车站、码头、机场等场所采取适宜的方式，设置一定数量的预防艾滋病（包括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公益广告。
要发挥各部门宣传教育工作网络优势，要将开展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知识及正确使用的宣传和咨询，列入健康教育宣传工作计划。重点利用基层社区组织，包括疾病控制与卫生保健系统的社区健康中心、妇幼中心等机构，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口学校等服务机构，以及青年、妇女、职工活动中心等场所，以适宜的方式，组织开展有关宣教与培训活动。
要在艾滋病性病防治服务机构采用咨询、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向每位就诊者及咨询者宣传艾滋病防治和使用安全套防病知识。采用宣传单、宣传册、光盘、录音磁带、录像带、人际交流等形式，对营业性娱乐场所的业主、服务人员以及顾客进行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
三、加强对安全套生产、流通等环节管理、保障低价高质安全套的供应
所有的安全套产品要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印注中国“CCC”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国内生产企业均须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和《医疗器械注册证》才能上市流通，进口产品必须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方可销售。规范产品包装、标识和使用说明书，加强对产品的抽查检验力度，严肃查处生产、经营伪劣安全套的行为，对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产品，依据《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进出口商品标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认证认可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努力防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套流入市场。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切实简化安全套经营、销售的审批程序，扩大安全套供应网络的覆盖率，提高人群购买安全套的方便性和可及性。安全套供应以商业营销为主，同时免费发放一些特殊人群（如感染者和病人等）。具体方式包括：
（一）商业营销
商业营销是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的主渠道。充分利用药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网络，发展以药店为基础的安全套商业销售网络；各地根据当地情况，在商场、商店、超市和便利店等处建立一定数量的安全套销售网点，并保证所售产品的质量；从事艾滋病性病诊治和咨询的医疗门诊和医院药房应供应安全套，以方便病人看病后直接购买，可按照医生的处方为就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及疑似感染者和疑似病人、性病病人和疑似性病病人、生殖道感染病人、有危险行为前来咨询的人有偿供应；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鼓励安装一定规模的自动售套机，方便购买，售货机要标明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性病的作用，所销售安全套的质量由售货机所有者负责；鼓励宾馆、饭店、招待所等服务场所的经营者，采取适宜方式，保证顾客自主选用安全套。
（二）免费供应
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实行免费供应安全套的政策。中央将采取统一招标的方式，每年采购统一标识的用于防病的免费供应的安全套，按照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性病报告数的比例逐级供应。地方各级政府也应拨出专款，购置部分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弥补中央政府供应的不足。
四、加大经费投入，加强管理与监督
国家从中央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的专项经费。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地、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及时总结并推广成功经验，以确保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健康、持续、快速开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应在艾滋病防治经费中确定一定比例或拨出专款，用于当地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的相关工作，确保工作目标及措施的落实。
二○○四年七月七日
-------兼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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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悬赏广告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对其在法律性质上的认识的不统一。综合起来看，采用单方行为说更有利于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更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完成悬赏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基于特定身份悬赏广告在是所应完成的义务之间的法律冲突，应在严格区分“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基础上作从宽的解释。
关键词：悬赏广告 契约说 单方行为说 法律上之特定身份 法律冲突
作者简介：吴猛（1973年9月—— ），男，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刘慧（1974年3月—— ），女，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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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广告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而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缺乏法律的明确细化的规定，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相当大。而问题的尖锐性在于，诉讼双方的争议往往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同时，在诉讼中有可能出现标准的悬赏广告争议之外的一些情节——如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完成悬赏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基于特定身份所应完成的义务之间的法律冲突——法官此时的判决如无充分的法理基础，很可能导致败诉的一方（包括学界中持败诉一方观点的学者）的激烈反应。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清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这个大前提下，去关注个案中某些具体情节在法理上的阐释，关注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去解决那些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有重叠（竞合）的具体个案。最近看了个案例，其中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并求教于学界先进。
一、 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原告曾某于1996年3月5日在H省某县丢失一个提包，内有现金1万元，各种票据等计款8万余元。原告发现其钱物丢失以后，立即在该县电视台和有线广播台连续播发寻物启事，在寻物启事中声称，谁拾到提包并归还失主，失主则付给拾者1.5万元酬金以示谢意。10天后，被告李某（某派出所民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拾到该提包，当即前往原告指定的交物地点，准备将提包、钱物交付给原告。但在交付时，被告提出原告应当按寻物启事的内容先偿付1.5万元酬金，然后才能交付拾得物。原告提出当初播放寻物启事主要是为了尽快地找到拾得物，考虑到提包内只有1万元现款，因此不能给1.5万元的酬金，并且被告身为人民警察，拾得遗失物返还失主是理所当然的，是职务行为，所以只能给2000元酬金。双方因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拒绝交付拾得物。后原告请有关部门出面做协调工作，原告并同意支付1万元酬金，被告仍坚持应实现许诺的1.5万元，否则不交钱物。原告被迫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交付拾得物。
对本案的处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第二款之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该归还原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此费用是指拾得者为完成此归还行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并不是报酬性质的给付，而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支付。可见，失主是否向拾得者支付报酬完全不影响他向拾得者要求归还拾得物，而且，拾得者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可以对抗失主的这种请求权，相反，向失主归还拾得物对他而言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同时，原告的人民警察身份决定了他没有要求报酬的权利。因此，被告无须支付任何报酬。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在丢失提包后向社会发出的附报酬条款的寻物启事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要约，而被告在完成其指定的行为后即构成了对该要约的承诺，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应该享有基于合同关系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在原告不支付报酬的情况下，有权不返还拾得物。
另外，在有关悬赏广告的纠纷中，悬赏广告的发布人的意志是否真实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一般来说，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大多坚持认为，广告发布人的意志表示是不真实的，他们认为“广告人失去所有物，拾得者捡到遗失物而予以无声的占有，这使得广告人认为遗失物处于危急状态，他（她）对遗失物的利益濒临消灭的危险。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他才不得已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以图恢复自己原有的财产权益。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并非真实的意识表示”。○1因此广告发布人可以据此否定自己先前的意思表示，拒绝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而反对的意见认为：如果允许广告发布人任意地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借口来抗拒完成广告行为人的报酬请求不利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也有违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
从以上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出，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理解的差异是导致争议的主要原因。
二、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辨析
对于悬赏广告的概念的表述，目前的通说认为是指“广告人以广告形式声明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2有争议的是悬赏广告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广告的发布人和行为的完成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要回答这些个问题就必须先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进行界定。
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有两种说法——契约说和单方行为说。
所谓契约说也称要约说，即认为“悬赏广告为一种合同，因为广告对不特定的人所提相互的条件为一种要约，此种要约因一定的行为完成而成立悬赏合同”。○3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已经认同了此种说法，认为在行为人完成了广告中所规定的特定行为后即构成对广告人所发要约的有效承诺，双方因此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4但是契约说也是有其自身局限的，对许多现实中的问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一，某人在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情况下完成了广告人所要求的特定的行为，那么根据合同是双方之间的合意的要求，此行为就会因为缺少这种合意而不构成对广告人要约的有效承诺，广告人可以以此来对抗相对人的请求。同时，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要约，那么广告人就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对于相对人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在行为的完成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广告的发布人可以据此认为相对人无定约能力，也没有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之间形成合同关系而拒绝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
第三，契约说的另一个难以解释的地方是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双务合同的一项基本的抗辩权，那么悬赏广告的完成人是否据此享有了在广告人不支付报酬的前提下拒绝归还拾得物的权利呢？这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相抵触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单方行为说正是为了弥补契约说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为单独的意思表示，因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在行为人方面无须有承诺，惟以其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5单独行为说在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方面较之于契约说有其优势：
其一，采取单方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就应该受其约束。即使相对人在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情况下完成了该特定行为，也应该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不得以相对人不知道该广告内容为由拒绝相对人的请求；同时，由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行为，广告人不得在发出广告后随意撤回或撤销该广告。这显然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其二，采用单方行为说可以解决相对人的定约资格问题，即在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要求的行为后，广告发布人不得以其无定约资格为由拒绝给付。
其三，在举证责任问题上，单方行为说认为：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中要求的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人要求的特定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无需准确证明有效承诺的存在及承诺的具体时间等问题了，从而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责任。
另外，契约说和单方行为说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广告人（特别是寻找遗失物之广告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我认为失主刊登悬赏广告寻找遗失物固然是出于无奈，他也有理由认为遗失的财物正处于危急之中，他对遗失物的利益有消灭的危险，所以在无奈之下才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他自己迫使自己所为的一种行为，而不是特定对方迫使其所为的行为；给付多少酬金是遗失物所有人自己衡量的结果，不是特定相对方提出的强加条件。如果悬赏广告发布人因此而拒绝善意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显然是有违于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正确看待悬赏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的问题，还是应把悬赏人在这种无奈的前提下所作的行为看作是其理性的选择。
三、 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能否拥有报酬请求权
本案的另一争论焦点在于被告李某的法律上的特定身份（人民警察）与他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后的报酬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观点认为，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应比一般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体现在这个个案上，如果说普通公民在拾得遗失物后不主动寻找失主而坐等悬赏，只是个道德范畴的问题的话，那么李某身为人民警察拾到遗失物主动寻找失主则应该是他的一项法律义务了。因此，原告没有支付悬赏的义务。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之所以要比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代表了公共权力的行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选择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的同时，他们就和国家有了一个默契：他们可以代表国家行使一定的权力，国家也在多数情况下为他们承担行为的法律后果；与此同时，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普通人的权利，或者说他们就选择了承受更多的义务。比如说：选择成为军人、警察就意味着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选择成为消防员就意味着在火场上有牺牲自己而拯救普通民众的义务（至少是有实现这些义务的可能）。这一点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上也是得到了确认的，如紧急避险对普通公民而言是一种权利，只要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就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因此，在本案中被告李某的特定身份对他基于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的实现是有影响的。
但是，在本案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具体的情节：李某是在下班的途中拾到该提包的，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一个所谓“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划分的问题。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普通人在义务的承担上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他更多的时候实施的是“公”行为——即职务行为，他承担更多义务的前提是因为他享有国家赋予的更多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是说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公”行为，他也应有作为私法主体的一般权利，当然前提是此时他的行为是“私”行为——即非职务行为。这一点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上可以得到反面的体现，该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说明作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的确有所谓“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区分。具体在本案，我认为被告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成为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因为其时已在李某下班以后，李某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私法上的主体去从事相应的民事活动。因此在本案中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其实是一个与案件的审理无太大关系的一个情节。
另外，我认为即使在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真的和职务行为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也并非没有报酬请求权，只是在这个时候，悬赏人可以以此作为对抗的理由，从而使相对人的请求权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相对人的请求权并非自始就不存在。因此，我觉得如果此时悬赏人不以相对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为抗辩理由，那么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是可以自然得到实现的，而且此时不应把相对人所得报酬理解为悬赏人的赠予。
综上所述，我认为以下是本文的要点：（1）悬赏广告在本质上是悬赏广告发布人的一种单方行为，因为作此种理解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也是对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和维护；（2）对悬赏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问题，应该肯定其有不情愿的因素，但是这也是其在思考后的理性的选择，因此不能轻易地以此为理由来否定悬赏广告的效力；（3）相对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成为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其作为私法主体所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应得到维护。因此，我认为被告李某应该得到悬赏广告中许诺的报酬。
注释：
○1梁彗星，《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 第166—167页
○2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3王利明 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4“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
○5王伯琦，《民法债篇总论》〔M〕, 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第30—31页。
作者通信地址：湘潭大学69#信箱 研究生楼1—512 吴猛 411105
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实施意见
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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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部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 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 家 工 商 行政管理总局 文件
国 家 广 播 电影电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卫疾控发〔2004〕248号
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实施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人口计生、食品药品监管、工商行政管理、广播电影电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厅（委、局）：
目前，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严峻，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呈逐年明显上升趋势。迅速遏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快速上升的势头，已成为艾滋病防治迫在眉睫的一项重点工作。国内外成功经验证明:大力宣传并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以下统称安全套）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一种低投入、高效益的干预手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国办发〔2001〕40号，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提出了“到2005年底，高危行为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50%以上”的工作目标。今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7号）中明确提出推广使用安全套的要求，为确保上述目标如期实现,落实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的有关政策、策略与措施，明确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责任，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与协调，切实做好安全套推广使用工作
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共同负责安全套推广工作。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协调和组织有关部（委、局）进行全国推广使用安全套工作的指导、监督、质量控制和评估；组织制定评估指标。
卫生部负责组织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保健机构开展安全套预防艾滋病及正确使用知识的宣传；向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免费提供安全套。
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组织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开展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作用及正确使用知识的宣传；协助卫生部门免费发放安全套;组织实施、推动安全套社会营销试点工作，制定有关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
工商总局负责制定推广使用安全套公益广告的支持性政策和管理规定；依法监管安全套经营单位的经营行为，查处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产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依法加强对安全套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和产品的监督，监督安全套产品质量；制定政策，便于安全套销售、推广和使用。
广电总局负责协调组织全国广电部门将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的宣传报道纳入艾滋病性病防治宣传，并对广播、电视开展有关的宣传给予政策支持与指导。
质检总局负责制定安全套的国家质量标准，实施安全套产品的强制性认证制度，按照国家标准加强监管，保障安全套的质量。
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地区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明确部门责任，确定目标，定期检查，确保落实，切实做好安全套推广使用工作。各地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要利用三级预防保健网络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做好安全套的及时、足量免费发放。也可利用各种宣传日、公众活动及预防干预项目等免费发放安全套。免费发放安全套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避免因发放安全套而造成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有条件的部门和地区可以在政府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下，制订严密的规则和标准，探索安全套的社会营销。
二、广泛深入宣传，普及知识，将正确使用安全套作为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
认真学习、理解并落实《行动计划》中有关加强健康教育、普及知识和开展干预、减少人群危险行为的措施要求，充分利用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书籍、互联网络等媒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对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措施的理解和支持程度。
支持、鼓励利用公益广告形式在大众媒体开展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健康教育宣传。在公共场所、商业网点、主要路段、车站、码头、机场等场所采取适宜的方式，设置一定数量的预防艾滋病（包括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公益广告。
要发挥各部门宣传教育工作网络优势，要将开展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知识及正确使用的宣传和咨询，列入健康教育宣传工作计划。重点利用基层社区组织，包括疾病控制与卫生保健系统的社区健康中心、妇幼中心等机构，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口学校等服务机构，以及青年、妇女、职工活动中心等场所，以适宜的方式，组织开展有关宣教与培训活动。
要在艾滋病性病防治服务机构采用咨询、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向每位就诊者及咨询者宣传艾滋病防治和使用安全套防病知识。采用宣传单、宣传册、光盘、录音磁带、录像带、人际交流等形式，对营业性娱乐场所的业主、服务人员以及顾客进行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
三、加强对安全套生产、流通等环节管理、保障低价高质安全套的供应
所有的安全套产品要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印注中国“CCC”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国内生产企业均须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和《医疗器械注册证》才能上市流通，进口产品必须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方可销售。规范产品包装、标识和使用说明书，加强对产品的抽查检验力度，严肃查处生产、经营伪劣安全套的行为，对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产品，依据《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进出口商品标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认证认可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努力防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套流入市场。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切实简化安全套经营、销售的审批程序，扩大安全套供应网络的覆盖率，提高人群购买安全套的方便性和可及性。安全套供应以商业营销为主，同时免费发放一些特殊人群（如感染者和病人等）。具体方式包括：
（一）商业营销
商业营销是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的主渠道。充分利用药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网络，发展以药店为基础的安全套商业销售网络；各地根据当地情况，在商场、商店、超市和便利店等处建立一定数量的安全套销售网点，并保证所售产品的质量；从事艾滋病性病诊治和咨询的医疗门诊和医院药房应供应安全套，以方便病人看病后直接购买，可按照医生的处方为就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及疑似感染者和疑似病人、性病病人和疑似性病病人、生殖道感染病人、有危险行为前来咨询的人有偿供应；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鼓励安装一定规模的自动售套机，方便购买，售货机要标明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性病的作用，所销售安全套的质量由售货机所有者负责；鼓励宾馆、饭店、招待所等服务场所的经营者，采取适宜方式，保证顾客自主选用安全套。
（二）免费供应
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实行免费供应安全套的政策。中央将采取统一招标的方式，每年采购统一标识的用于防病的免费供应的安全套，按照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性病报告数的比例逐级供应。地方各级政府也应拨出专款，购置部分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弥补中央政府供应的不足。
四、加大经费投入，加强管理与监督
国家从中央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的专项经费。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地、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及时总结并推广成功经验，以确保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工作健康、持续、快速开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应在艾滋病防治经费中确定一定比例或拨出专款，用于当地推广使用安全套防病的相关工作，确保工作目标及措施的落实。
二○○四年七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