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鲜茧收购资格认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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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


铁路路风监察监督办法（试行）
铁道部


第1条 为加强路风监察与监督，严肃查处路风事件，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促进“人民铁路为人民”宗旨落实，维护铁路形象和声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铁道部关于严禁以车以票谋私两个《规定》，以及其他有关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全国铁路各级路风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路风办），均具有路风监察职能。铁道部路风办负责全路路风监察工作；各铁路局（总公司）、铁路分局及部分基层站段路风办或路风建设专职人员，主要负责本单位路风监察工作，同时按联网互控要求，或受上级委托和委派，可跨路
局、分局和站段，实施监察。路风监察工作受本单位路风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受上级路风办指导。
第3条 铁路各级路风办主要履行如下监察职责：
（一）坚持对铁路职工进行铁路宗旨教育，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教育；
（二）监督检查铁路单位和职工贯彻执行国家和铁道部关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加强路风建设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情况；
（三）受理对路风事件和其他属于路风问题的举报和揭露；
（四）主持查处或督促有关部门、单位查处路风事件和路风不良反映；
（五）组织社会监督队伍，理顺社会监督渠道，增强社会监督机制。
第4条 铁路执行路风监察职责的工作人员，具有下列职权：
（一）查阅与路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和资料，了解其他有关情况；
（二）要求被监察单位或人员报送与监察事项有关的资料，提供必要的情况；
（三）责令被监察单位或人员停止正在损害路风路誉的行为；
（四）持证检查客车、车站、货场及其他需要检查单位。“铁道部路风监察证”由铁道部制发，各铁路局路风监察证自行制发；
（五）路风监察人员履行职责时，可免于签证乘坐各次列车和使用铁路电报、电话，可在乘务员公寓食宿。
第5条 正确判定已发生路风问题是否构成路风事件。下列情况分别构成“严重路风事件”、“一般路风事件”和“路风不良反映”：
（一）铁路单位和职工背离“人民铁路为人民”宗旨，凭借行业便利，违法违纪，营私牟利，或违背职业道德，粗暴待客，野蛮装卸，给旅客货主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身体、精神伤害，在路内造成较大影响，使路风路誉遭受严重损害的，构成严重路风事件；
（二）发生前款所列行为，但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未及前款所列程度，构成一般路风事件；
（三）未构成路风事件的，称为路风不良反映。
第6条 路风事件或路风不良反映的受理、定性和查处，应遵循以下要求：
（一）发生路风事件或路风不良反映，责任单位要主动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二）各级路风办要积极受理通过各种方式来自路内外的关于路风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并对认定为路风事件或路风不良反映的，按部门和单位领导要求，或直接主持，或配合参与，或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查处工作；
（三）查处路风事件和路风不良反映，实行“逐级负责、归口管理”。路风不良反映，由基层站段认定和查处。一般路风事件，由铁路分局认定和查处。严重路风事件，由铁路局（总公司）认定和查处；
（四）上级部门在需要时可直接对下级单位路风事件或路风不良反映进行认定和查处，对定性不准或处理不当的予以纠正；
（五）跨系统、跨部门、跨单位的路风事件或路风不良反映，有关各方要主动协商，认真处理，因定性不准、处理不当有争议的，由上级部门裁决；
（六）路风事件或路风不良反映的责任单位，在问题发生或收到举报后，要认真对待，调查核实，抓紧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七）各铁路局（总公司）要将发生的路风事件查处结果和部转重要举报的查处结果按时报部，需要向举报人作出答复的要及时认真答复。
第7条 责任和处分：
（一）路风事件和路风不良反映的当事人或直接责任者，构成违纪的，由所在部门或单位按管理权限酌情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等，直至开除路籍的行政处分。处分涉及行政监察对象的，征求行政监察部门意见。问题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路风事件频发或一次事件损失与影响严重的，由上级追究责任单位领导人的行政责任；
（三）隐瞒事实，出具伪证，包庇纵容，阻挠路风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要从严查处，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8条 建立路风内部通报制度。部路风办根据各铁路局（总公司）书面报告，选择典型路风事件或路风不良反映，利用电报形式，通报全路。
第9条 实施路风问题否决制度。
（一）对铁路严重路风事件的直接责任单位和直接责任者，在评先、晋级、奖励等方面，实施一票否决；
（二）鼓励主动曝光，自查自纠。严重路风事件的直接责任单位态度积极，纠正得力，效果明显，并得到上级认定或舆论肯定的，可不对其实施一票否决。
第10条 组建社会监督队伍，理顺社会监督渠道。
（一）通过走访旅客货主，召开旅客货主座谈会，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安排领导接待日等形式，听取和接受社会批评；
（二）根据需要，从社会各界聘请一定数量的“特邀路风监督员”。被聘对象的基本条件是，经常接触铁路，热心路风建设，作风正派，办事公道；
（三）特邀路风监督员可凭聘请单位制发的证件，监督检查聘请单位的路风状况，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特邀路风监督员应聘后不发挥监督作用，或借机谋取私利的，取消资格，收回凭证。
第11条 路风监察人员必须忠于职守，严格执法，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熟悉监察业务。监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罚：
（一）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
（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三）包庇或陷害他人的；
（四）滥用职权侵犯他人利益的。



1992年2月10日
　　□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蒋传光


“法治文化”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相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对法治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法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其内涵是什么，它与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法律文化有何联系和区别等，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治文化的概念

对法治文化，目前有各种解读。具有共识性的观点认为，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目前在法治理论研究中，一切对法治内涵的揭示，对法治社会表征和遵循原则的描述与总结，法治运行机制的建构和实践活动，诸如法治的价值目标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治的实现状态等，都属于法治文化的内容。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法律文化。从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概念及结构比较来看，两者都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部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在逻辑关系上，法治文化应归属于法律文化的范围之内，法律文化的外延大于法治文化的外延，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是一种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先进法律文化。法律文化除了正面的法治文化以外，还包括非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与联系。首先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历史属性。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本身生成或演进的产物。正是在一国法律（法治）实践的时间流变中才形成相应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但是由于受法律（法治）实践的条件所限，法律文化更可能强调传统性，而法治文化更凸显现代性。但是由于现代和传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种区分仅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

其次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关联性。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实践关联性，即作为文化的法律或法治都是人们法律实践积累而成的。没有人们具体的法律实践，不可能形成所谓法律文化或法治文化。正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作为文化的法律或作为文化的法治才可能成为一种存在，而成为一种治国理政和纠纷解决的经验及智慧。

另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可转化性。无论是法律文化的倡导者还是法治文化的信奉者，二者都关注制度层面背后人们的生活模式对法律的影响。只不过在研究层面上，法律文化研究者更关注规则背后的因素对于规则适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的制约，寻求通过破解传统或通过传统来实现法律现代化的路径。而法治文化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人类一些普适性的要素，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但从实践考察，由于法治文化的普适性存在一定的限度，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需重视“本土资源”或“民族精神”，而法律文化则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同时，法律文化可以转化为法治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的、适合法治现代化的因素，则更能促进这种转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背景的不同。法律文化更主要的是回应和解释，法律作为一套规范体系与法律规范背后的习惯、传统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特别是当这种悖论和冲突影响具体司法案例判断或具体立法的议案内容的时候，则更为凸显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既有的法治建设的一种反思和重新思考的产物，更多地回应了人们对于谋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等的诉求，特别是在精神和理念层面要求人们去信任法律、信仰法律。

其次，两者的价值判断不同。一般认为，从形式意义上，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体现在内容上，即法律文化为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从内容上比较，法律文化中既有正面的价值判断，也有负面的价值判断；而法治文化则是正向价值判断的文化类型。但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仅限于此还不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比较。

我们在肯定法治文化的正价值取向的同时，要对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实践加以区分。我们要看到法治文化作为价值目标追求，是衡量法治实践的标准。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对法治文化认知的不利因素。换言之，法治文化在实践中展现给人们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一面。

法治的手段本身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看到作为法治手段的法律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庞德的观点，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用法律的事实，在其确定中包含着的各种困难。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多错误的困难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们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手段对这些利益的保障却无能为力。第四，有些限制产生于对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某些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换言之，法律惩罚的范围是有限的。第五，有些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因为法律不会自己实施，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法律，人的素质对法律的实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法律在社会控制中担当主要功能时，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

法治文化可以分为理念上的法治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从理念上看，法治文化包含了人们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实现的一系列理想和正当性的价值追求。但是理念上法治文化的实现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来达成。至于能否说所有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都具有正面价值的判断，这就需要具体的法治实践的检验，同时受制于落实法治制度的具体社会条件等一系列因素。

在法治实践中，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并不都是均衡的。在法治价值目标中有各种构成要素，每个价值要素对法治社会的构建都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在法治实践中，并不能保证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都是均衡的。可能的情况是，在追求法治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会导致法治价值目标各要素之间的失衡，即在追求一个价值目标时，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另一个价值目标，从而导致人们对法治的信赖缺失，比如在司法理念中，强调程序正义优先，在实践中，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有可能牺牲实质正义。这从法治的理念上可以得到解释并被视为正当，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得到当事人及普通公众的认同，难以达到主流话语中的社会效果，从而损害法治的权威。

法治文化的特点

与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中性意义的法律文化相比，作为正价值取向的法治文化有以下特点。

制度层面上应是良法善治。法治社会应是良法之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所谓良法，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义、道德、公平、正当程序、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理念，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贯彻。具体地说，符合良法标准的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各种民主权利、政治自由和经济社会的文化权利。法律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正义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效率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公平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秩序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自由需求，避免法律存在偏重秩序和国家利益追求，无形剥夺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出现公平沦落的现象。

政体的组织机构应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模式。法治社会的构建不仅要确立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要有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完备的法律体系，还要有与法治要求相适应的政体组织机构，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法治视阈下，不论采取何种政体模式，对各种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法治理念是不能违背的。

社会治理遵循理性规则之治。法律是理性的体现，理性能使人们更公正、更平和。作为一种理性规则，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私力救济，把各种社会冲突和纠纷的解决纳入秩序化和程序化的轨道上。现代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互动与整合，孕育了自生自发的理性秩序规则。这种理性秩序规则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仰赖于公民的规则意识。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与合作中，既要竭力主张其自身利益和自由平等权利，同时又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与合作，而这种妥协、让步与合作的基础就是理性规则。

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当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就是要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认真实现，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以公民利益为重，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保证民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使民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而具有幸福感，从而自觉接受规则的约束和秩序的维护。

社会各类主体具有自觉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确立法治意识和理念，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公民规则意识。公民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核心层面，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包括积极的权利主张与合法权利的保护两个方面。二是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或正当程序意识。这种正当性的要求，就是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要讲程序，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滥用权利。三是权利的节制意识。对权利的节制，就是要合理限制某些权利，使之符合所处时代、所处社会的道德、法律、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等多种价值取向。当然，人们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是自觉守法意识。守法意识，即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五是社会公德意识。

法治思维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思维模式。法治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它不仅是社会治理中的价值追求，更主要的是一种治国方法、手段的选择，在社会治理的各种手段中，更侧重于法律规则和法律手段的运用，强调依法办事。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把法治变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维模式，即法治思维。具体而言，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法治思维模式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要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确立公民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引导公民对待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纠纷，寻求理性的解决手段。

法治的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从文化考察的视角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法治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中外的法治实践也已证明，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试图复制或完全照搬别国的法治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事实也是如此。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