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加强和改善生物制品供应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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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遇袭案”感想 ——“罪刑法定”离我们有多远

徐勇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规定了“类推制度”。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以及与国际先进刑事制度接轨的需要出发，明确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止了类推，从而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4）合理化，即解释的合理化，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解释主要有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该解释也必须符合罪刑法定，符合刑法目的及立法本义。
　　纵观二方遇袭案：
　　据新闻晨报 10月9日报道：石景山检察院的起诉材料显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因对方舟子、方玄昌等人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上质疑其学术成果不满，遂接受远房亲戚戴建湘找人殴打方舟子二人的提议。随后，在北京做生意的戴建湘找到社会闲散人员许立春，并将肖传国提供的“二方”照片、住址等信息及部分资金交给同为闲散人员的许立春。随后，他们在6月24日、8月29日先后对方玄昌、方舟子实施了殴打。晨报记者注意到，9月21日肖传国在上海浦东机场被刑拘的当天晚上，石景山公安分局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曾透露，肖传国是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9月30日，石景山公安分局将“二方”遇袭案侦查终结时，却以肖传国等5人涉嫌寻衅滋事罪向石景山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现在检察院也以此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据东方卫视报道：10月10日下午消息，备受关注的方舟子遇袭案今日在北京石景山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5名被告人被指控的“寻衅滋事罪”全部认定，肖传国和戴建湘拘役5个半月，许立春拘役4个月，龙光兴拘役3个月，康拥军拘役一个半月。
　　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定义及其特征：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其特征为：（一）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主要表现为破坏他人身体组织的完整；或者损害身体器官的正常机能。（二）客观方面必须有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其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伤害的结果根据《刑法》的规定应当包括致人轻伤、致人重伤、致人死亡等情况。在故意伤害的案件中，伤情的鉴定、伤害结果的鉴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伤害结果的鉴定，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三）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故意伤害他人造成重伤或者死亡的，从已满14周岁开始负刑事责任；其他从已满16周岁开始负刑事责任。（四）主观方面必须出自故意。
　　寻衅滋事罪，是指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肆意挑衅，随意骚扰，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其特征为：(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犯罪多发生在公共场所，常常给公民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造成损害，但是寻衅滋事罪一般侵犯的并不是特定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而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二)客观要件。本条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具体规定为： 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三)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l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四)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
　　从上述事实及罪名分析，只要稍有法律常识的人也不难看出该案犯罪嫌疑人肖传国在“二方”遇袭案中明显涉嫌故意伤害罪。退一步讲，即便其有杀人的动机，也应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又怎么可能与寻衅滋事罪相挂钩？笔者分析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原因：
　　一、长期形成的错误理念——故意伤害罪“轻伤”及以上才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该理念应该来源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之规定，否则，也将无其他法理来源（如有不到之处还恳望博友批评指正）。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危害的大小很难客观判断，因此伤害的程度成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唯一门槛。久而久之，形成了故意伤害罪“轻伤”及以上才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惯例。从而导致了“二方案”在侦查之处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而在伤情鉴定为轻微伤后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从而出现了众人批判的荒谬判决。笔者认为：本案根本不存在故意伤害未遂一说，因为不论从犯罪事实还是从犯罪构成及法理来分析，肖传国等人的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也造成了轻微伤的后果，除非肖传国等人确实出于杀人的动机。但是仅从客观的角度及目前的情况分析，其打击报复的程度不至于致人于死地，因此作为一个常人来分析，不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然而，即便从故意伤害罪的角度也完全可以将其绳之以法。虽然伤害后果比较轻微（在未进行二次鉴定的情况），但是其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更何况《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所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并未将犯罪结果作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要件，而只是刑法意义上一种结果加重犯。
　　二、舆论导向着司法。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害人经伤情鉴定只是轻微伤，一般会被告知去法院起诉要求民事赔偿，或者由派出所民警进行民事调解，而对施暴者充其量也只是进行治安拘留。然而在“二方案”中，由于网络等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社会影响巨大，给办案人员也造成了极大压力。因此在鉴定为轻微伤后，根据惯例无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只能给人扣上“寻衅滋事罪”的帽子。也正如肖传国的代理律师高子程所述“方舟子遇袭案判决是舆论炒作的结果”。对此，笔者也相当认可。如今，舆论确实导向着司法（笔者在“律师，你的价值在哪？”一文中也有阐述），确实成了“无冕之王”，但这对于一个提倡“法治”的泱泱大国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它说明了很多问题，足以引起当权者的重视。
为此，笔者也在内心呼唤：“罪刑法定”，你可以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近一点吗？你能够经得住一些司法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吗？你真的可以担当维护人权的壁垒吗？……


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 徐勇律师
联系电话：18701686873
中宣部 新闻出版署


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试行办法

1988年4月1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

根据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图书发行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放开、搞活，把发行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加快和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国营书店为主体、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格局已初步形成。部分书店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各种书市、展销会的出现，活跃了图书市场。9年期间，全国的图书销售额增长3．5倍，国营书店固定资产增长3倍，国营书店网点增加1倍多，集体、个体售书点从无到有达2万8千处。
但是，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过分集中、统得过死、行政干预过多的发行管理体制和经营形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基层书店的自主权太少，缺乏活力。图书的产、供、销关系不顺，不少图书特别是学术、科学著作供销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加快和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
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调动全国出版发行工作者的积极性，发展出版发行部门的生
注: 此件原名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产力，多出多发好书。图书是精神产品，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图书又是商品，必须注重经济效益，它的社会效益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因此，在加快和深化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坚持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重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图书的需要，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当前，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国营书店为主体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新格局，推进“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
二、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
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把经营权真正放给国营书店，使之成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给国营书店放权。
省级新华书店应逐步将经营管理权放给市县（区）基层新华书店。各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把企业应有的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当地书店。国营书店有权按国家规定，自主支配税后留利；有权在劳动人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自主招录、解聘职工；有权选择进货渠道，自主向发货店或出版社购进图书。
市（地）一级书店也要向所属的专业书店、综合门市部放权。要逐步减少管理层次，创造条件按门市部划分独立核算单位。
在放权的基础上，国营书店实行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中心的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的，要抓好承包的配套、深化、完善、发展。国营书店经营的是精神产品，是微利企业，承包基数要实事求是。应该按国家规定，实行“微利企业上交利润定额包干”或“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要发挥竞争机制在承包中的作用，试行招标的办法，择优选定经理。小型门市部、书亭和乡镇书店，可以实行集体经营、租赁经营或试行股份经营。不论采取何种承包形式，都必须以经营图书为主业，不能因开展多种经营而削弱图书的发行。
放权、承包，是发行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但在实施的步骤上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搞一种模式。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多种探索和试验。总的要求是，使基层国营书店充满活力，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促进出版发行生产力的发展。
三、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
改变单一的封闭式的批发机构，建立多渠道并存的开放式的批发体系，对搞活图书市场起着重要作用。
放开批发渠道，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在若干大城市建立几个开放的、批零兼营的、为各方面服务的批发中心。可以有几条批发渠道：有新华书店的，有出版社的，也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联合的。有条件的集体书店，经省一级出版行政机关批准，也可开展批发业务。
各发行所和省级书店要努力办成全方位开放的经营服务型批发企业，充分发挥它在图书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批发对象，不分国营、集体、个体；批发范围，不分省内省外；批发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省级书店主要做好批发储运工作，同时要为基层书店提供信息、培养人才。市（地）、县新华书店为批零兼营单位，应加强对供销社等各种经济成分售书点的批发业务。
多渠道批发业务的开展，加重了出版社储备图书和重印图书的责任。出版社应优先保证各批发机构的订货需要，继续做好自办批发、零售业务。但批发条件（包括批发时间、批发折扣和批发品种）应与发货店一致，保护产地和销地专营批发机构的积极性。
出版社和国营书店，都要积极扶持集体个体书店和书摊书贩的发展，引导他们多销售好书，在货源上尽可能给以保证。
四、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
长期形成的征订包销，束缚了基层书店扩大进销的积极性，也束缚了出版社的手脚，这是一般图书订数上不去的症结所在。今后，除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课本教材和内部发行图书继续实行包销外，其他图书可实行经销、寄销等多种形式。寄销是推广方向，应该积极试行。同时，还要推行征订包退、试销、期销、发样订货、看样订货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无论推行何种形式，出版社与发货店都要签定经济合同，严格按合同办事。
与放开购销形式相适应，发行折扣也要放开。固定不变的折扣率，不利于搞活购销，扩大图书订数。今后，实行浮动折扣，折扣率由出版社和发行部门双方自行商定。折扣浮动的原则是：出版社要在原定的包销、经销、寄销折扣的基础上，给发行部门多让一些折扣，让出的折扣主要给基层订货店；读者面窄的学术著作的价格，按规定适当放开，可参照成本订价，其发行折扣可稍多于其他图书的发行折扣；出版社对发货店、发货店对订货店可以试行定额销售承包，超额部分给予奖励折扣。总之，应该运用价值规律，搞活图书进销，缓解供需矛盾。
五、大力发展横向联合
横向联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扩展图书市场的客观要求，对于改变多年形成的条块分割、地区封锁，有着重要意义。
图书发行领域中的横向联合，可以创造多种多样形式。在店与店、社与社、社与店之间，社店与其他企业、事业部门之间，可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投资、参股等办法，联合开办书店、批发中心、图书贸易市场、旧书市场。经批准，也可以组成发行企业集团，在各地建立销售系统。但是，没有取得书刊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销售书刊。


目前，有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实行各种限制，包括硬性规定本省书店必须承担销售本省版图书的比例，不符合放开、搞活的原则，不利于在竞争中提高图书质量，应该纠正。
六、大中城市要重视发展和办好专业书店
随着人民群众知识水平和生产、工作专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大中城市，现有的综合型书店已不能满足读者对专业图书的需要。实践证明，开办专业书店，能使各类专业图书集中，有利于联系专业读者，有利于对口征订发行，有利于促进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的出版，还有利于图书发行人员的专业化，提高发行工作的质量。因此，各大中城市在办好综合型书店的同时，要根据当地读者的构成状况、科技文化条件，逐步建立不同门类的、品种齐全、备货充足的专业书店。还要大力发展邮购业务，开办邮购书店，邮费由读者负担。
七、大力加强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发行工作
随着改革的深入、“星火计划”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文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大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年，急需开发智力。边疆地区的工业和科研基地，知识分子密集，急需各种书刊。少数民族地区也迫切需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大力加强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行工作，是出版发行部门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充分发挥农村供销社售书点作用的同时，各地出版发行部门都要努力使自己的发行渠道伸向农村和偏僻边远地区。县新华书店要集中主要力量做好农村发行工作，在有条件的乡镇下设门市部，并积极扶持集体个体书店、书摊、书贩和代销点。乡镇企业是农村发行的重点之一，要充分满足它们的需要，还要满足农村图书室、文化站、科技站和偏僻边远地区工业、科研基地对图书的需要，做好定向发行，千方百计地方便读者。
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发行，费用高，困难多。建议各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给予照顾和支持；并将发行网点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农村售书点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极大地促进了图书下乡，这种作法值得推广。
八、加强对发行工作的领导和宏观管理
改革发行体制，对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出版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加强领导，加强宏观管理。
各地党委宣传部要推动和支持出版行政机关充分行使管理职能，以改革总揽全局。要协助他们做好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规划和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和推广改革经验，帮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舆论手段，宣传发行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做法，传播图书信息，推荐优秀著作，评介各类书刊，表扬先进的发行单位和发行工作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制订和完善出版发行方面的法规和管理措施，会同公安、工商、文化等有关行政部门，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加强对图书市场的管理，坚决依法取缔反动、淫秽的出版物，继续打击非法出版活动。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加强图书、报、刊的进出口工作。为适应省级书店逐步转变管理职能的新情况，要相应建立、健全发行管理职能机构，加强对发行工作的宏观管理。
发行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发行工作面貌能否改观，取决于是否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勇于改革开拓、精通业务的发行队伍。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发行人员的培训，提高发行队伍的素质。要协助办好高等、中专、技工学校中的图书发行专业，继续办好在职人员的培训班。要改善和提高发行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出版社和发行单位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发行人员，可以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其他业务人员的职务聘任办法，另行规定。各地不要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安排到书店。调入书店的职工，必须具备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为加强发行行业的管理，经批准，可建立地方的以至全国的书刊报发行协会。把发行协会办成民间的、自愿联合的、实行民主管理的群众团体，在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政策，维护行业利益，协调行业内部矛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集体、个体书店和书摊书贩的管理教育工作中，应更多地发挥发行协会的作用。还要采取各种形式，经常对广大发行工作者进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发行工作方针任务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发行工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全心全意为广大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