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设立公司制企业审批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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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设立公司制企业审批暂行办法
云南省设立公司制企业审批暂行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一、为规范我省设立公司制企业的组织和审批行为，简化审批程序，制定本办法。
二、凡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设立公司制企业，都应按本办法执行。
三、设立公司制企业，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条件。
四、确需设立国有独资公司的，除国家确定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外，一般不新设国有独资公司。确需设立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是情况特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或改组设立国有独资公司，授权省经贸委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审批，规模、影响较大的，以及有特殊
需要的，由省经贸委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申请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应提供以下文件：
1．申请报告（申请报告由政府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政府授权的部门提出）；
2．设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3．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公司章程（草案）；
5．其他有关文件。
五、设立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不进行设立审批，只需由股东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直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和设立登记。
六、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省经贸委审批；有特殊需要的，由省经贸委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
1．申请报告（内容应包含设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申请报告可由全体发起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提出，也可由主要发起人或公司筹备组提出。
2．发起人协议书及发起人资信证明文件。
3．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公司章程（草案）。
5．地州市政府（行署）或省级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一般限于国有企业改制或改组设立的）。
6．其他有关文件。
七、设立公司的审批事项主要包括：
1．对公司的设立和公司章程（草案）的意见；
2．出资形式和股本总额（或股份总数）；
3．股权结构（设置国有股的要同时报财政部门审批）；
4．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八、审批机关接到设立公司的申请文件后，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暂不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尽可能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2000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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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建 中国政法大学 副教授
一、背景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公法，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家庭法是典型的私法，调整私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者似乎不会产生交集。但二战以后，这种公私二元分立的观念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摒弃。无论是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还是美国的“政府行为”理论抑或日本的“统治行为”理论，虽然其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有别，但无一例外地强调宪法对私人领域的介入。
历史上，美国宪法与家庭法的界限泾渭分明。1787 年的宪法文本及随后的历次宪法修正案均未涉及“家庭”一词。原因在于： 一是宪法所保障的各项权利均是其时权利观念的反映，即这些权利是容易受到政府侵犯的，而家庭并不会受到政府侵犯或威胁，所以不需要宪法保障； 二是根据联邦分权原则，家庭法的立法权由各州保留。[1]因而几乎每个州的宪法都有保护婚姻或家庭的条款。[2]在司法上，联邦最高法院也竭力避免介入家庭纠纷，有限的一些案例也主要是涉及司法中的“礼遇”( comity) 问题，即一州对他州法院有关婚姻及儿童监护判决应持充分尊重并诚实执行的立场，代表性案例是 Maynard v． Hill案。[3]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这一观念遭到摒弃。作为释宪者，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不断通过自己的解释，将联邦宪法延伸至家庭法领域，从而实现了宪法与家庭法的链接。法院的宪法解释使得宪法中的平等、自由等人权保障原则和规则在家庭法中得到了体现。这些变化不仅涉及联邦层面，也涉及到各州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本文将从判例法的角度，厘清宪法对家庭法影响的历史轨迹，探究宪法对家庭法介入的路径，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法的理念及其规则的变化，并探讨这一变化在美国社会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最后分析美国宪法和家庭法的关系演变给中国相关法律的发展带来的启示。
二、家庭法的宪法化趋势———宪法介入家庭法的基本轨迹
美国的家庭法在 20 世纪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此前，家庭法的核心问题是婚姻，婚姻是爱、性以及养育孩子的惟一合法载体，婚外性行为、未婚同居、婚外生育都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同性婚姻、不同种族间的婚姻同样被法律所禁止。[4]但在 20 世纪，尤其是自 60 年代以后，此前的观念和制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介入婚姻家庭事务，家庭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宪法对家庭的介入。很多学者认为，家庭法在过去 50 年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宪法化”( Constitutionalization) ，[5]即因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而使大量的宪法规则、原理成为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规范，家庭法也因大量宪法元素的介入而在价值理念上得到了重塑，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得以重构，权利范围得以扩展，家庭法意义上的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如结婚及父母抚养子女的权利成为“基本权利”( fundamental right) 、[6]离婚权、女性及非婚生子女免受歧视的权利、承认儿童的宪法权利、承认非婚生父的权利等等。所以，权利的扩张成为家庭法“宪法化”的基本主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0 世纪后半期，“家庭法中支配性的语言就是权利”。[7]也有学者认为，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趋势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联邦最高法院开始运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家庭自由。1923 年的 Meyer v． Nebraska 案[8]被认为是最早的宪法通过司法解释介入家庭的案例。[9]本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内布拉斯加州一项禁止老师教授 8 年级以前学生外语的法律侵犯了父母抚养孩子的权利( 法院将教师理解为父母的代理人) ，而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权利是受“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宪法自由。在1925 年的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一案中，[10]最高法院裁判父母有权决定让孩子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些裁判使得家庭法中第一次出现某些州权力不得侵入的领域。此后，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几十个重大判决宣布相关家庭立法因抵触宪法而无效。[11]但在 20 年代后的初期，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仅限于保障父母对子女养育的权利，家庭法中其他领域仍是宪法的禁区，联邦最高法院一年审理的家庭法案件也就一两件。进入1960 年代后，以沃伦( Warren) 为首席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奉行司法积极主义，对宪法与家庭法的关系采取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理解，更积极地审查家庭立法的合宪性，每年有 10 多件案件。[12]1965 年最高法院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中[13]承认婚姻作为隐私权，从而正式开启了宪法介入家庭法的大门。随后，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承认结婚、生育、终止妊娠、抚养子女等宪法权利； 同时，最高法院大量运用平等保护条款反击那些基于种族、性别及非婚生等各种情况的歧视性家庭立法。
为什么到 20 世纪后美国宪法开始介入家庭领域? 这主要是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在美国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 20 世纪后，离婚率大幅度上升； 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 避孕和堕胎成为普通公民可选择的限制家庭人口的方式； 家庭结构出现了新的形式，代养家庭及同性家庭等新的家庭类型不断出现。这些变化使得家庭领域中的争议与问题不断涌现。另外，联邦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资助也使得联邦政府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家庭法中出现了很多“联邦问题”需要联邦法院介入；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美国民权运动也催醒了家庭成员的权利意识，而不断扩展的隐私权观念也使人们认识到诸如怀孕及孩子抚养等家庭事务的自治性。[14]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回应。而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通过司法解释而不是通过立法来实现主要是因为司法的便利性。[15]对于当事人而言，相对于立法程序，司法程序显然更容易尝试，成功可能性更大。立法程序要经过提议及冗长的议会辩论，甚至广泛的大众参与等复杂程序，其便利性无法与司法程序相比。
三、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规范依据
联邦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是通过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实现的。但是，法院并非毫无依据，其宪法依据包括： 第 5 和第 14 修正案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第14 修正案确立的平等保护条款； 根据第 9 修正案等条款解释出来的隐私权。这些线索有时相互结合，有时独立运用。
(一)正当法律程序
根据第5 和第14 修正案，联邦及各州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生命”和“财产”的内涵相对清晰，但“自由”的含义却不甚容易界定，而这恰恰给法院提供了极大的解释空间，他们正是通过对“自由”的扩大解释将宪法理念延伸到家庭法，确立了公民在家庭法中一系列原本不受宪法保护的“自由”。最高法院第一次运用此条款解释家庭成员权利是1923 年 Meyer 案和1925 年的 Pierce 案。自1967 年的 Loving v． Virginia 案[16]开始，沃伦法院开始大规模地运用这些条款解释婚姻家庭权利。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判决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然后又在 Zablocki v．Redhail 案[17]和 Turner v． Safley 案[18]中确立结婚是公民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二)平等保护
平等保护是各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原则。联邦宪法第 14 修正案规定，各州不得拒绝给予所辖范围内公民平等保护的权利。虽然宪法没有直接要求联邦的平等保护，但最高法院认为，第 5 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了平等保护的含义。但平等保护“不能成为一种防止法律分类的禁止，因为对处境不同的人和事进行不同的处理对于制定法律是至为必要的”，但也不能任意给不同类别的人不同的待遇，分类及给予的差别待遇必须是合理的。[19]家庭立法中的分类标准可能是多样化的，包括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等。以平等保护条款分析家庭立法实质上就是审查基于某种特定标准的分类立法是否构成歧视。
最高法院第一次运用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是 1942 年的 Skinner v． Oklahoma案，[20]而大规模运用平等保护条款介入家庭法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1967 年的Loving 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虽然在 1954 年著名的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案中，[21]最高法院已经明确地表明了“隔离即不平等”，但很多人依然认为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公共领域，私人生活领域，比如家庭法领域应与公共领域相区隔，不适用这一原则。[22]在这一观念下，在 Brown 案一年后，弗州最高法院支持了一项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最高法院在 Loving 案中的判决是对这种观点和实践的直接回应。最高法院指出： “虽然各州毫无疑问有权确认婚姻关系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但基于第 14 修正案，各州对婚姻的规制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Loving 案的重要意义在于，自此以后，最高法院将适用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双重原则去审查那些以种族为分类基础的家庭立法，政府必须承担举证责任。总体而言，联邦最高法院适用平等保护条款审查涉及家庭法中的种族问题、非婚生儿童问题及性别问题。
在以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的问题时，一个具有重大争议的问题是关于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即禁止同性婚姻是否涉及“性别歧视”( gender discrimination) 或“性取向歧视”(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总体上，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下文将作详细分析。
(三)隐私权
以“隐私权”( the right to privacy) 为纽带将宪法原则植入家庭法领域中主要是通过肯定公民在家庭关系中的隐私来对抗国家公权力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从而实现家庭私领域的自治。联邦最高法院很早就注意到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在1944 年的 Prince v． Massachusetts 一案[23]中就指出，婚姻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应是不能公开的。1960 年代以后，最高法院开始大量用隐私权来解释家庭法中的问题。但与正当法律程序及平等保护不同的是，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隐私权。所以，隐私权本身是否存在于宪法中就是一个问题。最高法院在 1965 年的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24]中第一次确认隐私权受宪法保护，并且将之独作为一项独立于第四修正案的基本权利。 在 Griswold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肯定婚姻中存在一定范围的隐私权，基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禁止各州对夫妻的避孕进行干预。道格拉斯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说，夫妻寻求避孕的权利属于“由若干个根本的宪法规范所创造的隐私权”。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寻求宪法中亦未明示的“隐私权”作为夫妻有权避孕的法律根据，而隐私权是从其他规范中推断出来的权利。自此，Griswold 案中确立的隐私权成为了法院介入家庭法中的一个重要工具，道格拉斯大法官将隐私权扩张到整个婚姻领域。由于婚姻的独特性，它反过来成为扩充解释隐私权的一个基础。但是，宪法并未明示隐私权，这一权利从何而来? 并且，如何判断某种权利是否属于隐私权保障的内容呢? 在 Griswold 案中，金斯伯格大法官试图设计一种尝试性的论证路径。她认为，第 9 修正案已经明确地肯定了一些“未列举权利”的存在； 而且，宪法对婚姻的保护终极意义上的根据既不在于宪法文本，也不在于法官们对婚姻的尊崇，而在于人们对“正当化的民主权力对权利施加外部限制的一种历史性解读”。她认为，判断一种权利是否属于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要看其“是否植根于我们人民深邃的传统以及良心”，而有着深邃的社会良知承认婚姻家庭属于一种隐私权中的重要部分。道格拉斯大法官也指出： “我们这里所面对的隐私权存在于权利法案诞生之前，比我们的政党制度还要早，比我们的学校制度也要早。”在 1978 年的 Zablocki 以及 1987 年的 Turner 案中，最高法院都坚持了道格拉斯法官所讲的“独特性”以及金斯伯格法官的“历史传统”的理论。另外，在确立非婚父亲的权利以及祖父母的家庭权利时，最高法院也坚持了“植根于深邃的社会良知”的理论来论证其判决正当性。如在 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一案中，[25]最高法院指出“宪法保护家庭的神圣性是基于家庭结构深沉地植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因而“孩子的叔伯舅舅、婶娘舅妈以及祖父母住在一起也是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四、司法判例确立的家庭法的基本价值与制度
(一)尊重婚姻，强调结婚是基本权利
婚姻一直是联邦最高法院刻意保护的一个领域。虽然早期最高法院一般并不介入家庭事务，但在 1879 年的 Reynolds 一案中仍否定了犹他州承认一夫多妻制的法律，认为宪法中宗教自由条款并不支持一夫多妻制度。可见最高法院对婚姻的重视。到 20 世纪，最高法院甚至将结婚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使其受到严格审查标准的保护。这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家庭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立场。在 Loving 一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宪法要保护家庭的神圣性，因为家庭这一机制“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家庭的权利具体包括结婚、生育，以及与家庭成员一起生活的权利。在这些权利中，最高法院尤其强调结婚的权利，“很长时间以来结婚是自由的人们追求幸福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而言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26]在 Zablocki 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威斯康星州一项禁止拒绝给付子女抚养费的父亲再婚的法律违反宪法。因为，“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基本权利”。[27]从而提升了结婚权在宪法权利中的位阶。在判决中，最高法院引用了道格拉斯大法官在 Griswold 一案中的论述以强调婚姻的重要性。“婚姻结合是提升个人生活之道，无关借口； 是个人生活和谐之道，无关政治信仰； 是男女相互忠诚之道，无关商业或社会功利。”[28]当然，在强调婚姻重要性的同时，法院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定义“婚姻”，尤其是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将婚姻提升为基本权利的意义在于： 任何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结婚权利的法律或政府行为都要接受最严格的司法审查。该项法律在司法过程中被推定为违宪，政府必须承担证明其合宪的举证责任。最高法院一般是以正当法律程序或隐私权作为依据支持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立场，但如果相关限制婚姻的法律是以某种歧视性的因素作为分类标准的，即立法涉嫌可疑性分类或准可疑性分类，则可以根据平等保护条款进行裁判。如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通婚的法律即是以种族作为分类基础的，根据司法判例，任何以种族为分类基础的立法，包括涉及婚姻问题的法律，都属可疑性分类，要接受严格审查标准的审查。
当然，结婚权利也不是绝对的。最高法院在 Zablocki 一案中表明，如果一项法律对婚姻的管理是合理的，且没有实质性地阻止公民结婚的权利则不一定要受严格审查标准的审查，比如最低结婚年龄的规定以及离婚等待期间的规定。在1975 年 Sosna v． Iowa 一案中，[29]最高法院宣布一年离婚等待期没有侵犯公民结婚的权利。另外，禁止重婚以及乱伦婚姻也是对结婚权的合法限制。
(二)尊重个人自由和平等
个人自由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的事情，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都要充分尊重家庭的隐私。虽然联邦法院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介入了家庭事务，但仍强调个人自由是第一位的； 二是家庭成员中的个人自由，即成员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如父母有权决定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方式，但仅限于针对未成年人。实践中，法院反对那些以种族、性别等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自由的婚姻立法。
1． 关于种族歧视
Loving 案是最高法院以平等保护条款介入家庭立法的一个开端，推翻了有关禁止种族通婚的立法。在此前三年，最高法院已以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为由宣布了一项规定不同种族同居为犯罪的佛州法律违宪。[30]自 Loving 案开始，最高法院所确立的标准被广泛运用于其他案件，首先是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相关立法，推翻了关于禁止不同种族之间收养的法律。[31]1982 年，最高法院在 Palmore v． Sidoti 案[32]中推翻了一项加州立法。该法律规定，如果获得儿童监护权的离异夫妇一方准备与另一种族的人再婚，其儿童监护权必须转移到另一方，最高法院认为这一法律实际是以种族为基础进行的分类立法，违背了平等保护条款。由于以种族为基础的分类立法涉嫌“可疑性分类”( suspect classification) ，法院将以严格审查标准来审查其合宪性，政府如要主张其合宪，必须要证明其服务于“急迫的政府利益”(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并且其措施必须是经过“严格限缩”( narrowly tailored) 。由于在家庭法中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利益能够被法院认可为“急迫的政府利益”，这类立法几乎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2． 关于针对非婚生儿童的歧视
传统的普通法通过拒绝给予非婚生子女完全的权利来保护以婚姻为基础建立的家庭。[33]非婚生儿童不能获得完全的家庭成员资格，在遗产继承等方面受到限制。但这一理念是以父母的过错惩罚孩子，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20 世纪以后，非婚生育的现象越来越常见，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普通法规则对非婚生子女是不公平的。1968 年，最高法院开始介入这一领域，从而“开启了深入和全面审查家庭立法的第二扇大门，使关于非婚姻问题全面联邦化”。[34]在当年的 Levy v． Louisiana 一案中，[35]宣布禁止非婚生子女继承母亲遗产的法律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在 1972 年的 Stanley v． Illinois 一案中，法院判决非婚生儿童的父亲也可以获得监护权。在其后的一系列案件中，“以儿童是否婚生为基础的分类变成了一种可疑性分类，儿童应被视为独立的个人，不应因其父母的罪恶而受到惩罚”。[36]那些将儿童区分为婚生与非婚生并对后者的权利进行限制一般认为是侵犯了非婚生儿童受宪法保障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 1973 年的《统一亲权法》( The Uniform Parentage Act) 的颁布极大地统一了各州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3． 关于性别歧视
在 Levy 案的三年后 ，最高法院开启了以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的第三扇大门，这就是审查以性别( gender) 为分类基础的家庭立法。在 1973 年的 Reed v． Reed 案中，最高法院判决一项州立法违宪。该项法律规定，在为去世的子女确定不动产管理人时，父亲比母亲有优先性。最高法院判裁定这一规定甚至连合理审查标准也难以通过。[37]合理审查标准( rational standard) 是最为宽松的审查标准，政府只要证明该法律中存在任何合法的利益，且法律所采取的措施与该目的之间有任何合理的联系即可。但实践中，自1976 年的 Craig v． Boren 一案起,[38]最高法院正式以中度审查标准 ( Intermediate Scrutiny) 来审查家庭法中以对男女以及婚生与非婚生子女实行差别对待的法律。根据这一标准，那些过分强化陈旧的关于男女能力差异以及过分强调女性应局限于家庭中角色的法律的合宪性会受到严重怀疑。最高法院运用这一标准推翻了很多传统家庭法中的重要规则，如给予儿子比女儿更长时间抚养的法律，仅规定前夫对前妻有抚养义务的法律，规定男女不同最低婚龄的法律，倾向于由母亲取得监护权的规定，规定仅由丈夫处理共同财产的法律，规定由丈夫对家庭债务负责的法律。
(三)尊重家庭，强调父母的权利
1． 父母对子女的权利
最高法院早在 1972 年的 Stanley v． Illinois 一案[39]中就强调父母在孩子的抚养和监护等方面享有受宪法保障的权利。2000 年最高法院 Troxel v． Granville 一案[40]中进一步肯定了父母对孩子在监护、抚养等方面有着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在该案中，原告是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祖父母根据州法的规定去探望孩子，原告主张州法的规定侵犯了其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为父母有权决定谁能够探望自己的孩子。法院承认了父母的这些基本权利，认为只要其父母能够正常地履行其职责，政府就没有理由去干预。据此，法院推翻了该州的法律。和结婚权一样，联邦最高法院将父母在抚养、监护、为孩子作相关决定的权利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受到司法最严格的保护，这也反映了司法机关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视。
当然，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不是绝对的，非婚生的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可能就会受到限制。美国一个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是非婚生育。非婚生儿童的父亲被称为生物意义上的父亲( Biological Father) 。这种意义上的父亲是否可以与非婚子女维持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自 1972 年 Stanley 案开始以及后面的一系列案件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非婚父亲的权利。在 Stanley 案中，由于原告和非婚子女居住在一起，并履行了抚养义务，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受到了宪法的保障； 在另一个案件中，原告从未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仅是按时支付抚养费，也没有寻求建立父子关系，直到孩子 11 岁时，由于有人要收养这个孩子，他才要建立父子关系，但此时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已不受宪法保障。最高法院的解释是，宪法保障父亲的权利不仅仅要考虑生物学意义上的联系，非婚生的父亲必须表明其已经以一个父亲的方式对待孩子，并且采取了某种措施认真对待孩子的未来。
2． 代孕母亲的权利问题
一些女性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生育但又希望抚育自己的孩子，她们就可以选择代孕。一旦代孕者和委托方发生争议，代孕者主张对自己生育的孩子享有受宪法保障的母亲权利，而拒绝将孩子交付委托方，法院能否支持代孕者的主张? 在美国，代孕是个新问题，联邦和各州均没有这方面的制定法，联邦法院也尚未出现这方面的判决，但有些州已出现相关案例。加州第四上诉法院在 1998 年的一个案件中还专门敦促立法机关制定这方面的法律。制定法出台之前，司法机关已表明了立场。在 Johnson v． Calvert et al． 一案中，加州最高法院判决，代孕只是一种合同关系，并不能在代孕者和孩子之间形成母子关系，因而不享有宪法保护的权利。
(四)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法院在保障父母权利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家庭立法以及司法判决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the best interest principle of child) 。在 1967 年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决未成年人与成人一样享有诉讼中诸如获得辩护等程序性权利； 在 1969 年的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一案中判决学生在校园内同样享有政治权利。法院还在相关的案例中判决未成年人有权决定堕胎及在受到虐待或忽略时寻求保护。在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方面，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也与同性婚姻有关，即同性父母是否可以收养。在允许同性婚姻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可以收养子女，各州的做法大相径庭。有些州严禁同性收养，如密苏里州。有些州允许，如佛州最高法院在 2008 年的判决中就承认了同性收养的合法性。
(五)维护开放性的家庭结构
家庭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美国家庭法中有所谓“核心家庭”( core family) 与“拓展家庭”( extended family) 之分。前者单指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后者指除父母子女外，还包括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家庭，此所谓家庭的完整性。在 1977 年的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一案中，[41]最高法院采纳了拓展家庭的观点。本案中，上诉人是一位祖母，她和她的儿子、孙子及外孙住在一起。按该市的规定，其外孙因不是本家庭的成员而不应居住在本家庭住所内，而上诉人因允许其外孙与其居住在一起而受到起诉。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鲍威尔( Powell) 大法官在其撰写的法院多数意见中指出： “我们的家庭传统上决不限于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叔叔、阿姨、堂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和父母子女共同居住的大家庭，这样的家庭结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应受宪法上的保护。……尽管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使这种大家庭的数目减少，但是，支持大家庭观念所积蓄的文明智慧并没有因此而消退，这种文明经过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并在历史上受到推崇。宪法禁止该市通过强迫所有人生活在被定义为狭小的家庭之中，而把孩子们和成人们的生活标准化。”
但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拓展家庭，都是以婚姻关系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前所述，20 世纪之前的家庭法只将婚姻视为爱、性以及抚育孩子的惟一载体。但在家庭法宪法化的发展趋势下，传统的异性婚姻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家庭模式也出现了多样化。首先是同性婚姻的问题。虽然联邦最高法院仍然不承认同性婚姻( Marriage) ，但一些联邦上诉法院以及很多州法院都已在相关判例中承认很多同性婚姻。在有些州，虽然禁止同性“婚姻”，但允许同性之间组成某种区别于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类型之外的特殊类型的家庭。如加利福尼亚州即已同意同性组成“家庭伙伴关系”( domestic partnership) 。2005 年 1 月 1 日，加州《家庭伙伴权利责任法》( Domestic Partn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t ) 正式生效，明确规定家庭伙伴基本享有婚姻关系下配偶的各项权利，同时要求在本州内不得歧视同性家庭。另外 ，一些州法院还允许同性收养，一般为“继父母收养”( stepparent adoption) ，指的是居住在一起的同性双方中的一方收养另一方的孩子。由于承认同性收养，同性家庭能够合法地抚养自己的孩子，家庭的基本要素得以具备。虽然这种家庭有别于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但已基本能够满足那些以“家庭伙伴”等名义生活在一起的同性恋对孩子的渴求。这些立法或司法意见使家庭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模式，家庭结构呈现开放性的发展态势。有学者更进而指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家庭结构将更加灵活，更为多样化。[42]
五、激进与踟蹰———宪法介入家庭法的争议
总体而言，美国学者认为家庭法的宪法化趋势无法逆转。随着宪法的介入，家庭法的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性别在家庭法的特性更加中立，软化了传统的婚姻家庭与非婚家庭的刚性区别，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43]这些变化诚然值得肯定，但有些变化却受到了很多批评。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损害了传统家庭法中某些既有效且成熟的原则，削弱了传统的家庭法中有益的价值观，向社会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对宪法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而在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上更使法院系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因而，很多学者主张限制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将家庭争议更多留给家庭法自身以及各州政府来处理。
(一)对宪法的影响
联邦法院的各种解释使宪法的理念和规范渗透到家庭法当中，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家庭法的内容，但由于宪法中并无直接的婚姻家庭内容，很多学者和法官质疑这种渗透没有宪法依据，是对宪法本身的破坏。他们认为，宪法要求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必须取得被统治者即人民的同意，就家庭立法而言，其明智及有效与否或是否符合道德都应由民意代表根据民主原则讨论决定； 法官的司法解释应是有限的权力，过度的司法解释，使那些既未包含于宪法之中，也未植根于历史传统的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是将人民和其代表的智慧置于法官之下，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44]如大法官斯卡利亚( Scalia) 认为，宪法对家庭法的审查以消除家庭法领域中的歧视现象可以寻找到宪法中的平等保护的依据，但他对法院承认宪法中未列举的家庭权利深表怀疑，如堕胎以及同性恋权利等。还有学者认为，家庭法中的很多问题关涉大众的权利，由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对话式民主制方式来解决更符合宪法原则，过分的司法介入是将司法领域中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凌驾于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之上。这种“精英立法”对家庭法而言尤其是不正当的，它动摇了家庭法需要社会常识，而不是专门知识的理论根基，从而损害了民主代议制理论。[45]
(二)对家庭法的影响
第一，损害家庭中的某些成员的利益。法院过分强调家庭自治，防范外来监控和干预，使得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丈夫或父母对妻子或子女的优势地位得以加强。有女权主义就批评过分强调家庭的隐私权会使丈夫虐待妻子更为便利，儿童保护组织也强调家庭法的过度自治使儿童更易受到虐待或忽视。[46]所以，宪法的过度介入可能会重新导致家庭成员间权利分配的不均衡，当强调父母权利的自主性而伤害到子女的时候，这一原则就可能丧失了其道德上的正当性。[47]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
体群字[2005]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各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根据《〈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2001-2010年）规划》中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要求，为切实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明确《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实施工作顺利进行，完成预期的工作目标，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切实抓好实施工作。
国家体育总局
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
原国家体委于1993年12月制定下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以下简称《制度》）颁布实施十多年来，我国已建立起一支日益壮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和从中央到地方分级管理的体系。国家体育总局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制定并于2001年8月颁布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其实施试点工作也已展开。为进一步明确现有两种类型社会体育指导员之间的关系，切实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全民健身体系中的积极作用，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重要性
（一）近年来，党中央在提出"构建群众性的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明确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基础上，明确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度，赋予"全民健身体系"以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是构建全民健身体系要着重抓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重要内容。
（二）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是群众体育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体育指导员是群众体育重要人才资源，在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增强全民的体育意识、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指导群众科学健身、引导社会体育消费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必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和良好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三）我国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时间还不长，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及其工作现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全民健身发展的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和不同级别、类型之间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质量还不够高，一些获得称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实际发挥作用不足，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机制还不够顺畅，亟待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四）在非营利性社会体育指导活动中从事指导工作的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在营利性体育场所的劳动岗位从事指导工作的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都是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将并存发展,相互促进,并按照各自的工作方式共同为全民健身事业作出贡献。
（五）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和有关组织，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人才观，不断提高对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营造有利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良好环境，使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和工作状况更好地适应全民健身发展的需要。
二、进一步理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体制和工作关系
（六）《制度》主要是对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规范；《标准》主要是对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规范。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要进行统一管理与协调，并按照公益与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工作的规律、特点和需要，分类制定工作规划，分别进行政策法规的引导与规范，采取不同的培训考核与任用管理方式，富有特色地建设和发展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工作模式和队伍体系。
（七）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全面负责对全国两种类型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行政调控和行业指导，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协调各种工作和管理关系，对工作过程与结果实施监督检查，并对实施《制度》的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综合管理。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各项日常管理工作。
（八）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综合管理和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鉴定的日常管理工作。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办事机构设在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九）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辖区的两种类型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自行确定内部管理的职能分工。各地报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经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审核后，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设立的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具体承担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鉴定工作。
（十）积极探索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的社会化模式。建立全国和地方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发挥其社团自治与自律管理的职能，将体育行政部门中可以由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管理的事项，逐步向协会转移。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应参与对社会体育指导员专项运动技能工作的管理，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称号的专项技能考核，有条件的可以承担专项业务培训任务。各行业体育协会经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批准后，可负责本行业内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工作。
（十一）发挥体育院校和其他学校在培训与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的作用。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除已明确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由批准的高等体育院校培训外，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也应委托高等体育院校和有条件的其他高等院校进行；其他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也可由体育院校和其他学校等专门教育培训机构承担。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由经过专门资质认证的培训基地承担。有条件的体育院校和其他学校应在体育专业中开设社会体育指导的相关课程，在晨晚练站点和其他健身场所安排一定的社会体育指导实践，为体育专业学生获取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创设有利条件。
（十二）对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实行统一规范。一些体育项目通过有关文件确认实行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制度，应当归并到现行的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体系之中，规范名称，统一管理。今后任何组织未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不得自行设立其他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
三、逐步形成保证和激励社会体育指导员发挥作用长效机制
（十三）坚持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与社会体育组织网络建设的互动发展，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均应信托于一定的体育组织和场所开展工作。大力推进各种基层体育社团、社区体育俱乐部、乡镇文体站、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和社会体育活动站、点等体育组织和健身活动设施的建设，积极开发适应不同层次体育健身休闲需求、引导多样化体育消费的经营性场所，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更多的工作载体和活动空间。全民健身中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工作，要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十四）进一步强化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和群众体育工作评价中的地位，将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和作用发挥的状况作为一项实体性任务，提出量化指标，纳入群众体育工作评估与评优体系。要区别社会体育发展的不同情况制订各级各类体育健身组织和场所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的指导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加强引导和规范管理。要加快开展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技能鉴定工作，逐步实行持证上岗，加强体育健身市场的执法监督检查。
（十五）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组织管理工作，切实改变一些地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只重视审批不重视管理、使用的状况，要通过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单项运动协会等组织形式和各种活动方式，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单项运动协会等组织形式和各种活动方式，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化的组织网络和沟通渠道。通过网络等现代传媒技术开展对已获取资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教育培训活动，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素质与业务水平。开辟有组织地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作用的工作渠道，有条件的地区可试行派遣社会体育指导员协助社区或单位开展体育工作的做法。积极探索社会体育指导员注册制度，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信息化管理。
（十六）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尊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劳动和奉献，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建立全国和地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表彰奖励制度，对立和宣传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形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切实解决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积极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创造条件，资助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考核。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对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有关工作可给予适当补贴。
四、努力保持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动态平衡与协调发展
（十七）在当前社会体育指导员人均比例较低的情况下，要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加快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步伐，扩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整体规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和落实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计划，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采取多种培养途径和方式，积极稳妥地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工作，实现《〈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第一阶段实施计划》中提出的关于2010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65万人的发展目标。
（十八）努力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整体素质和水平。加强培训工作管理和监督，严格执行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大纲和评定标准，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质量。制定相关政策，为退役运动员和待岗教练员向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就业创造条件。注意吸引在岗和退休的体育教师、教练员和其他体育工作者加入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扩充在体育专业学生中培养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逐步改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素质结构。鼓励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在业余时间从事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活动。
（十九）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地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积极推进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技能鉴定工作，尽快建立一支规范的社会体育指导从业在大军；在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中当前应更加重视技能指导型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加快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发展，侧重对晨晚练站点及基层群众体育组织中社会体育骨干的培养，体育行政部门公务员不直接从事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不宜再评定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五、不断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各种保障
（二十）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高度重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有效发挥其在社会体育中的积极作用，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和人才保障。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审批和管理的改革探索，建立适应新形势下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体制与机制。
（二十一）进一步规范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行为，加快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法规制度建设。根据实施《标准》的情况，做好对现行《制度》进行修订的准备工作，构建将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统一规范的制度框架，依法施行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具体标准，并配套和完善相关的各种管理规范。
（二十二）加大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投入，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事业经费予以必要列支的同时，应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配额，用于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管理，并保证专款专用。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组织，应积极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多渠道筹措资金，鼓励社会资助和捐赠。
（二十三）扩大各种媒体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宣传，积极倡导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奉献服务精神，普及科学健身指导知识，正确引导体育消费行为，形成有利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舆论导向。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情况的沟通与交通，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科学研究，为不断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服务和保障。鼓励各地区、各行业和各运动项目管理机构根据本意见的要求，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创新。
一、背景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公法，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家庭法是典型的私法，调整私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者似乎不会产生交集。但二战以后，这种公私二元分立的观念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摒弃。无论是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还是美国的“政府行为”理论抑或日本的“统治行为”理论，虽然其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有别，但无一例外地强调宪法对私人领域的介入。
历史上，美国宪法与家庭法的界限泾渭分明。1787 年的宪法文本及随后的历次宪法修正案均未涉及“家庭”一词。原因在于： 一是宪法所保障的各项权利均是其时权利观念的反映，即这些权利是容易受到政府侵犯的，而家庭并不会受到政府侵犯或威胁，所以不需要宪法保障； 二是根据联邦分权原则，家庭法的立法权由各州保留。[1]因而几乎每个州的宪法都有保护婚姻或家庭的条款。[2]在司法上，联邦最高法院也竭力避免介入家庭纠纷，有限的一些案例也主要是涉及司法中的“礼遇”( comity) 问题，即一州对他州法院有关婚姻及儿童监护判决应持充分尊重并诚实执行的立场，代表性案例是 Maynard v． Hill案。[3]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这一观念遭到摒弃。作为释宪者，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不断通过自己的解释，将联邦宪法延伸至家庭法领域，从而实现了宪法与家庭法的链接。法院的宪法解释使得宪法中的平等、自由等人权保障原则和规则在家庭法中得到了体现。这些变化不仅涉及联邦层面，也涉及到各州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本文将从判例法的角度，厘清宪法对家庭法影响的历史轨迹，探究宪法对家庭法介入的路径，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法的理念及其规则的变化，并探讨这一变化在美国社会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最后分析美国宪法和家庭法的关系演变给中国相关法律的发展带来的启示。
二、家庭法的宪法化趋势———宪法介入家庭法的基本轨迹
美国的家庭法在 20 世纪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此前，家庭法的核心问题是婚姻，婚姻是爱、性以及养育孩子的惟一合法载体，婚外性行为、未婚同居、婚外生育都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同性婚姻、不同种族间的婚姻同样被法律所禁止。[4]但在 20 世纪，尤其是自 60 年代以后，此前的观念和制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介入婚姻家庭事务，家庭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宪法对家庭的介入。很多学者认为，家庭法在过去 50 年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宪法化”( Constitutionalization) ，[5]即因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而使大量的宪法规则、原理成为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规范，家庭法也因大量宪法元素的介入而在价值理念上得到了重塑，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得以重构，权利范围得以扩展，家庭法意义上的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如结婚及父母抚养子女的权利成为“基本权利”( fundamental right) 、[6]离婚权、女性及非婚生子女免受歧视的权利、承认儿童的宪法权利、承认非婚生父的权利等等。所以，权利的扩张成为家庭法“宪法化”的基本主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0 世纪后半期，“家庭法中支配性的语言就是权利”。[7]也有学者认为，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趋势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联邦最高法院开始运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家庭自由。1923 年的 Meyer v． Nebraska 案[8]被认为是最早的宪法通过司法解释介入家庭的案例。[9]本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内布拉斯加州一项禁止老师教授 8 年级以前学生外语的法律侵犯了父母抚养孩子的权利( 法院将教师理解为父母的代理人) ，而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权利是受“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宪法自由。在1925 年的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一案中，[10]最高法院裁判父母有权决定让孩子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些裁判使得家庭法中第一次出现某些州权力不得侵入的领域。此后，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几十个重大判决宣布相关家庭立法因抵触宪法而无效。[11]但在 20 年代后的初期，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仅限于保障父母对子女养育的权利，家庭法中其他领域仍是宪法的禁区，联邦最高法院一年审理的家庭法案件也就一两件。进入1960 年代后，以沃伦( Warren) 为首席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奉行司法积极主义，对宪法与家庭法的关系采取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理解，更积极地审查家庭立法的合宪性，每年有 10 多件案件。[12]1965 年最高法院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中[13]承认婚姻作为隐私权，从而正式开启了宪法介入家庭法的大门。随后，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承认结婚、生育、终止妊娠、抚养子女等宪法权利； 同时，最高法院大量运用平等保护条款反击那些基于种族、性别及非婚生等各种情况的歧视性家庭立法。
为什么到 20 世纪后美国宪法开始介入家庭领域? 这主要是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在美国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 20 世纪后，离婚率大幅度上升； 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 避孕和堕胎成为普通公民可选择的限制家庭人口的方式； 家庭结构出现了新的形式，代养家庭及同性家庭等新的家庭类型不断出现。这些变化使得家庭领域中的争议与问题不断涌现。另外，联邦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资助也使得联邦政府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家庭法中出现了很多“联邦问题”需要联邦法院介入；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美国民权运动也催醒了家庭成员的权利意识，而不断扩展的隐私权观念也使人们认识到诸如怀孕及孩子抚养等家庭事务的自治性。[14]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回应。而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通过司法解释而不是通过立法来实现主要是因为司法的便利性。[15]对于当事人而言，相对于立法程序，司法程序显然更容易尝试，成功可能性更大。立法程序要经过提议及冗长的议会辩论，甚至广泛的大众参与等复杂程序，其便利性无法与司法程序相比。
三、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规范依据
联邦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是通过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实现的。但是，法院并非毫无依据，其宪法依据包括： 第 5 和第 14 修正案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第14 修正案确立的平等保护条款； 根据第 9 修正案等条款解释出来的隐私权。这些线索有时相互结合，有时独立运用。
(一)正当法律程序
根据第5 和第14 修正案，联邦及各州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生命”和“财产”的内涵相对清晰，但“自由”的含义却不甚容易界定，而这恰恰给法院提供了极大的解释空间，他们正是通过对“自由”的扩大解释将宪法理念延伸到家庭法，确立了公民在家庭法中一系列原本不受宪法保护的“自由”。最高法院第一次运用此条款解释家庭成员权利是1923 年 Meyer 案和1925 年的 Pierce 案。自1967 年的 Loving v． Virginia 案[16]开始，沃伦法院开始大规模地运用这些条款解释婚姻家庭权利。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判决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然后又在 Zablocki v．Redhail 案[17]和 Turner v． Safley 案[18]中确立结婚是公民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二)平等保护
平等保护是各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原则。联邦宪法第 14 修正案规定，各州不得拒绝给予所辖范围内公民平等保护的权利。虽然宪法没有直接要求联邦的平等保护，但最高法院认为，第 5 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了平等保护的含义。但平等保护“不能成为一种防止法律分类的禁止，因为对处境不同的人和事进行不同的处理对于制定法律是至为必要的”，但也不能任意给不同类别的人不同的待遇，分类及给予的差别待遇必须是合理的。[19]家庭立法中的分类标准可能是多样化的，包括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等。以平等保护条款分析家庭立法实质上就是审查基于某种特定标准的分类立法是否构成歧视。
最高法院第一次运用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是 1942 年的 Skinner v． Oklahoma案，[20]而大规模运用平等保护条款介入家庭法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1967 年的Loving 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虽然在 1954 年著名的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案中，[21]最高法院已经明确地表明了“隔离即不平等”，但很多人依然认为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公共领域，私人生活领域，比如家庭法领域应与公共领域相区隔，不适用这一原则。[22]在这一观念下，在 Brown 案一年后，弗州最高法院支持了一项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最高法院在 Loving 案中的判决是对这种观点和实践的直接回应。最高法院指出： “虽然各州毫无疑问有权确认婚姻关系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但基于第 14 修正案，各州对婚姻的规制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Loving 案的重要意义在于，自此以后，最高法院将适用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双重原则去审查那些以种族为分类基础的家庭立法，政府必须承担举证责任。总体而言，联邦最高法院适用平等保护条款审查涉及家庭法中的种族问题、非婚生儿童问题及性别问题。
在以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的问题时，一个具有重大争议的问题是关于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即禁止同性婚姻是否涉及“性别歧视”( gender discrimination) 或“性取向歧视”(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总体上，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下文将作详细分析。
(三)隐私权
以“隐私权”( the right to privacy) 为纽带将宪法原则植入家庭法领域中主要是通过肯定公民在家庭关系中的隐私来对抗国家公权力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从而实现家庭私领域的自治。联邦最高法院很早就注意到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在1944 年的 Prince v． Massachusetts 一案[23]中就指出，婚姻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应是不能公开的。1960 年代以后，最高法院开始大量用隐私权来解释家庭法中的问题。但与正当法律程序及平等保护不同的是，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隐私权。所以，隐私权本身是否存在于宪法中就是一个问题。最高法院在 1965 年的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24]中第一次确认隐私权受宪法保护，并且将之独作为一项独立于第四修正案的基本权利。 在 Griswold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肯定婚姻中存在一定范围的隐私权，基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禁止各州对夫妻的避孕进行干预。道格拉斯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说，夫妻寻求避孕的权利属于“由若干个根本的宪法规范所创造的隐私权”。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寻求宪法中亦未明示的“隐私权”作为夫妻有权避孕的法律根据，而隐私权是从其他规范中推断出来的权利。自此，Griswold 案中确立的隐私权成为了法院介入家庭法中的一个重要工具，道格拉斯大法官将隐私权扩张到整个婚姻领域。由于婚姻的独特性，它反过来成为扩充解释隐私权的一个基础。但是，宪法并未明示隐私权，这一权利从何而来? 并且，如何判断某种权利是否属于隐私权保障的内容呢? 在 Griswold 案中，金斯伯格大法官试图设计一种尝试性的论证路径。她认为，第 9 修正案已经明确地肯定了一些“未列举权利”的存在； 而且，宪法对婚姻的保护终极意义上的根据既不在于宪法文本，也不在于法官们对婚姻的尊崇，而在于人们对“正当化的民主权力对权利施加外部限制的一种历史性解读”。她认为，判断一种权利是否属于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要看其“是否植根于我们人民深邃的传统以及良心”，而有着深邃的社会良知承认婚姻家庭属于一种隐私权中的重要部分。道格拉斯大法官也指出： “我们这里所面对的隐私权存在于权利法案诞生之前，比我们的政党制度还要早，比我们的学校制度也要早。”在 1978 年的 Zablocki 以及 1987 年的 Turner 案中，最高法院都坚持了道格拉斯法官所讲的“独特性”以及金斯伯格法官的“历史传统”的理论。另外，在确立非婚父亲的权利以及祖父母的家庭权利时，最高法院也坚持了“植根于深邃的社会良知”的理论来论证其判决正当性。如在 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一案中，[25]最高法院指出“宪法保护家庭的神圣性是基于家庭结构深沉地植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因而“孩子的叔伯舅舅、婶娘舅妈以及祖父母住在一起也是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四、司法判例确立的家庭法的基本价值与制度
(一)尊重婚姻，强调结婚是基本权利
婚姻一直是联邦最高法院刻意保护的一个领域。虽然早期最高法院一般并不介入家庭事务，但在 1879 年的 Reynolds 一案中仍否定了犹他州承认一夫多妻制的法律，认为宪法中宗教自由条款并不支持一夫多妻制度。可见最高法院对婚姻的重视。到 20 世纪，最高法院甚至将结婚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使其受到严格审查标准的保护。这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家庭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立场。在 Loving 一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宪法要保护家庭的神圣性，因为家庭这一机制“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家庭的权利具体包括结婚、生育，以及与家庭成员一起生活的权利。在这些权利中，最高法院尤其强调结婚的权利，“很长时间以来结婚是自由的人们追求幸福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而言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26]在 Zablocki 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威斯康星州一项禁止拒绝给付子女抚养费的父亲再婚的法律违反宪法。因为，“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基本权利”。[27]从而提升了结婚权在宪法权利中的位阶。在判决中，最高法院引用了道格拉斯大法官在 Griswold 一案中的论述以强调婚姻的重要性。“婚姻结合是提升个人生活之道，无关借口； 是个人生活和谐之道，无关政治信仰； 是男女相互忠诚之道，无关商业或社会功利。”[28]当然，在强调婚姻重要性的同时，法院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定义“婚姻”，尤其是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将婚姻提升为基本权利的意义在于： 任何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结婚权利的法律或政府行为都要接受最严格的司法审查。该项法律在司法过程中被推定为违宪，政府必须承担证明其合宪的举证责任。最高法院一般是以正当法律程序或隐私权作为依据支持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立场，但如果相关限制婚姻的法律是以某种歧视性的因素作为分类标准的，即立法涉嫌可疑性分类或准可疑性分类，则可以根据平等保护条款进行裁判。如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通婚的法律即是以种族作为分类基础的，根据司法判例，任何以种族为分类基础的立法，包括涉及婚姻问题的法律，都属可疑性分类，要接受严格审查标准的审查。
当然，结婚权利也不是绝对的。最高法院在 Zablocki 一案中表明，如果一项法律对婚姻的管理是合理的，且没有实质性地阻止公民结婚的权利则不一定要受严格审查标准的审查，比如最低结婚年龄的规定以及离婚等待期间的规定。在1975 年 Sosna v． Iowa 一案中，[29]最高法院宣布一年离婚等待期没有侵犯公民结婚的权利。另外，禁止重婚以及乱伦婚姻也是对结婚权的合法限制。
(二)尊重个人自由和平等
个人自由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的事情，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都要充分尊重家庭的隐私。虽然联邦法院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介入了家庭事务，但仍强调个人自由是第一位的； 二是家庭成员中的个人自由，即成员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如父母有权决定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方式，但仅限于针对未成年人。实践中，法院反对那些以种族、性别等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自由的婚姻立法。
1． 关于种族歧视
Loving 案是最高法院以平等保护条款介入家庭立法的一个开端，推翻了有关禁止种族通婚的立法。在此前三年，最高法院已以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为由宣布了一项规定不同种族同居为犯罪的佛州法律违宪。[30]自 Loving 案开始，最高法院所确立的标准被广泛运用于其他案件，首先是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相关立法，推翻了关于禁止不同种族之间收养的法律。[31]1982 年，最高法院在 Palmore v． Sidoti 案[32]中推翻了一项加州立法。该法律规定，如果获得儿童监护权的离异夫妇一方准备与另一种族的人再婚，其儿童监护权必须转移到另一方，最高法院认为这一法律实际是以种族为基础进行的分类立法，违背了平等保护条款。由于以种族为基础的分类立法涉嫌“可疑性分类”( suspect classification) ，法院将以严格审查标准来审查其合宪性，政府如要主张其合宪，必须要证明其服务于“急迫的政府利益”(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并且其措施必须是经过“严格限缩”( narrowly tailored) 。由于在家庭法中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利益能够被法院认可为“急迫的政府利益”，这类立法几乎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2． 关于针对非婚生儿童的歧视
传统的普通法通过拒绝给予非婚生子女完全的权利来保护以婚姻为基础建立的家庭。[33]非婚生儿童不能获得完全的家庭成员资格，在遗产继承等方面受到限制。但这一理念是以父母的过错惩罚孩子，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20 世纪以后，非婚生育的现象越来越常见，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普通法规则对非婚生子女是不公平的。1968 年，最高法院开始介入这一领域，从而“开启了深入和全面审查家庭立法的第二扇大门，使关于非婚姻问题全面联邦化”。[34]在当年的 Levy v． Louisiana 一案中，[35]宣布禁止非婚生子女继承母亲遗产的法律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在 1972 年的 Stanley v． Illinois 一案中，法院判决非婚生儿童的父亲也可以获得监护权。在其后的一系列案件中，“以儿童是否婚生为基础的分类变成了一种可疑性分类，儿童应被视为独立的个人，不应因其父母的罪恶而受到惩罚”。[36]那些将儿童区分为婚生与非婚生并对后者的权利进行限制一般认为是侵犯了非婚生儿童受宪法保障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 1973 年的《统一亲权法》( The Uniform Parentage Act) 的颁布极大地统一了各州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3． 关于性别歧视
在 Levy 案的三年后 ，最高法院开启了以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的第三扇大门，这就是审查以性别( gender) 为分类基础的家庭立法。在 1973 年的 Reed v． Reed 案中，最高法院判决一项州立法违宪。该项法律规定，在为去世的子女确定不动产管理人时，父亲比母亲有优先性。最高法院判裁定这一规定甚至连合理审查标准也难以通过。[37]合理审查标准( rational standard) 是最为宽松的审查标准，政府只要证明该法律中存在任何合法的利益，且法律所采取的措施与该目的之间有任何合理的联系即可。但实践中，自1976 年的 Craig v． Boren 一案起,[38]最高法院正式以中度审查标准 ( Intermediate Scrutiny) 来审查家庭法中以对男女以及婚生与非婚生子女实行差别对待的法律。根据这一标准，那些过分强化陈旧的关于男女能力差异以及过分强调女性应局限于家庭中角色的法律的合宪性会受到严重怀疑。最高法院运用这一标准推翻了很多传统家庭法中的重要规则，如给予儿子比女儿更长时间抚养的法律，仅规定前夫对前妻有抚养义务的法律，规定男女不同最低婚龄的法律，倾向于由母亲取得监护权的规定，规定仅由丈夫处理共同财产的法律，规定由丈夫对家庭债务负责的法律。
(三)尊重家庭，强调父母的权利
1． 父母对子女的权利
最高法院早在 1972 年的 Stanley v． Illinois 一案[39]中就强调父母在孩子的抚养和监护等方面享有受宪法保障的权利。2000 年最高法院 Troxel v． Granville 一案[40]中进一步肯定了父母对孩子在监护、抚养等方面有着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在该案中，原告是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祖父母根据州法的规定去探望孩子，原告主张州法的规定侵犯了其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为父母有权决定谁能够探望自己的孩子。法院承认了父母的这些基本权利，认为只要其父母能够正常地履行其职责，政府就没有理由去干预。据此，法院推翻了该州的法律。和结婚权一样，联邦最高法院将父母在抚养、监护、为孩子作相关决定的权利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受到司法最严格的保护，这也反映了司法机关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视。
当然，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不是绝对的，非婚生的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可能就会受到限制。美国一个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是非婚生育。非婚生儿童的父亲被称为生物意义上的父亲( Biological Father) 。这种意义上的父亲是否可以与非婚子女维持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自 1972 年 Stanley 案开始以及后面的一系列案件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非婚父亲的权利。在 Stanley 案中，由于原告和非婚子女居住在一起，并履行了抚养义务，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受到了宪法的保障； 在另一个案件中，原告从未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仅是按时支付抚养费，也没有寻求建立父子关系，直到孩子 11 岁时，由于有人要收养这个孩子，他才要建立父子关系，但此时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已不受宪法保障。最高法院的解释是，宪法保障父亲的权利不仅仅要考虑生物学意义上的联系，非婚生的父亲必须表明其已经以一个父亲的方式对待孩子，并且采取了某种措施认真对待孩子的未来。
2． 代孕母亲的权利问题
一些女性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生育但又希望抚育自己的孩子，她们就可以选择代孕。一旦代孕者和委托方发生争议，代孕者主张对自己生育的孩子享有受宪法保障的母亲权利，而拒绝将孩子交付委托方，法院能否支持代孕者的主张? 在美国，代孕是个新问题，联邦和各州均没有这方面的制定法，联邦法院也尚未出现这方面的判决，但有些州已出现相关案例。加州第四上诉法院在 1998 年的一个案件中还专门敦促立法机关制定这方面的法律。制定法出台之前，司法机关已表明了立场。在 Johnson v． Calvert et al． 一案中，加州最高法院判决，代孕只是一种合同关系，并不能在代孕者和孩子之间形成母子关系，因而不享有宪法保护的权利。
(四)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法院在保障父母权利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家庭立法以及司法判决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the best interest principle of child) 。在 1967 年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决未成年人与成人一样享有诉讼中诸如获得辩护等程序性权利； 在 1969 年的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一案中判决学生在校园内同样享有政治权利。法院还在相关的案例中判决未成年人有权决定堕胎及在受到虐待或忽略时寻求保护。在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方面，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也与同性婚姻有关，即同性父母是否可以收养。在允许同性婚姻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可以收养子女，各州的做法大相径庭。有些州严禁同性收养，如密苏里州。有些州允许，如佛州最高法院在 2008 年的判决中就承认了同性收养的合法性。
(五)维护开放性的家庭结构
家庭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美国家庭法中有所谓“核心家庭”( core family) 与“拓展家庭”( extended family) 之分。前者单指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后者指除父母子女外，还包括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家庭，此所谓家庭的完整性。在 1977 年的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一案中，[41]最高法院采纳了拓展家庭的观点。本案中，上诉人是一位祖母，她和她的儿子、孙子及外孙住在一起。按该市的规定，其外孙因不是本家庭的成员而不应居住在本家庭住所内，而上诉人因允许其外孙与其居住在一起而受到起诉。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鲍威尔( Powell) 大法官在其撰写的法院多数意见中指出： “我们的家庭传统上决不限于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叔叔、阿姨、堂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和父母子女共同居住的大家庭，这样的家庭结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应受宪法上的保护。……尽管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使这种大家庭的数目减少，但是，支持大家庭观念所积蓄的文明智慧并没有因此而消退，这种文明经过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并在历史上受到推崇。宪法禁止该市通过强迫所有人生活在被定义为狭小的家庭之中，而把孩子们和成人们的生活标准化。”
但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拓展家庭，都是以婚姻关系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前所述，20 世纪之前的家庭法只将婚姻视为爱、性以及抚育孩子的惟一载体。但在家庭法宪法化的发展趋势下，传统的异性婚姻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家庭模式也出现了多样化。首先是同性婚姻的问题。虽然联邦最高法院仍然不承认同性婚姻( Marriage) ，但一些联邦上诉法院以及很多州法院都已在相关判例中承认很多同性婚姻。在有些州，虽然禁止同性“婚姻”，但允许同性之间组成某种区别于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类型之外的特殊类型的家庭。如加利福尼亚州即已同意同性组成“家庭伙伴关系”( domestic partnership) 。2005 年 1 月 1 日，加州《家庭伙伴权利责任法》( Domestic Partn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t ) 正式生效，明确规定家庭伙伴基本享有婚姻关系下配偶的各项权利，同时要求在本州内不得歧视同性家庭。另外 ，一些州法院还允许同性收养，一般为“继父母收养”( stepparent adoption) ，指的是居住在一起的同性双方中的一方收养另一方的孩子。由于承认同性收养，同性家庭能够合法地抚养自己的孩子，家庭的基本要素得以具备。虽然这种家庭有别于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但已基本能够满足那些以“家庭伙伴”等名义生活在一起的同性恋对孩子的渴求。这些立法或司法意见使家庭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模式，家庭结构呈现开放性的发展态势。有学者更进而指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家庭结构将更加灵活，更为多样化。[42]
五、激进与踟蹰———宪法介入家庭法的争议
总体而言，美国学者认为家庭法的宪法化趋势无法逆转。随着宪法的介入，家庭法的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性别在家庭法的特性更加中立，软化了传统的婚姻家庭与非婚家庭的刚性区别，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43]这些变化诚然值得肯定，但有些变化却受到了很多批评。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损害了传统家庭法中某些既有效且成熟的原则，削弱了传统的家庭法中有益的价值观，向社会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对宪法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而在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上更使法院系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因而，很多学者主张限制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将家庭争议更多留给家庭法自身以及各州政府来处理。
(一)对宪法的影响
联邦法院的各种解释使宪法的理念和规范渗透到家庭法当中，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家庭法的内容，但由于宪法中并无直接的婚姻家庭内容，很多学者和法官质疑这种渗透没有宪法依据，是对宪法本身的破坏。他们认为，宪法要求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必须取得被统治者即人民的同意，就家庭立法而言，其明智及有效与否或是否符合道德都应由民意代表根据民主原则讨论决定； 法官的司法解释应是有限的权力，过度的司法解释，使那些既未包含于宪法之中，也未植根于历史传统的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是将人民和其代表的智慧置于法官之下，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44]如大法官斯卡利亚( Scalia) 认为，宪法对家庭法的审查以消除家庭法领域中的歧视现象可以寻找到宪法中的平等保护的依据，但他对法院承认宪法中未列举的家庭权利深表怀疑，如堕胎以及同性恋权利等。还有学者认为，家庭法中的很多问题关涉大众的权利，由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对话式民主制方式来解决更符合宪法原则，过分的司法介入是将司法领域中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凌驾于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之上。这种“精英立法”对家庭法而言尤其是不正当的，它动摇了家庭法需要社会常识，而不是专门知识的理论根基，从而损害了民主代议制理论。[45]
(二)对家庭法的影响
第一，损害家庭中的某些成员的利益。法院过分强调家庭自治，防范外来监控和干预，使得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丈夫或父母对妻子或子女的优势地位得以加强。有女权主义就批评过分强调家庭的隐私权会使丈夫虐待妻子更为便利，儿童保护组织也强调家庭法的过度自治使儿童更易受到虐待或忽视。[46]所以，宪法的过度介入可能会重新导致家庭成员间权利分配的不均衡，当强调父母权利的自主性而伤害到子女的时候，这一原则就可能丧失了其道德上的正当性。[47]
关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关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
体群字[2005]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各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根据《〈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2001-2010年）规划》中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要求，为切实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明确《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实施工作顺利进行，完成预期的工作目标，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切实抓好实施工作。
国家体育总局
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
原国家体委于1993年12月制定下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以下简称《制度》）颁布实施十多年来，我国已建立起一支日益壮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和从中央到地方分级管理的体系。国家体育总局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制定并于2001年8月颁布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其实施试点工作也已展开。为进一步明确现有两种类型社会体育指导员之间的关系，切实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全民健身体系中的积极作用，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重要性
（一）近年来，党中央在提出"构建群众性的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明确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基础上，明确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度，赋予"全民健身体系"以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是构建全民健身体系要着重抓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重要内容。
（二）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是群众体育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体育指导员是群众体育重要人才资源，在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增强全民的体育意识、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指导群众科学健身、引导社会体育消费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必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和良好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三）我国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时间还不长，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及其工作现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全民健身发展的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和不同级别、类型之间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质量还不够高，一些获得称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实际发挥作用不足，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机制还不够顺畅，亟待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四）在非营利性社会体育指导活动中从事指导工作的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在营利性体育场所的劳动岗位从事指导工作的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都是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将并存发展,相互促进,并按照各自的工作方式共同为全民健身事业作出贡献。
（五）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和有关组织，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人才观，不断提高对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营造有利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良好环境，使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和工作状况更好地适应全民健身发展的需要。
二、进一步理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体制和工作关系
（六）《制度》主要是对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规范；《标准》主要是对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规范。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要进行统一管理与协调，并按照公益与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工作的规律、特点和需要，分类制定工作规划，分别进行政策法规的引导与规范，采取不同的培训考核与任用管理方式，富有特色地建设和发展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工作模式和队伍体系。
（七）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全面负责对全国两种类型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行政调控和行业指导，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协调各种工作和管理关系，对工作过程与结果实施监督检查，并对实施《制度》的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综合管理。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各项日常管理工作。
（八）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综合管理和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鉴定的日常管理工作。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办事机构设在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九）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辖区的两种类型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自行确定内部管理的职能分工。各地报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经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审核后，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设立的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具体承担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鉴定工作。
（十）积极探索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的社会化模式。建立全国和地方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发挥其社团自治与自律管理的职能，将体育行政部门中可以由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管理的事项，逐步向协会转移。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应参与对社会体育指导员专项运动技能工作的管理，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称号的专项技能考核，有条件的可以承担专项业务培训任务。各行业体育协会经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批准后，可负责本行业内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工作。
（十一）发挥体育院校和其他学校在培训与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的作用。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除已明确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由批准的高等体育院校培训外，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也应委托高等体育院校和有条件的其他高等院校进行；其他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也可由体育院校和其他学校等专门教育培训机构承担。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由经过专门资质认证的培训基地承担。有条件的体育院校和其他学校应在体育专业中开设社会体育指导的相关课程，在晨晚练站点和其他健身场所安排一定的社会体育指导实践，为体育专业学生获取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创设有利条件。
（十二）对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实行统一规范。一些体育项目通过有关文件确认实行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制度，应当归并到现行的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体系之中，规范名称，统一管理。今后任何组织未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不得自行设立其他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
三、逐步形成保证和激励社会体育指导员发挥作用长效机制
（十三）坚持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与社会体育组织网络建设的互动发展，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均应信托于一定的体育组织和场所开展工作。大力推进各种基层体育社团、社区体育俱乐部、乡镇文体站、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和社会体育活动站、点等体育组织和健身活动设施的建设，积极开发适应不同层次体育健身休闲需求、引导多样化体育消费的经营性场所，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更多的工作载体和活动空间。全民健身中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工作，要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十四）进一步强化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和群众体育工作评价中的地位，将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和作用发挥的状况作为一项实体性任务，提出量化指标，纳入群众体育工作评估与评优体系。要区别社会体育发展的不同情况制订各级各类体育健身组织和场所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的指导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加强引导和规范管理。要加快开展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技能鉴定工作，逐步实行持证上岗，加强体育健身市场的执法监督检查。
（十五）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组织管理工作，切实改变一些地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只重视审批不重视管理、使用的状况，要通过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单项运动协会等组织形式和各种活动方式，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单项运动协会等组织形式和各种活动方式，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化的组织网络和沟通渠道。通过网络等现代传媒技术开展对已获取资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教育培训活动，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素质与业务水平。开辟有组织地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作用的工作渠道，有条件的地区可试行派遣社会体育指导员协助社区或单位开展体育工作的做法。积极探索社会体育指导员注册制度，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信息化管理。
（十六）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尊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劳动和奉献，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建立全国和地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表彰奖励制度，对立和宣传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形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切实解决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积极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创造条件，资助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考核。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对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有关工作可给予适当补贴。
四、努力保持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动态平衡与协调发展
（十七）在当前社会体育指导员人均比例较低的情况下，要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加快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步伐，扩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整体规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和落实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计划，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采取多种培养途径和方式，积极稳妥地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工作，实现《〈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第一阶段实施计划》中提出的关于2010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65万人的发展目标。
（十八）努力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整体素质和水平。加强培训工作管理和监督，严格执行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大纲和评定标准，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质量。制定相关政策，为退役运动员和待岗教练员向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就业创造条件。注意吸引在岗和退休的体育教师、教练员和其他体育工作者加入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扩充在体育专业学生中培养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逐步改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素质结构。鼓励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在业余时间从事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活动。
（十九）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地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积极推进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技能鉴定工作，尽快建立一支规范的社会体育指导从业在大军；在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中当前应更加重视技能指导型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加快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发展，侧重对晨晚练站点及基层群众体育组织中社会体育骨干的培养，体育行政部门公务员不直接从事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不宜再评定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五、不断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各种保障
（二十）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高度重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有效发挥其在社会体育中的积极作用，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和人才保障。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审批和管理的改革探索，建立适应新形势下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体制与机制。
（二十一）进一步规范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行为，加快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法规制度建设。根据实施《标准》的情况，做好对现行《制度》进行修订的准备工作，构建将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统一规范的制度框架，依法施行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具体标准，并配套和完善相关的各种管理规范。
（二十二）加大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投入，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事业经费予以必要列支的同时，应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配额，用于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管理，并保证专款专用。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组织，应积极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多渠道筹措资金，鼓励社会资助和捐赠。
（二十三）扩大各种媒体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宣传，积极倡导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奉献服务精神，普及科学健身指导知识，正确引导体育消费行为，形成有利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舆论导向。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情况的沟通与交通，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科学研究，为不断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服务和保障。鼓励各地区、各行业和各运动项目管理机构根据本意见的要求，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