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购销三条乳胶生产线合同纠纷案请示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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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血液安全监督检查的通知

卫办监督发〔２００６〕１２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了进一步巩固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全国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专项整治成果，保证人民群众的用血安全和身体健康，严厉打击在临床用血和原料血浆采集、供应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我部决定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开展全国血液安全监督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及工作安排
检查自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１２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０６年７月下旬－８月底各血站、单采血浆站和医疗机构对照有关法规开展内部自查自纠；
第二阶段：２００６年９月初－１０月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对辖区内血站、单采血浆站和医疗机构临床用血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阶段：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２月底卫生部组织对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抽查。
二、检查内容
（一）血站：根据《献血法》、《血站管理办法》、《血站基本标准》等规范性文件，检查血站采供血资格、献血者管理、血液检测、实验室管理等情况，重点对人员资质、献血者身份进行核对和登记情况、血液采集、储存、发放、运输的过程管理、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医疗废物处理等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对血站设置的分支机构、固定采血点（室）、流动采血车以及储血点情况进行检查。
（二）单采血浆站：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等法规文件，以及２００６年３月我部联合中编办、发展改革委、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９部委共同印发的《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的要求，检查单采血浆站血源管理、体检、化验、原料血浆采集供应、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医疗废物处理等方面的管理规范的落实情况，在单采血浆站转制期间，重点要对供血浆者身份进行核对（有无跨区域采集血浆）、原料血浆采集量与采集间隔、一次性采血浆器材使用后的处置情况以及原料血浆供应情况进行检查。
（三）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情况：检查医疗机构血液来源是否为经批准的合法血站提供，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是否经审批，紧急情况下的应急用血是否经过检测。重点检查对医疗机构有无自采自供临床用血行为，临床用血是否全部经检测合格。
三、有关要求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血液安全监管工作的认识，加大日常监管力度，组织开展对重点区域、重点的血站和单采血浆站进行重点监督检查，继续保持打击违法采供血行为的高压态势，确保血液安全。
（二）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前，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将本辖区的集中执法检查工作总结及汇总表（见附件）上报我部卫生监督局。总结不但要包括检查的基本情况（如检查的机构数、检查人数等）、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措施等内容，还要统计２００５年以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处理对各根据各地检查及我部组织的抽查情况，对工作开展迅速有力、成效显著的单位予以表扬，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附件：血液管理执法检查汇总表


二○○六年七月三日





　　　　　　　　　　　　　债务转移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与王辉、刘刑军同志商榷

　　8月23日，人民法院报“法官说法”版刊载了王辉、刘刑军两位法官撰写的《为免除罪责，犯罪嫌疑人亲属向被害人出具借条——该行为是否形成民间借贷》（简称《王文》）。受害人李某在多次催要诈骗犯张某父亲偿还借条余额不成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基本赞同《王文》中不形成民间借贷的分析判断，但其关于本案不属于债务转移的观点值得商榷。

　　从债的理论看，债务转移是指债权人或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达成协议，将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法律行为，也称债务承担，包括免责和并存的债务承担两种形式。债务承担生效与否，债的有效性与可转移性是关键。若移转之债根本就不存在或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而无效，债务承担自然也不成立或无效。《王文》认为本案不成立债务转移的主要理由，是“张某与原告之间是刑事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债务转移所要求的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不符合债务转移的规定。”显然，《王文》忽略了诈骗刑事法律关系之外所附带的民事法律关系。从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因诈骗犯罪造成的受害人财产损失，一般通过追赃或退赃退赔而不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否则由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可见，除了诈骗刑事法律关系外，受害人李某与张某之间还存在受民事法律保护的财产损害赔偿之债。尽管经犯罪嫌疑人请求或同意后亲朋的协助退赃退赔在刑法意义上视为本人行为，但从民事规范角度而言，该协助退赃退赔符合债务转移的法律属性。从债的可移转性看，其既不为强制性法律规范所禁止，也不属于性质上或当事人特别约定的不可移转之债。因此，本案张父出具借条的行为成立债务转移并具有法律效力，李某、张某及张父分别是其中的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王文》的理由不能成立。笔者认为，在本案未明确约定张某是否退出债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从有利于保护受害人李某权利角度出发，宜认定本案成立并存的债务承担，张某父子负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债务转移成立后，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王文》认为，张某实施诈骗后，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只能由司法机关而不是受害人李某和张父决定，李某接受张父借条并承诺不追究张某刑事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受法律保护。该观点是否阻却债务承担合同效力，取决于如何理解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诈骗案发后张某已被逮捕的情况下，与其说张父出具欠条的动机在于“免除罪责”，不让张某承担刑事责任，不如说张某父子主要慑于刑事制裁或悔罪而对受损法益作修复弥补，希望获得宽大处理。其与受害人李某承诺不追究张某刑事责任体现谅解的真实意思表示，均符合刑法宗旨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另一角度看，在协助退赃退赔被认可和鼓励下，机械理解并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不合法为由否定本案借条效力，也有悖于刑事法精神和政策。

　　综上，在法院刑事判决已考虑本案借条、李某承诺和部分退赔情节，张某已获得刑事法上积极利益，也符合张某父子真实初衷的情况下，张父以其子仍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拒不支付余款，属于债务承担后的毁约行为，违反了权利义务对等及诚信原则，不应为法院支持。还需说明的是，如果犯罪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前，受害人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从行为人或其亲属手中获取超出财产损失范围的不法利益，则属非法并可能涉嫌犯罪，自当别论。

　　（作者单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