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商检局、国家工商局关于印发流通领域进口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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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广告之性质认定和立法建议
魏薇

（一）关于单方民事行为说的进一步阐述及对能否撤销问题的探讨
悬赏广告依广告指定内容是否明确，有内容明确的悬赏广告与内容不明的悬赏广告之分。内容明确的悬赏广告，即广告中载明各项内容都很明确，不会产生争议。内容不明的悬赏广告，指广告中载明一项或几项内容不明确，尚需确定。
对于内容明确的悬赏广告，如果行为人存在法定义务完成指定行为，则无论按契约说还是单方民事行为说，行为人都必须完成。至于其后的报酬请示权，按两种学说也都可以得到实现。那么对于不存在法定义务的广告呢？
举个征集广告词的例子，若悬赏广告已明确表示“一旦采用，给付酬金1万元。”此时，如果依契约说来解释，可能会出现相对人已经拟好了广告词，私下里广告人对广告词很满意，相对人却抓住广告人这些心理，不正式作出承诺，而提出反要约要求提高报酬。此时，广告人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满意的广告词，要么承诺相对人的反要约，这对广告人十分不利，也无益于促成交易。另一种情况如果广告人在私下里已经获知相对人拟好了比较满意的
广告词，在相对人交付之前撤销了悬赏广告，或将其内容变更为“一旦采用，给会酬金2000元。”而相对人拟好的广告词又无他用，无法在他处获得报酬，他要么选择放弃承诺，要么选择以2000元完成交易，对相对人又十分不利，也无益于交易。
此时，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单方民事行为说的观点。赋予已发布的悬赏广告一经发布，不得撤销的法定效力。以明确的形式对广告人、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予以确定，使双方在交易中不必担心对方会作出有悖于悬赏广告的选择，从而可以更放心大胆地进行交易。当然，如果双方在此基础上又达成新的协议的，可视为对原悬赏广告的补充，可按新的协议执行。
同时，若按契约说来解释，相对人必须对其有效承诺的存在及时间作出证明，因可能存在有效承诺时间与广告人撤销广告时间相冲突的问题。即使有效承诺在广告撤销前，但相对人无法举出证据，那么当然也无法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可这无形中又增加了相对人的举证负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这些不容易取得，但又不可能要求广告人提供相对人未承诺的证据。所以采用契约说极为不妥，单方民事行为说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对于内容不明的广告，对存在法定义务广告在此不作论述。对于不存在法定义务广告，是应将其视为契约还是民事行为呢？
我的观点是视为单方民事行为较为妥当。若按契约说来解释，广告里有模糊语句或字眼，如“有重谢”等，依悬赏广告的性质，此类广告仍属悬赏广告的范畴。但《合同法》明确规定“要约的内容具体明确”，所以此类悬赏广告不能视为要约，只能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即要约邀请，则广告所指内容此时对发出广告人无约束力，如果相对人向广告人发出了要约，要约约束的是相对人。此时若相对人发出了要约，尚无可非议，若相对人只是象征性地同意，意思表示仍不明确，是否仍应为要约呢？按《合同法》规定仍不算要约，但从何时可以成为要约呢？按法律规定何时表示明确何时成为要约，但显然在此过程中浪费了许多交易成本，很多交易机会也无形地丧失掉了，这对于促进交易十分不利。若退一步讲，内容不明确的可视为要约，那么也会出现与内容明确的悬赏广告同样的问题。而且对于广告中已经确定的事实也无法得到完全充分的保护。
若采用单方民事行为说，对已经确定的事实和悬赏广告的效力，可以立即确实完全的法律保护，对于未定事实（一般为指定行为无法确定或悬赏数额未确定），可由广告人与行为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酌情确定指定行为完成的限度或悬赏金额。
故我们认为立法建议为：
1、 悬赏广告一经发布，不得撤销。除非有法定事由出现。
2、 悬赏广告中对于指定行为或悬赏金额不明确发生争议的，完成悬赏行为的人可以同广告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酌情确定。
3、 悬赏广告指定行为于完成之日起，广告人与完成指定行为人又达成新的协议的，视为对原悬赏广告的补充，可以按新的协议履行。
但任何一项好的法律制度都不应该是绝对的。即使我们认定悬赏广告为单方民事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悬赏广告绝对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
当悬赏广告内容有违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序良俗时，悬赏广告即当然无效，自始无效。由于悬赏广告自始不存在，即使行为人已完成或部分完成指定行为或已着手进行，都无权要求悬赏广告中的内容，后果应自行承担。因为以一般人的认知能力，是可以辨别悬赏广告内容是否有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情形的，如果行为人为了指定行为并因此要求报酬，只能推断他主观上有恶意，那么作为惩罚，后果只能由他自行承担。
我们所主张的单方民事行为说在对行为人的利益权衡上，是侧重于保护行为人利益的，主要是为了使交易能更安全、有序地进行，促进更多的交易。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广告人的利益，避免出现不敢、不愿去发布广告的情形。因此当指定行为的完成对广告人已无实际意义时，或指定行为已由其他途径完成或替代完成，或广告人已无实际履行报酬给付能力时，我们应赋予广告人以撤销权，但广告人必须能够证明有上述事由之一存在。对第一种情形，如企业征集产品商标，但企业已面临转产，征集商标已无意义而撤销悬赏广告，应该给予其撤销权。第二种情形，如企业征集广告词，但厂长某天发现儿子脱口而出的一句诗词恰如其分，大家一致主张采用，则也应给予企业撤销权。但此二种情形的撤销，必须于指定行为完成前，并应采用与原悬赏广告相同或更多更高形式发布。且对实施行为的人支出了合理费用并能够证明的，应当予以赔偿，但仅以广告中指明的悬赏金额为限。对第三种情形，由于广告人已无报酬给付能力，对广告撤销时间要求已无意义，因无力给予报酬给付，也无法赔偿。但原则上仍要求采用与原悬赏广告相同的形式发布，并应尽早发布，以减少行为人的损失。
因此，我们有以下立法建议：
1、 悬赏广告内容有违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序良俗的，悬赏广告当然无效，自始无效。
2、 有下列事由出现的，悬赏广告可以撤销：:
(1) 广告人能够证明指定行为的完成对广告人已无实际意义的；
（2）广告人能够证明指定行为已由其他途径完成或替代完成的；
（3）广告人能够证明其已无实际履行能力的。
3、以（1）、（2）事由撤销悬赏广告的，须于指定行为完成前，应采用与原悬赏广告相同或更多更高形式发布。对实施行为人支出了合理费用并能够证明的，应予以赔偿。
以（3）事由撤销悬赏广告的，应尽早采用与原悬赏广告相同的形式发布。
（二）对于优等悬赏广告的探讨
依据对于指定行为的“实施”与“完成”是否一致，可将悬赏广告划分为普通悬赏广告和优等悬赏广告。普通悬赏广告，即行为人依据标准实施了该项行为，无须广告人的意思即宣告完成的悬赏广告，亦“实施”与“完成”相一致的悬赏广告。如：公安机关发布的征集破案线索悬赏广告，行为人只要按广告指定的内容提供了线索，则不必公安机关作出任何表示，指定行为已经完成，即可请示支付报酬。优等悬赏广告，行为人依据悬赏广告所指定行为的内容实施了该项行为，需要广告人或其指定人进行评定筛选，只对被选中的行为人（完成行为人）给予报酬的悬赏广告，此时“实施”与“完成”仅对被选中人是一致的。如：报社发出的征文广告，有若干人按征文要求提交文章，但只有经过评审最后确定的优秀者才是完成行为人，给付报酬。优等悬赏广告必须载有征募期间，可以指定评定人，评定标准，评定程序等等，但这些并非必要记载事项。对于悬赏广告中记载的，由于其单方民事行为的性质，一经发布，立即生效，评定悬赏广告工作必须依此展开。行为人可以对私自更换评定人、更改评定标准、违背评定程序等事项提出质疑，但对实质性悬赏广告作不得干预。
因此，我们有以下建议：
1、 优等悬赏广告， 指广告人在悬赏广告中声明仅对实施指定行为人中的优胜者（完成人）给付悬赏金额 ，仅该优胜者有受领悬赏金的权利。
2、 有前款情形，由悬赏广告中所定的人判定实施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优胜者。悬赏广告中无指定判定人的，由广告人予以判定。
3、 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人，不得对判定中出现的实质性问题及判定结果提出异议。但对悬赏广告中的评定私自更换的，私自更改悬赏广告规定的评定标准，违背悬赏广告中规定的评定程序的除外。
（三）对数人同时完成悬赏行为的探讨
对于普通悬赏广告，数人先后完成悬赏行为的，只有最先完成悬赏行为的人有受领悬赏金额的权利。而优等悬赏广告，只有在实施行为人中评选出的优胜者有受领悬赏金额的权利，当然各优胜者间还可能存在等级。这些都不存在争议。
对于数人同时完成悬赏行为的，一般认为应由各行为人以均等比例分配悬赏金额。（依悬赏性质或悬赏广告中明示只能由一人受领是悬赏金额，以抽签确定的除外）
这对于数人属于同一类型、起同一作用的行为是适用的，如征文广告征得同一类文章。但对于不属同一类型、不起同一作用行为，又应按照什么标准来分配呢？
如：湖北省公安厅悬赏缉拿要犯，曾发出悬赏广告：以提供破案线索的群众，破案有功的单位和人员，给予20万元奖励。此广告存在的问题有二：一、广告原义指定内容肯定是想将破案有功的单位和人员包括在内，但对于破案有功的单位和人员的奖赏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中的行政奖励，即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自身职责所在，而悬赏广告是民事行为，二者混淆在一起显然不合适。二、悬赏广告内容不明确，未规定对数个提供线索的群众及破案有功单位和人员按何比例来分配奖励。
在这里，若仍然机械地由各行为人以均等比例分配悬赏金额，必然显失公平。因各人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有的线索直接构成了案件的逻辑体系，有的线索只是从侧面起到了佐证。则我认为依据各人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所起作用大小来判定金额比例应各符合当事人的利益。但各当事人所起的作用又是十分难以衡量的，应该如何来认定呢？应该认为在此案中，有可能获得奖赏的行为人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提供了线索，并且此线索是整个案件逻辑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的。对这类行为人应该给予最高级别奖赏，因案件少了哪一环节都无法完成侦破工作。当然，对这类行为人内部应该按均等比例来分配。二、是对案件提供了辅助线索，不是整个逻辑体系中的环节，但可起到间接证明作用，对这类人，因其也完成了悬赏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也应给予适当奖赏，但不应高于第一类行为人。内部也按均等比例分配。三是执行职务行为的公安机关和人员，职务行为本属法定义务，上级机关对于职务行为的奖励也应属内部行政行为的范畴，不应在悬赏广告中探讨。但悬赏广告其单方行为的性质，使得其效力一经发布即确定。故我认为也可以在可以在此一并分析。公安机关及人员也应按其作用大小来与提供线索的群众一并来分配金额，这里有一个问题：公安机关和人员是总体的指挥者与具体的执行者，从整体上看作用显然大于各个线索提供人，则仍完全按作用来分，大部分奖金又都会被公安机关和人员拿走，而悬赏广告本来就是公安机关发布的，这对保护线索提供人的利益十分不利，更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故依公平原则公安机关及内部人员所占比例不应大于第一线索提供人，这即有利于保护线索提供人的利益，又可以对广告发布人作出此类悬赏广告作出限制。

因此案件推而广之。我们为对数人同时或在同一时间段（适用不属于同一类，不起同一作用的）完成指定行为的，应作出如下搞定：
1． 对于同一性质，起同一作用的指定行为，数人先后完成的，仅最先完成悬赏行为的人有受领悬赏金额的权利。数人同时完成悬赏行为的，应当由各行为人以均等比例来分配悬赏金额，但悬赏的性质决定悬赏广告中明示只能由一人受领悬赏金额的，则应当以抽签方法确定受领权人。
2． 对于不属于同一性质，不起同一作用的指定行为，数人在同一时间段完成的，应当按各人所起作用大小来确定金额分配的比例；对其行为能够构成整个工作逻辑体系必要环节的给予最高奖励；对其行为不构成逻辑体系必要环节的，给予适当奖励，级别要低于前款行为人；对于指定行为是其职务行为的，奖励级别低于第二款行为人
3． 悬赏广告中有与前2条不同声明的依其声明。
对于完成指定行为人报酬请求权的行使期间，综合考虑《民法通则》及各国立法应依1年为宜。即自行为完成之日起一年内未请求给予悬赏金额的，广告人可以不再承担给付悬赏金额的义务。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在未来我国的《民法典》中可以对悬赏广告一节作出如下规定：

1． 悬赏广告，即以广告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给付一定报酬的，广告人对实施或者完成该行为的人，负给付报酬的义务。
关于有限开放长江水上未知名尸体信息查询的建议

张杰


　　一、长江未知名尸体处置现状
　　根据交通部、公安部联合发出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长江航运公安局是长江上未知名尸体处置工作的主办单位。据有关资料和业内人士估计，近年长江上经统计加上未纳入统计的未知名尸体年均出现千例左右，上下游分布不均。长航公安局全线未知名尸体查明率以及从水尸当中发现命案的查破率都有所提高，但查明率和查破率似乎还有提高空间。水上未知名尸体处置工作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查明尸体来源，尸源清楚了，对尸体死亡性质的确认会有帮助，后续工作往往容易做。毋庸置疑，公安部包括交通公安机关和长江航运公安机关对未知名尸体的处置是十分重视的，并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建立全国无名尸体信息系统、交通公安未知名尸体信息系统、交通失踪人员信息系统、建立长航公安机关DNA实验室等，相关系统中已经储存了大量数据。实践中除有直接线索查清尸源外，长航公安实战单位常见做法主要是搜集各类媒体上有关寻人启事、接待寻尸来访群众、张贴散发寻找尸源启事、报刊上刊登启事，发放协查通报，广泛走访群众等，但通过互联网登载寻尸源启示却鲜有尝试。笔者认为，现在应该是考虑在互联网上有限开放尸体信息查询的时候了。　
　
　　二、有限开放长江未知名尸体信息查询的必要性、可行性　
　　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无论从政治、法律、社会，还是技术、经济、效率层面看，在互联网上有限开放长江上未知名尸体信息查询无论对长航公安机关还是社会公众都十分必要、有利，也是可行的。
1、 从政治层面看，符合我国政府一贯重申的建立责任政府，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立场。长江水上未知名尸体从近年处置情况看，大部分呈现出非犯罪因素，极少部分涉嫌犯罪。非犯罪因素的死亡包括自然灾害(如洪水、泥石流、地震等)、一般性质的船舶肇事、不慎落水、自杀、救人等。这些死者家属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落水者或失踪者。有的寻找到了，有的恐难以寻找到。由于长江上尸体受水流、温度及其他因素影响，绝大多数会往下游漂流，（及个别由于?水原因原地不动，还有由于船舶拖挂带到上游），短的发现地距离落水地几公里几十公里，长的据报道达到1200公里；除长江干流外，还有部分尸体是从支流漂到长江，这给死者家属及公安机关寻找失踪落水人员带来巨大难度。死亡者寻找不到对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无疑会带来相当副作用。死者婚姻、财产、继承、抚养扶养、索赔等问题往往会波及众多人员、家庭或单位。成为进一步引发社会矛盾的诱因。在互联网上有限开放尸源信息查询可为及时查清尸源提供有效途径，阻断社会矛盾的集聚。
　　2、从法律层面看，符合我国宪法、信息公开法规的规定。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尊重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肯定了公民享有知情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查明死者尸源无论对死者还是死者家属都是莫大的尊重，是我国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第九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长江水上死人情况的发生，会引发一系列相关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变更调整，比如婚姻关系、财产、继承、抚养扶养包括赡养、赔偿等等，涉及死者、家属以及相关他人或法人的直接的切身利益。寻找尸源的过程就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过程，实际上公安机关包括死者家属双方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双边查找。
　　3、 从社会层面看，符合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众的心理预期。近些年，公安部有限开放人口信息查询工作，给银行、保险、房产、税务等相关部门的业务工作提供了巨大便利，也给老百姓因私查询提供了方便，受到各界广泛欢迎，提升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自然灾害、矿乱、空难、沉船、重大交通事故等公共事件，主流媒体第一时间介入，有关管理机关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社会各方面对此反应大多正面。当今国人与信息封闭的过去相比应该说都具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汶川地震死难者众，中央政府面对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选择了公开信息，率全国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并调动全国资源迅速恢复重建，这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公共政策的选择，赢得了人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同理，绵延数千里的浩瀚长江水系，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死人尽管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但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没必要在公众面前遮遮掩掩，有限公开信息只会增加社会公众对长航公安机关践行三个代表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长航公安机关的警察的确在默默地做着常人不了解、家人不理解、社会少关注的工作。
　　4、从技术层面上看，将内部网上的相关未知名尸体信息筛选过滤，择其要者如尸体照片、体貌特征、衣着、身高、随身物品等在长江航运公安局外部门户网站上设立专门栏目公布，应该不是难事。地方公安机关外部网站交管平台的许多栏目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为公众提供的车辆、驾驶证等查询极大方便了群众。与传统媒体比如报纸、电视、电台相比较，互联网查询方式对普通百姓而言选择性更强，信息留存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大，查询更为方便快捷，准确性更高。
　　5、从经济角度看，有限公开信息可以有效减少死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的相关查找成本。公安机关在实践中要查清尸源除有直接线索的，往往颇费周折，如同大海捞针，各种方式齐上阵，往往要消耗巨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涉嫌命案，一个个案要查清办结往往花费十几数十万。有限的经费和其他公共资源让有关基层公安机关维持正常工作都捉襟见肘，要求公安机关主动对每起水上未知名尸体倾尽全力去查清楚恐不现实。另方面，死者家属单方面查找也往往花费不薄，甚至根本无从查起。用互联网有限公布的形式，几近零成本将公安机关和家属、知情者有效链接，从经济上看对各方都是有利划算的做法。除初期相关服务器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升级、编写相关程序外，日常维护运行成本与过去动辄电视、电台、报社去登启示，海量大面积走访，殡仪馆长期存放尸体等相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6、从效率上看，外部互联网信息渠道与内部信息渠道及传统相关信息获取渠道相比，在获取有效信息方面或许更为高效快捷。凭借长江航运公安局下属沿江十六个分局的现有警力和装备水平，沿江发生的水上未知名尸体基层分局可以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发送长航公安局，长航公安局进行甄别后可以最快速度在外网挂网，有效缩短公众的查找时间，并且不受空间地域限制。当然，做这一工作还需要对长航公安局外网进行必要的正面宣传，如果沿江公众认同了长航公安局外部官网，笔者以为会极大提高尸源的查明率，并提升查明速度，有效节省社会资源。还有可能将沉睡内网信息库的大量过去未查明的尸源进一步查清，使警察经过大量艰苦工作积累的资料得到二次发掘利用。

　　三、 有限开放查询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总体看，笔者认为有限开放查询利大于弊。如果选择有限开放查询，可能带来以下几方面风险：
一是对于潜在的犯罪分子而言短期内或许会增加选择杀人抛尸长江或在江上杀人。不过这种风险也应该是可控的，如果通过开放查询能够有效迅速查明尸源从而有力打击此类犯罪，将会对有这种倾向的潜在作案人造成震慑，相关案件会逐步减少。80年代“二王”恶性案件发生，公安部首次在国内突破传统做法，大面积发放悬赏通缉令，在当时无疑具有挑战精神；尽管当时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恐慌，民众对公安机关的办案能力也不无怀疑，回过头来看，这种做法无论对当时追堵击毙“二王”，还是对后来通缉令发放的常态化都有不可忽视的划时代的启动意义。公安工作墨守成规，不适时创新，只能是累死警察，浪费资源，各方面都难以讨好。
　　二是选择有限开放，短期内舆情民意对未知名尸体查清率较低估计会有疑问。但是综合来看，通过推行这一举措，加上及时跟进的相关介绍、解释工作，以及查清率的提高，会增加社会公众包括众多外界管理层对长江上未知名尸体查找工作难度的了解、理解和关注，这对长航公安进一步改善、规范未知名尸体处置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各方面只有了解理解了才会谈得上在信息、人才、资金、装备上给予相应支持帮助，警方和社会公众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才会指日可待。如果所有未知名尸体的处置足够高效、规范，查清率快速上升，难说不是长航公安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的一项独特品牌。关门做自己的事，一味要求自己的民警出力流汗，搞大会战，在现代社会恐有些落伍了。需要说明的是，推进有限开放查询并不是排斥传统的查找方式，两者需要并重，发挥出各自长项。
　　三是选择有限开放，对于部分死因难以确认的个案会给相关公安机关带来相应麻烦。水上未知名尸体的死因复杂，由于长航公安机关目前只建立了DNA实验室，相关其他实验室尚未建立，在死因鉴定上面临一定困难。是先等人才、技术、装备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再有限公开？还是先公开并同时或后续推动相关条件的逐步完善？两相权衡，我觉得应选择后者，理由在于从实践情况看我国行政决策机制决定了资源配置有个按重要性必要性先后排队，并统筹规划，兼顾长远的原则。在有关方面并未意识到相关条件的急迫性的时候，或与其他部门需求相比较处于劣势地位时，要在有限的政府支出预算中划出一块给长航公安机关恐怕不是三朝两夕能解决的，而越往后推堆积的问题麻烦或许越多；如果选择先有限公开信息同时通过各种正规渠道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从长远看是有利于长航公安处置未知名尸体工作的。至少公开后尸源查明率会有所上升，还会消化相当部分过去遗留的问题，从中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帮助破获积案。随着社会各界对长航公安水尸处置工作的了解、困难的理解，反过来舆情民意也将会对相关管理层的决策施加影响，加快相关条件改善的进程。


长江航运人民警察学校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