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外侨遗产继承的代管处理原则等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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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外侨遗产继承的代管处理原则等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外侨遗产继承的代管处理原则等问题的复函
1951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
1951年10月9日发部政字第（51）27号公函嘱将我院对外侨遗产继承的代管处理等原则及对外侨遗产和继承等问题之判例函告你部；查有关外侨遗产和继承的案件我院只受理过林芷甫与林林氏为养子关系争执继承一案。该案在邀由你部和法制委员会等机关座谈后，即已发回天津市人民法院重行审判；结果如何，尚不清楚。兹先检附该案判决抄本一件，请予参考。
关于外侨遗产继承的代管处理原则，我们认为你部1950年11月13日复上海外事处“关于英侨克拉克遗产案处理意见”第二至第四各点，如有类似事件发生，仍可参照，由管辖法院或其他机关与所在地外事部门分按具体情况随时联系处理。兹就一般情况提出下列意见以备研究：
一、外侨死亡，其继承人不在我国者，可由我有关机关设法通知或公告有继承权之人，限期申报继承。一面我有关机关可将死者的遗产代为管理。
二、死亡者如系与我国已建邦交国家的侨民，则除由有关机关定期公告外，应再通知其本国派驻我国之使领或其他外交代表，请将公告内容及期限设法通知或在其国内公告，并查报死亡者是否有继承人。
三、外侨死亡如确无继承人，或虽有继承人而已表示放弃继承时，我人民政府即可将其遗产收归国有；如死亡人遗有债务，自应就其遗产予以清理。
四、以上问题如两国间有条约规定者，应依条约规定处理。
附：外交部关于遗产继承问题的函 1951年10月9日 发部政字第（51）27号
最高人民法院：
近来我部遇到关于外侨在中国的遗产的处理问题。对待外侨遗产的处理，主要依照我国内法。请你院将我国对遗产继承的代管处理等原则及对外侨遗产和继承等问题之判例见告为荷。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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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赵 钰
内容提要：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调解也是目前我国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现行调解制度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本文分析了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并就如何对其进行改革略陈管见。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它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首先，它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其次，它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和法院负担；再次，它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因此其广泛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 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有的国家称之为诉讼和解）。
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后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它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
现行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
一、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笔者认为该原则值得商榷：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①。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二、调解适用的范围过宽。
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可以以调解方式解决。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给人一种法院不依法执法的印象，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双方的非法目的。同时，法院实质上是放弃了依职权干预，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权力。
三、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且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 交互运行，法官可以随时主动地决定进入调解程序，且由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人和裁决者。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1、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2、调解可以使法官轻易地回避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困难的问题；3、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②。 特别是由于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且大部分地区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或诱惑。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加上法律又缺乏对调解期限的规定，更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但由于主持调解的法官就是案件的审判者，因此许多当事人本来不同意法官制定的调解方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调解，这不仅违反了调解的“自愿”原则，且容易导致调解结果有失公正、滋生司法腐败、损害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
四、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签收前可以反悔。
《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据此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调解书在送达给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而笔者认为该规定：1、违反了《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为妥善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 意思表示真实； (3) 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的行为与《民法通则》第57条的规定相悖，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2、损害了法院的权威。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因此如对当事人的反悔权无任何限制，将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3、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4、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5、使的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机可乘。
改进调解制度的几点设想
一、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
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3种模式：一种是调审结合式，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以德国、中国为代表；一种是调审分立式， 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一种为调审分离式，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以美国为代表。③基于前述调审结合模式的调解制度中存在诸多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应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具体设想是：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分而设立。庭前法官负责主持调解，不参与庭审程序，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审理，不参与庭前程序。庭前法官在归纳和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分配举证责任，整理、冻结证据（它包括对证据合法性的初步确认，复印件与原件的核对，确认证人，双方交换证据，对证据进行初步质辩等）之后，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在庭审程序中，法庭不再进行调解，而是依法作出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的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案件都未到达开庭审理阶段，而在庭前准备程序以和解或其他通过谈判交涉的方法得到了解决④。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以真正实现“精审判”。
二、调解程序应由当事人启动，并规定调解的期限。
为使自愿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实现，应明确规定在庭前准备程序中，调解程序的启动应以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鉴于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可特别规定离婚案件法官可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另外为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期限，调解期限以10日为宜。通过设立调解期限，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以提高诉讼效率。
三、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案件：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
四、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禁止“背对背”调解，不公开进行调解属程序违法行为，是引起再审程序或检察机关抗诉的一个法定事由。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达成协议。另外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的地位，法官不应发表个人意见让各方当事人接受，而是要居中主持调解。鉴于我国国民法律素质不高的基本国情，如果当事人调解不成时，法官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评价，并帮助他们了解诉讼中潜在的有利点和不利点，以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五、“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成为调解的原则。
现行法院调解制度有三个基本原则，即当事人自愿、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和合法原则。对自愿和合法原则学术界一般没有争议，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保留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有学者认为，调解应当以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前提，因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建设明显滞后、法官的素质不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法院推行的仍然是沿袭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无异于赋予了法官以职权任意干预、处置当事人处分权的权力，法官的行为更加缺乏必要的约束，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司法专断和司法不公，这不仅不能实现设立调解制度的立法本意，也难以使当事人真正在平等协商中解决纷争。因此，现阶段调解仍应坚持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如当事人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前达成调解协议，则可向法院申请撤诉，这样同样能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笔者认为：1、在现有的调解模式下，上述观点在防止司法不公方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如果实行调审分离，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2、由于撤诉与调解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以调解结案的当事人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以撤诉结案的当事人却必须重新起诉。因此对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之前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的，如仅允许当事人以撤诉结案，不允许当事人以调解结案的话，那么大部分当事人为保证调解协议能够得到执行，宁愿继续诉讼，这样设立调解制度以便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因此不应将“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原则。
六、对当事人的反悔权严格加以限制。
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为防止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法；2、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使得对方当事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① 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7 年第 5 期。
② 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法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③ 参见章武生、张其山：《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第 369 页至 370 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35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法院
邮政编码：344300
E-mail:falvzixun@sina.com
税收法你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实施的专门适用于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税收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法律不仅包括由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饥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税收法律制度.而且还包括通过立法机关授权由政府制定、颁布和实施的法规;狭义的税收法律就是指由立法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税收法律制度。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除了各种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不同外，任何一种法你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就某一类法你来奢，由于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因家的影响，使其在社会的实现程度达不到一致，造成各种法律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位也不同。由于我国的国悄和历史原因，社会对别事法律的认同度要高于其他法律。税收法律属于一种经济法规的范踌虽然在近几年法律体系逐步公全。但由于受政洽、经济、社会和历史传统习惯的影响，税收法律的地位还没有达到立法时的初衷，税收法律的社会认同度不高，要加强悦收管理工作，实现依法治税，就必须首先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
首先形响税收法律地位的因萦税收法律的不德定性，影响了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应具有相对的德定性.法律一经制定就不能径易地变动和修改。否则就会在社会形成一种无所适从的理念.久而久之，人们就会降低对法律的信任度。由于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税收法作具有相对的不德定性。这表现在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由政府制定、城布和实施的税收法规.经常发生一些帷订和变化。一方面，给税务机关的依法征管造成不确定因索.为悦收征管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给纳脱人形成一种误导，认为税法是朝令夕改。税务机关的征悦是随黛的，使纳悦人在履行纳悦义务时无所适从.本来非常明确的税收法津，在纳悦人中遗成了一种怀疑和模糊的溉念。在他们看来，依法纳税的法度没有标准严重时就会引发偷瀚税。怕特稿税收法律观念的陈旧，影响了社会对税收法律的认同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税收法律也对纳税义务的履行规定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可是，人们的依法纳税观念，却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国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也在“更新、升级、换代”。长期以来国人生活在“人治”的社会氛围中，当社会经济需要逐步走上法治轨道时，人们虽然认识到“人治”是一种不良状态，但习惯定势一时难改。中国的法治精神先天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法治理念扭曲和真空状态，造成税收征纳双方价值选择的失范和迷惘。由于对税收的内在价值缺乏足够的认同。所以逃税、避税消极现象增多，依法治税步履维艰，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位置。
政府行为的不合理导向，使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认可。依法治税，是政府积极倡导的税收精神。但是，在政府行为尚米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政府一方面依赖于税务机关依法收税，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干涉影响税务机关的行为。税务机关依法征税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发生矛盾时，由于政企不分观念的影响，政府把企业当作自己的保护对象，成为企业“慈祥的母亲”。充当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调解人”，把国家的税收利益权当成一政府囊中的一个祛码，在政府看来，企业是政府的企业，税务机关是为政府收税，无非是少收一些罢了。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税收法律出现了弹性，使税收法律的地位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权力本位意识和法律意识相背离，使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维护。法治当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为起点，崇尚法律至高无上。但我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法律始终在王权下发挥御用作用，缺乏自身的独立地位。这种王化意识日积月累沉淀为社会意识，助长了区域性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地方保护主义实质是诸候经济的延伸，地方当权者把自己的管辖区域的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制定一些方针政策时，只考虑本地区的发展和利益，把国家给子的权力变为木区域利益服务的工具。随意向税劣机关发号施令，随意减征或加征国家税收，不切实际地增加、追补、调整税收计划，忽视税收法律的严肃性和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近几年来层出不穷，屡禁不，严重损害了税收法律的形象。税务机关内部执法机制的缺陷，使税收法律的地位不能很好地维护。税务机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代表国家实现税收法律的意志。税收法律的制定和颁布仅是一种立法活动，税收法律和实施重在执法。因此，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直接关系着税收法律的尊严。由于税务机关执法行为的不规范性，本身对税收法律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就是一种侵犯。
一、表现在执法行为的随意性。执法是国家法律赋予某一机构的特定任务，这一特定任务是在国家法律的支持和约束下，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不可否认，由于特定任务的需要，执法者手中具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是国家赋予的。如果把权力和国家法律分开来看，权力就成为畸形的、可以交易的、不可理喻的怪胎。但是由于几千年“人治”观念的影响，执法者手中的权力在特定环境下具有一定的不可约束性，权力就成为产生腐败的土壤。税务机关作为市场经济中国家税收的执法机关，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作为税收执法者本身的执法行为也受到人们或社会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传统观念形成的唯命是从观念的影响，二是由于局部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三是执法者本身生存和享受需要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行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有悖于国家税收法律和利益的行为。二、表现在轻视纳税的人权利。长期以来纳税人对法上权力、法外权力的非法运作表现为一种宽容，对自身权利表现为一种模糊认识，不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税务人员在实践中只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忽视或说是轻视纳税人权利。这是政府部门和税务人员法治意识淡薄的外在表现。这种对税收执法行为的约束软化，直接造成了对税收法律地位的损害。
其次维护和保障税收法律地位的对策建立严密科学的税收法律体系，保证税收法律的一定稳定性，增强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念。根据我国立法体制，税收法律可以分为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对于国家立法来说，制定和颁布的税收法律体系要健全，内容应科学，在制定税收法律时，立法的起点应高，尽量使税收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国家制定的税收法律的一定补充，制定的税收法律应以中央制定的税收法律为准，也应保持相对稳定，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增强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由政府或行政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后，慎重颁布实施。在此期间，尽力不作大的变动，也要保证法规的相对稳定。税收法律基本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特植稳定，公民对税收逐步熟悉、认识、理解之后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就会逐步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也就会被人们接受。逐步转变税收法律观念，提倡积极守法的精神。要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首先必须逐步树立税收法律的威严，转变社会对税收法律的意识和观念。在政治经济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都在发生着变化，对税收法律的理解和认可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需要在社会创造出一种法律氛围，提倡积极守法精神。将法律作为社会运行合理性的唯一认同，政府部门，纳税人都能主动、积极地运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积极守法包括共同维护税法精神，纳税人权利主张精神和纳税义务自觉履行精神。由于税收法律是建立在国家公民共同需要的基础上，因此维护税收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就不仅是税务机关的职责，而应当成为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义不容辞的责任。显然，征纳双方忽视纳税人的权利，同样与法治精神相悖。纳税人对权利的漠视，就是对权利主体价值的忽视。法治意识的提高便包括重视权利，主动伸张权利意识的提高。纳税义务自觉履行是建立在权利、义务平等一致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对纳税义务和维护税收法律责任的服从与承担，不再是外在强制的表现，而成为纳税人积极守法精神的重心。
规范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税收法律的机制。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相对滞后，使政府的行为不能有效地得到法律的制约，政府的职能处在一种无限的氛围之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势必政府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税收法律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法规，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减少政府行为对税收法律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建立严密科学的税收法律体系和制度。从法律上把政府对税收的不合理行政干予排斥在外，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非税”行为的发生，维护税收法律的尊严。转变税收法律的执法观念，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税收法律的地位能否提高，执法是关键。税务机关是税收法律的执法主体，对税务机关而言，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必须转变法律的执法观念，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实行执法考评激励机制。目前考评税务人员工作业绩基本上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严格执法和严格依法办事没有纳入考评范围，评定税务人员工作业绩的标准缺乏公开性和实质效力。改善这一状况必须从设置公开、公正、以法律和制度为评价标准的激励机制出发，把执法成效作为考评税务人员业绩的重要内容。此外，要充分认识到税务人员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因，制定严格的执法责任追究制，尽可能防止和克服税务人员的缺点，惩处税务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对税务人员实施有效的、积极的激励和追究的同时，也必须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监察、审计和监督作用，保证税收法律的执行到位。
最后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需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税收法律的地位是由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税收法律地位的提高，必须创造出一种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法治是法律的初衷，法治是驾驭社会全部价值观的综合性概念，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是一种视为最高权威的概念和文化。这种观念、意识和文化尊严，以社会集体成员的意志为内容而形成规则体系。法治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尊严。但排斥个人在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地位。法治是一种价值体现，它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服从的法是良法。法治社会评判人们外在行为的标准是法律。可以这么讲，税收法治化进程，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税收法治意识将构成社会文化的主流，市场经济越发达，这种文化也就越发达，推进依法治税进程，离不开全民的法治意识，只要全民具备了良好的税收法治意识，实现依法治税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政府部门，税务人员要正确处理法权关系，真正实现从权力至上到税法至上的转变。那么依法治税的现状将发生质的变化，税收法律将成为全社会普遍共同遵守的法律，税收法律的地位将得到保障和维护。
北安市人民法院 乔铁军
赵 钰
内容提要：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调解也是目前我国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现行调解制度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本文分析了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并就如何对其进行改革略陈管见。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它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首先，它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其次，它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和法院负担；再次，它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因此其广泛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 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有的国家称之为诉讼和解）。
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后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它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
现行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
一、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笔者认为该原则值得商榷：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①。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二、调解适用的范围过宽。
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可以以调解方式解决。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给人一种法院不依法执法的印象，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双方的非法目的。同时，法院实质上是放弃了依职权干预，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权力。
三、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且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 交互运行，法官可以随时主动地决定进入调解程序，且由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人和裁决者。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1、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2、调解可以使法官轻易地回避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困难的问题；3、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②。 特别是由于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且大部分地区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或诱惑。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加上法律又缺乏对调解期限的规定，更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但由于主持调解的法官就是案件的审判者，因此许多当事人本来不同意法官制定的调解方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调解，这不仅违反了调解的“自愿”原则，且容易导致调解结果有失公正、滋生司法腐败、损害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
四、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签收前可以反悔。
《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据此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调解书在送达给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而笔者认为该规定：1、违反了《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为妥善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 意思表示真实； (3) 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的行为与《民法通则》第57条的规定相悖，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2、损害了法院的权威。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因此如对当事人的反悔权无任何限制，将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3、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4、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5、使的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机可乘。
改进调解制度的几点设想
一、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
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3种模式：一种是调审结合式，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以德国、中国为代表；一种是调审分立式， 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一种为调审分离式，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以美国为代表。③基于前述调审结合模式的调解制度中存在诸多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应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具体设想是：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分而设立。庭前法官负责主持调解，不参与庭审程序，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审理，不参与庭前程序。庭前法官在归纳和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分配举证责任，整理、冻结证据（它包括对证据合法性的初步确认，复印件与原件的核对，确认证人，双方交换证据，对证据进行初步质辩等）之后，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在庭审程序中，法庭不再进行调解，而是依法作出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的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案件都未到达开庭审理阶段，而在庭前准备程序以和解或其他通过谈判交涉的方法得到了解决④。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以真正实现“精审判”。
二、调解程序应由当事人启动，并规定调解的期限。
为使自愿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实现，应明确规定在庭前准备程序中，调解程序的启动应以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鉴于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可特别规定离婚案件法官可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另外为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期限，调解期限以10日为宜。通过设立调解期限，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以提高诉讼效率。
三、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案件：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
四、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禁止“背对背”调解，不公开进行调解属程序违法行为，是引起再审程序或检察机关抗诉的一个法定事由。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达成协议。另外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的地位，法官不应发表个人意见让各方当事人接受，而是要居中主持调解。鉴于我国国民法律素质不高的基本国情，如果当事人调解不成时，法官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评价，并帮助他们了解诉讼中潜在的有利点和不利点，以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五、“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成为调解的原则。
现行法院调解制度有三个基本原则，即当事人自愿、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和合法原则。对自愿和合法原则学术界一般没有争议，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保留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有学者认为，调解应当以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前提，因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建设明显滞后、法官的素质不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法院推行的仍然是沿袭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无异于赋予了法官以职权任意干预、处置当事人处分权的权力，法官的行为更加缺乏必要的约束，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司法专断和司法不公，这不仅不能实现设立调解制度的立法本意，也难以使当事人真正在平等协商中解决纷争。因此，现阶段调解仍应坚持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如当事人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前达成调解协议，则可向法院申请撤诉，这样同样能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笔者认为：1、在现有的调解模式下，上述观点在防止司法不公方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如果实行调审分离，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2、由于撤诉与调解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以调解结案的当事人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以撤诉结案的当事人却必须重新起诉。因此对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之前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的，如仅允许当事人以撤诉结案，不允许当事人以调解结案的话，那么大部分当事人为保证调解协议能够得到执行，宁愿继续诉讼，这样设立调解制度以便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因此不应将“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原则。
六、对当事人的反悔权严格加以限制。
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为防止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法；2、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使得对方当事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① 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7 年第 5 期。
② 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法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③ 参见章武生、张其山：《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第 369 页至 370 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35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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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你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实施的专门适用于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税收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法律不仅包括由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饥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税收法律制度.而且还包括通过立法机关授权由政府制定、颁布和实施的法规;狭义的税收法律就是指由立法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税收法律制度。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除了各种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不同外，任何一种法你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就某一类法你来奢，由于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因家的影响，使其在社会的实现程度达不到一致，造成各种法律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位也不同。由于我国的国悄和历史原因，社会对别事法律的认同度要高于其他法律。税收法律属于一种经济法规的范踌虽然在近几年法律体系逐步公全。但由于受政洽、经济、社会和历史传统习惯的影响，税收法律的地位还没有达到立法时的初衷，税收法律的社会认同度不高，要加强悦收管理工作，实现依法治税，就必须首先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
首先形响税收法律地位的因萦税收法律的不德定性，影响了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应具有相对的德定性.法律一经制定就不能径易地变动和修改。否则就会在社会形成一种无所适从的理念.久而久之，人们就会降低对法律的信任度。由于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税收法作具有相对的不德定性。这表现在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由政府制定、城布和实施的税收法规.经常发生一些帷订和变化。一方面，给税务机关的依法征管造成不确定因索.为悦收征管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给纳脱人形成一种误导，认为税法是朝令夕改。税务机关的征悦是随黛的，使纳悦人在履行纳悦义务时无所适从.本来非常明确的税收法津，在纳悦人中遗成了一种怀疑和模糊的溉念。在他们看来，依法纳税的法度没有标准严重时就会引发偷瀚税。怕特稿税收法律观念的陈旧，影响了社会对税收法律的认同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税收法律也对纳税义务的履行规定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可是，人们的依法纳税观念，却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国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也在“更新、升级、换代”。长期以来国人生活在“人治”的社会氛围中，当社会经济需要逐步走上法治轨道时，人们虽然认识到“人治”是一种不良状态，但习惯定势一时难改。中国的法治精神先天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法治理念扭曲和真空状态，造成税收征纳双方价值选择的失范和迷惘。由于对税收的内在价值缺乏足够的认同。所以逃税、避税消极现象增多，依法治税步履维艰，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位置。
政府行为的不合理导向，使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认可。依法治税，是政府积极倡导的税收精神。但是，在政府行为尚米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政府一方面依赖于税务机关依法收税，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干涉影响税务机关的行为。税务机关依法征税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发生矛盾时，由于政企不分观念的影响，政府把企业当作自己的保护对象，成为企业“慈祥的母亲”。充当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调解人”，把国家的税收利益权当成一政府囊中的一个祛码，在政府看来，企业是政府的企业，税务机关是为政府收税，无非是少收一些罢了。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税收法律出现了弹性，使税收法律的地位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权力本位意识和法律意识相背离，使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维护。法治当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为起点，崇尚法律至高无上。但我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法律始终在王权下发挥御用作用，缺乏自身的独立地位。这种王化意识日积月累沉淀为社会意识，助长了区域性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地方保护主义实质是诸候经济的延伸，地方当权者把自己的管辖区域的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制定一些方针政策时，只考虑本地区的发展和利益，把国家给子的权力变为木区域利益服务的工具。随意向税劣机关发号施令，随意减征或加征国家税收，不切实际地增加、追补、调整税收计划，忽视税收法律的严肃性和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近几年来层出不穷，屡禁不，严重损害了税收法律的形象。税务机关内部执法机制的缺陷，使税收法律的地位不能很好地维护。税务机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代表国家实现税收法律的意志。税收法律的制定和颁布仅是一种立法活动，税收法律和实施重在执法。因此，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直接关系着税收法律的尊严。由于税务机关执法行为的不规范性，本身对税收法律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就是一种侵犯。
一、表现在执法行为的随意性。执法是国家法律赋予某一机构的特定任务，这一特定任务是在国家法律的支持和约束下，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不可否认，由于特定任务的需要，执法者手中具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是国家赋予的。如果把权力和国家法律分开来看，权力就成为畸形的、可以交易的、不可理喻的怪胎。但是由于几千年“人治”观念的影响，执法者手中的权力在特定环境下具有一定的不可约束性，权力就成为产生腐败的土壤。税务机关作为市场经济中国家税收的执法机关，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作为税收执法者本身的执法行为也受到人们或社会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传统观念形成的唯命是从观念的影响，二是由于局部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三是执法者本身生存和享受需要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行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有悖于国家税收法律和利益的行为。二、表现在轻视纳税的人权利。长期以来纳税人对法上权力、法外权力的非法运作表现为一种宽容，对自身权利表现为一种模糊认识，不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税务人员在实践中只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忽视或说是轻视纳税人权利。这是政府部门和税务人员法治意识淡薄的外在表现。这种对税收执法行为的约束软化，直接造成了对税收法律地位的损害。
其次维护和保障税收法律地位的对策建立严密科学的税收法律体系，保证税收法律的一定稳定性，增强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念。根据我国立法体制，税收法律可以分为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对于国家立法来说，制定和颁布的税收法律体系要健全，内容应科学，在制定税收法律时，立法的起点应高，尽量使税收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国家制定的税收法律的一定补充，制定的税收法律应以中央制定的税收法律为准，也应保持相对稳定，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增强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由政府或行政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后，慎重颁布实施。在此期间，尽力不作大的变动，也要保证法规的相对稳定。税收法律基本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特植稳定，公民对税收逐步熟悉、认识、理解之后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就会逐步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也就会被人们接受。逐步转变税收法律观念，提倡积极守法的精神。要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首先必须逐步树立税收法律的威严，转变社会对税收法律的意识和观念。在政治经济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都在发生着变化，对税收法律的理解和认可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需要在社会创造出一种法律氛围，提倡积极守法精神。将法律作为社会运行合理性的唯一认同，政府部门，纳税人都能主动、积极地运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积极守法包括共同维护税法精神，纳税人权利主张精神和纳税义务自觉履行精神。由于税收法律是建立在国家公民共同需要的基础上，因此维护税收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就不仅是税务机关的职责，而应当成为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义不容辞的责任。显然，征纳双方忽视纳税人的权利，同样与法治精神相悖。纳税人对权利的漠视，就是对权利主体价值的忽视。法治意识的提高便包括重视权利，主动伸张权利意识的提高。纳税义务自觉履行是建立在权利、义务平等一致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对纳税义务和维护税收法律责任的服从与承担，不再是外在强制的表现，而成为纳税人积极守法精神的重心。
规范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税收法律的机制。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相对滞后，使政府的行为不能有效地得到法律的制约，政府的职能处在一种无限的氛围之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势必政府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税收法律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法规，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减少政府行为对税收法律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建立严密科学的税收法律体系和制度。从法律上把政府对税收的不合理行政干予排斥在外，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非税”行为的发生，维护税收法律的尊严。转变税收法律的执法观念，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税收法律的地位能否提高，执法是关键。税务机关是税收法律的执法主体，对税务机关而言，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必须转变法律的执法观念，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实行执法考评激励机制。目前考评税务人员工作业绩基本上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严格执法和严格依法办事没有纳入考评范围，评定税务人员工作业绩的标准缺乏公开性和实质效力。改善这一状况必须从设置公开、公正、以法律和制度为评价标准的激励机制出发，把执法成效作为考评税务人员业绩的重要内容。此外，要充分认识到税务人员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因，制定严格的执法责任追究制，尽可能防止和克服税务人员的缺点，惩处税务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对税务人员实施有效的、积极的激励和追究的同时，也必须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监察、审计和监督作用，保证税收法律的执行到位。
最后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需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税收法律的地位是由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税收法律地位的提高，必须创造出一种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法治是法律的初衷，法治是驾驭社会全部价值观的综合性概念，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是一种视为最高权威的概念和文化。这种观念、意识和文化尊严，以社会集体成员的意志为内容而形成规则体系。法治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尊严。但排斥个人在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地位。法治是一种价值体现，它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服从的法是良法。法治社会评判人们外在行为的标准是法律。可以这么讲，税收法治化进程，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税收法治意识将构成社会文化的主流，市场经济越发达，这种文化也就越发达，推进依法治税进程，离不开全民的法治意识，只要全民具备了良好的税收法治意识，实现依法治税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政府部门，税务人员要正确处理法权关系，真正实现从权力至上到税法至上的转变。那么依法治税的现状将发生质的变化，税收法律将成为全社会普遍共同遵守的法律，税收法律的地位将得到保障和维护。
北安市人民法院 乔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