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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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的通知
（95）京房改办字第056号
各区县政府房改办、房地局、市政府各委、办、局房改办、各市属机构房改办，中央在京各部门、各单位房改办：
现将《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将执行中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
1995年7月17日
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
根据京政发[1994]71号、[1992]35号文件的规定，现对1993年以前已按标准价给优惠办法购房的职工（以下简称购房职工）调整其所购住房、改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房及建立住房公积金等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购房职工应按照单位调整住房，并购买新分配住房的，依下列办法：
1、购房职工按照单位调整住房时的售房办法，将原购住房和新购住房分别计价，结清房价款及公共维修基金。
2、原购住房按下列公式计价：
房价款=[标准价X（1-年工龄折扣率X65）X（1+调节系数之和）X（建筑面积+阳台面积X系数）+装修设备价]X（1-已竣工年限X1%）
3、在计算新房价款时，夫妇工龄和不足65年的，按65年计；超过65年的，按实际工龄和计。
4、职工购买新分配住房，视同第一次购买住房的，免征契税，自住期间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5、职工因调整住房出售原购住房和购买新分配住房，均须按房改和房屋交易管理有关规定办理买卖手续。
6、职工购买新分配住房后，应按新规定建立公共维修基金。
7、购买新分配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仍不建立住房公积金。
二、购房职工按单位规定调整住房后，改成租住新分配住房的，可由原售房单位对其原付房价款酌情给予补偿，并在扣除期间内的房租后退还本人，具体办法由各单位规定。同时，原售房单位和购房职工按原成交价到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办理买卖手续。原购房职工及其配偶自租住新分配住房之月起建立住房公积金。
三、按京政发[1994]71号文件规定，职工自愿改按成本价购房的，按成本价与标准价高限之间的差额补交房价款。具体计算公式为：
补交房价款=（成本价-标准价高限）X（1+调节系数之和）X（建筑面积+阳台面积X系数）X（1-已竣工年限X2%）
补交房价款后，原购房职工按购买成本价房的规定改办产权登记手续。原购房职工及其配偶仍不建立住房公积金。
四、购房职工要求建立住房公积金的，应补交标准价或成本价与原购房价差额。具体计算公式为：
标准价补交房价款-=标准价X年工龄折扣率X（65-购房以前夫妇工龄和）X（1+调节系数之和）X（建筑面积+阳台面积X系数）（1-已竣工年限X1.5%）
成本价补交房价款=标准价补交房价款+补交房价款
购房职工及其配偶自补交房价款之月起建立住房公积金，并按相应的价格规定改办产权登记手续。
五、本规定三、四条计算公式中，价格是指职工补交房价款时，全市公布的成本价、标准价高限和售房单位公布的标准价：调节系数按京房改字[1994]第578号文件执行。
六、购房以前夫妇工龄和超过65年的职工，可按所在单位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该职工可凭售房单位出具的证明，按购买成本价房的规定改办产权登记手续。
七、职工与单位签订购房合同到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在房屋产权证领取前放弃购房的，由违约方按买卖双方约定或按实际发生工作量交纳手续费。
八、职工所购住房发生继承、析产、拆迁作价时，其所购住房价值比照届时房改售房的规定确定。
九、职工所购住房可依法进入市场出售或出租，本人住用的时间自售房单位规定的购房人首次付款之日起计算。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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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
李克垣 （上海交通大学MPA）
【摘 要】 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到现在，改革要想继续深化，建立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完善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基于此，本文对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进行分析，从股票市场建立历程出发，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伴生物，然后将论述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内在性矛盾，最后在借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市场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和打破垄断，资本市场则要在严格监管理下逐步完善，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支撑。
【关键词】 国有企业，股票市场，私有化，反垄断
我们第四小组9个人选择了“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这个课题作为莫童老师所讲授的《国有资产管理》这门课程的结业论文方向。小组9位成员在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查、研讨，最后形成了本篇论文。由于“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这个题目实在太大，限于篇幅及能力所不济，因此我们在其中选取了一个比较小的切口进行论述，国有经济主要限于上市或可能上市的国有企业 ，资本市场仅则主要以股票市场为例，论述的问题则选取在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的矛盾及改革方向。本文将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从股票市场建立历程出发，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伴生物，然后将论述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内在性矛盾，最后在借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市场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一、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的建立
在了解一下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之间，让我们首先要了解了欧洲最原始的股票市场是怎么建立的。16~18世纪一两百年时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战争债券到期得偿还，但政府仍然无力偿还，还不起的债务（中国称为“白条”）就叫做“存量”（stock）。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的，那怎么办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 ——“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非洲、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
花这么多笔墨，描述欧洲股票的建立过程，并不是为了有趣。实际上，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与欧洲有些类似。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国企改革的产物。改革初期，我国基于对传统国有企业弊端的认识，实行了“拨改贷”的改革，将原来对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改变企业无偿占用国家资金的状况，但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国家的所有权约束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约束全部无效，国有企业贷款不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呆坏帐不断增加，金融风险积聚。间接融资不行，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发展直接融资，成立股票市场，将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于是，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开办股票、债券的代理买卖业务，1990年12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圈占了巨额的资金，国有银行也把呆坏帐剥离出去，实现“债转股” ，这与欧洲国家出售的“白条”何其相似。不幸的是，中国股票市场重复着欧洲的历史，同样是演绎着“博傻”的行为，投机色彩浓郁，终于导致2001~2005年历经5年的大萧条。同样遗憾的是，国有企业并没有通过上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看到建立的曙光。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从“拨改贷”、“政企分开”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成立国资委，可谓屡败屡战，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改革办法。官员与专家学者都在寻找新思维，近期，国资委于2006年12月公布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专家们则提出了MBO（管理层收购）的办法。
二、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矛盾
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屡战屡败？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通过上市获得新生？新思维能否获得成功？我们要从国有企业本身以及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寻求答案。只有找到了病根所在，我们才能对国有企业改革开出针对性药方，否则只是脚疼医脚，头疼医头，始终“摸着石头过河”。
首先，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真正的所有者缺位 。因为国家是虚的，它委托政府管理国有企业，但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难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问题，即使上市仍然其不能使其成为现代企业。第一，西方委托——代理理论是以私法人产权关系为研究对象，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法人关系与此相差甚远，最根本的差别是，我国国有产权缺乏一个最初的、人格化的、真正关注其运行效率的委托人；第二，在我国，纵使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但政府的代理权的取得并非是以初始委托加以委托，而是国家以政权为依托，是“自己对自己的委托”；第三，在我国过去只存在行政代理而不存在经济代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代理仍将依附于行政代理。
其次，我国的股票市场还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资产放进去，可以带来收益。美国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这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但我们敢把身家性命的钱放在股市里吗？我们不敢，所有的人都是拿钱到股市里赚一把就走，没有哪个人敢指望股市养老。根本的原因，我们的上市公司不分红或者即使分红其收益率也低于银行存款，股票市场根本就是一个投机市场，而不是一个投资市场，所以大家才叫“炒股票”。莫童老师在授课时，告诉大家不要叫“炒股”，而应该叫“参与资本市场投资”，这非常的对，股票市场的本意就是让人投资的，当股东拿红利应该是与把钱存银行吃利息一样是令人愉快的事，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炒股炒成了股东”成了对一个参与资本市场人的嘲笑。我们总是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当初把那些投资股票市场赔得血本无归的归责成缺少风险意识，而且不断地要教育散户要有风险意识，证监会好像做得很对，其实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美国股票由于有成熟的市场监管，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国的股票市场，成立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国有企业从股市圈钱时从来没想过要回报投资人，就跟当初从银行贷款一样从来没想到要还过，所以股票市场先天就不足，但后天也不弥补，证监会从未真正起到对上市公司监管的作用 ，现在反而不务正业，转行干起教育来了。所以，欧洲股票市场初期阶段发生的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借钱炒股等等丑陋现象，在我们今天的股市上重演着。即使目前上证指数站上4千点大关，我们股票市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否则大家根本不需要害怕是4千点，还是5千点。
第三，国有企业的内涵与资本市场的内在性存在着矛盾。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国有资产不能便被买卖，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其背后的监管力量是多重的。而资本市场的内在性要求所有上市资产都是全流通的，上市证券产品在按照风险和收益的原则等价交换，在金融期货等衍生工具推出后，买空卖空等会成为经常手段，特别是整个证券市场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这是维护证券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当国企上市后，国企的内涵就与资本市场的内在性尖锐对立了，国企的垄断性与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相矛盾；国企的有限流动（股改后，国有股权流通仍要受上级部门监管）与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相矛盾。
第四，市场经济企业经营的无限性与国有企业的行政条块的刚性的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因而企业的经营范围是无限的，哪里能赚钱就去哪里。但是国企经营领域受到行政条块分割的影响，比如传言中国联通将要拆分；中运航运、中海发展等5家大型航运国企面临重组，重组后业务重新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与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10年，中央企业数量将由现在的161家减少至80—100家，上海也将实施国资整合大计划。这种行政条块的刚性划分并不一定是按照经济逻辑进行的，但由于国企的属性特征，这种划分还会继续。市场障碍在逐渐拆除，国资委却在人为设置障碍，国企发展与规模经济规律相冲突；国资委的行政调配资源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相冲突。
三、对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理清了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这些年，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也继续了这一思路，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所谓“抓大”就是大企业坚持公有制，“放小”就是中小企业实行私有化。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目前的实际操作出现了问题。
首先来讨论一下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目前我们主要采取的是管理层收购（MBO）的办法，虽然这种管理层收购已与真正的MBO精神 相去甚远，但确实在大规模地在我国各地经常性地上演。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但目前这种私有化的方式不对，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老总把企业做的很差，把会计帐面上的净资产弄得很低，甚至为零为负，所以不花什么钱或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国企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然后把工人推向社会。 工厂成了厂长的，为工厂辛苦打拼30年的工人却下岗了。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造成了社会新的不公平。反过来，我们可以看看东欧一些国家的私有化，虽然“私有化”的口号很早就喊出来了，但是其过程却是缓慢的，例如波兰一个船厂的私有化可以谈上五年，而我们半遮半掩的私有化的“效率”却高得多，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工人在其中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成为被驱赶的对象。社会不稳定的种子由此埋下了，“清算”成为将来民主化的阴影。
对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必须进行严格、公开的审计、评估，通过拍卖、招标等程序进行，而且要规定非管理层人员收购优先，同时工人要组成真正的工会组织，与收购人员进行安置谈判，这样尽最大可能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社会的公正与稳定。拍卖国有企业所得，不应该笼统地划入地方财政，而且应该指定专用用途，比如可以抵冲养老金的空帐，或者支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纯公共产品的供给。
其次，上市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国有股减持问题。也就是上市公司所进行的“股改”，基本思路就是出售部分国有股权，这是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对于政府决定进行股改，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犹豫，但是股改的方式本身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破坏着政府信用。国有股减持，英国有过成功的经验，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英国1979年对公有企业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全球少有的几个成功案例。英国所推行的政策是分三步执行的：第一步，在国有股股权不变的情况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企业。第二步，把经营状况好的国有企业拿到股票市场上进行国有股的减持，而坏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是不减持的。为什么要让好的国有企业上市？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发展代表政府的信用，好的国有企业上市，才能够给股民带来福利。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上市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糟糕的企业。这种企业给股民带来的是进一步剥削。英国政府非常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只会推出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新加坡也继承了这种想法，可是我们就没有学会。第三步，国有股减持之后的企业，政府保留了一股“黄金股”。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在企业重大决策时避免损害国家利益。从我们的股改措施来看，哪一条符合这个定律？在我们股改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令人气愤，诸如在股改之前上市公司股权大量转移、上市公司通过顾问公司到证券公司营业大厅拿表格代替别人投票、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趁机牟利。这些事情的发生，导致政府信用进一步的沦丧，中国股市因而无法健康持续的发展。
政府能否解决股市的问题，一定要看政府在市场所处的地位。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比2001年中国股市的崩盘还要严重，市值从890亿美元跌到150亿美元。但是美国通过5年的重新培育，到1934年股票市场起死回生，从而创建了一个不败的美国。美国股市最后不但形成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趋势，而且负担美国“藏富于民”的良性分配任务。能产生这一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领悟到股票市场成功的关键，是严刑峻法中展现出来的政府信用让每个人都有信心。政府如何表现它自己的信用呢？那就是用严刑峻法来保护中小股民。美国成立了美国证监会(SEC)以及最严格的证券交易法。基本精神是“辩方举证”而不是“控方举证”。所以被指控的股票参与者开始就被假设有罪，要自己提交证据来证明无罪。美国证监会的执法也非常严格，它可以传讯任何人，拥有无限制的执法权力。 因为它所代表是美国中央政府的信用，这个信用是美国机构投资人奉公守法的主因，也是美国退休金与保险金能够进入美国股市的原因。
根据美国股票市场的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看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所以，在美国没有人胆敢“炒股票”，像中国股市“杭萧钢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处理方式 ，在美国股市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建立一个良性成熟的股票市场 是进行股改的前提，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一个有决心的证券管理机构，而且管理机构不能在乎自己的权力、地位，必须想着为国家做点事。然后，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不能像公务员一样管理，不能实行政级别奖励，而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实行期权激励，当然经营不好也要惩罚，这种惩罚也是市场性的，经营不好就“回家抱孩子”，意思是职业经理人生涯将终结，像惠普公司前CEO卡莉•费奥瑞娜那样。进行股改，要把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那些亏损的上市公司不能股改，至少要经营得不亏损了才能股改，否则就是透支政府的信用。
第三，中央企业的上市与改革问题。根据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要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实际上就是在一些行业继续实行垄断。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让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表面上爱国，实际上是不爱国的。在国际化背景下，你只能在一国内实行垄断，但在国际上你仍然不是垄断的，仍然面临着竞争。国内垄断的结果，根据经济的基本原理，一方面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导致国有企业不愿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层面来看不能做大做强。美国的军工企业、微软都是私人企业，但哪一个企业不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人家并不以此为理由实行国有企业垄断。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反而要打破微软等企业的垄断，打破了垄断，人民的福利才会最大化，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政府的利益。另外一个问题是，像通信、石油、银行等国有垄断企业，到香港、纽约等境外上市是不合适的，这等于让这些企业国内垄断所产生的垄断利益（实际上就是对民众的掠夺利益），送给外国人，让外国资本掌握中国国有企业才真正的威胁国家安全问题，即使上市也要在国内上市，让垄断的利益让人民共享，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
主要参考书目
1． 莫童编著：《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莫童著：《公共经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樊勇明，杜莉编著：《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吴晓求主编：《证券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祝小兵、吴国祥编著：《金融交易与理财实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郎咸平等著《中国式MBO：布满鲜花的陷阱》，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李克垣（上海交通大学MPA）
电子信箱：likeyuan@126.com
注释：
1、 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企业”的简称。历史发展到今天，“国有企业”这个名称已经不准确了。原来意义上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后，就是公司法上独立的法人了。按照公司法原理，不管是谁的资产，私人的也好，国家的也好，一旦形成出资，交给了公司，就形成了公司法人所有权，而法人所有权与出资人其他资产的所有权是相互独立的，出资人就不可以再对其所出资产拥有“所有权”，拥有其实是“股权”，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不再提对企业拥有“所有权”，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
参见：郎咸平教授2005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演讲全文实录。
“债转股”是由国有银行把坏呆帐剥离出来，成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对国有企业拥有的债权转变成股权，这是一个双赢的办法，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坏帐率，另一方面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然后，把一些债转股的公司进行包装，达到上市条件，再把股票推向上市，在达到一定条件后，资产管理公司出售手中的股票。
参见莫童编著：《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页。
参见李仕明，唐小我：《国有企业不等于现代企业》，《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5期。
当然，也不能全部把责任推到证监会头上，制度设计之初就决定了如此。你证监会是国家的儿子，我国有企业也是国家的儿子，大家平起平坐，你凭什么监管我呀。
浅谈完善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
杨洪广*
[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是扩大和保护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增加诉讼过程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加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并且，随着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增大，也需要加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结合我国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现状，笔者提出了系统的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即建立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扩大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设立预审制度。
[关 键 词]必要性 现状 制约 机制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特别是当今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是扩大和保护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增加诉讼过程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加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对刑事公诉权进行制约，就是通过对刑事公诉权的行使进行监督检查、评判和取弃而达到保证刑事公诉权正确行使的目的，实现其保障人权价值、维护公平正义价值和效益价值。
1、刑事公诉权制约的必要性
其一，对国家和社会来讲，是保证检察机关能够正确地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行使对犯罪的追诉权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公诉权时，应既要做到将真正的犯罪分子提交人民法院审判，又要注重保护无辜，使无罪的人不错误地受到刑事追究。其二，对被告人来说，是为了保障其在国家机关行使刑事公诉权中应有的合法权益，防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避免造到错误的追究和国家机关的侵害。其三，对被害人而言，是为了在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在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起诉时兼顾二者的统一。其四，检察官起诉裁量权越来越大。“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进一步扩大。如英国，1994年颁布的《刑事案件起诉规则》规定，检察官在审查由警察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时，如果认为案件的证据不充分，可以把案件退回警察部门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果认为证据充分，但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或社会危害性不大，如未成年人初犯、过失犯罪、偶犯等，检察官也可依法行使不起诉权。” 并且，目前我国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厦门湖里区人民检察院等正在试行暂缓起诉制度。 由此可见，为了充分实现立法的目的，保障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刑事公诉权的滥用，有必要对刑事公诉权进行制约。
2、我国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现状及思考
（1）我国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现状
在我国，为了保证检察机关正确地行使刑事公诉权，刑事诉讼法不仅对提起公诉、不起诉、抗诉、变更起诉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也规定了一些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措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被害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被害人的制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申诉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被害人在接到人民检察院送达的不起诉决定书后，如果不服此决定，可以在接到该决定后7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有权要求对被决定不起诉人提起公诉。二是前文提到的公诉转自诉制度。
第二，公安机关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时，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第三，人民法院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通过前文提到的公诉转自诉制度，被害人的自诉，实施制约。二是通过庭前审查程序进行制约。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庭前无实体审查的权利，对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决定主要进行程序上的审查，但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补足起诉材料或决定退回、不予受理，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
第四，被不起诉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复查决定，通知被不起诉人，同时抄送公安机关。
第五，社会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不起诉的决定，应当公开宣布，并且将不起诉书送达被不起诉人和他所在的单位。
（2）完善我国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思考
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机制有一定的规定，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进一步完善。
第一，建立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进一步加强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公安机关和社会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
不起诉案件听证制度，是指以听证方式对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进行的一种事前救济，即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公开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公安机关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允许关注该案的群众旁听的一种方式。在建立该听证制度的时候，应明确不起诉听证的范围、不起诉听证的启动、参加不起诉听证的人员及职能、不起诉听证的期限和不起诉听证中的民事赔偿问题等，同时也要具有可操作性、易启动性和法定性，大大增加不起诉决定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从而真正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
第二，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２００３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实行）》，决定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工作中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指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征得本人同意，由检察长聘任的人民监督员，通过听证、评议等方式实现对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监督的一项制度。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主要包括：一是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二是拟撤销案件的；三是拟作不起诉处理的；四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五是超期羁押的；六是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七是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八是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纪违法情况的。 可见，人民监督员可对刑事公诉权内容中的自侦案件不起诉权进行监督，从而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解决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缺乏有效外部监督问题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探索；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的一项重要改革；是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推进诉讼民主的有益尝试。人民监督员制度符合民主法治要求；加强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外部监督，进一步确保检察权依法行使，有助于确保司法公正；彰显程序正义；制约检察权，遏制司法腐败；克服法律僵化，推进司法改革。
第三，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听取其辩护意见。
证据开示又称证据展示，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其涵意是“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展示原先隐藏起来的东西。而在审判制度中，它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 刑事诉讼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各项诉讼制度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量拉近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同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这也正是证据开示制度设计者们的内心动因。他们试图通过此项制度促进控辩双方充分的信息交流，并以此弱化对抗制审判方式带来的副作用，防止法庭审判变成一场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毫不相干的司法竞技对抗。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布伦南亦曾直接指出，如果没有广泛的证据开示，审判简直就成了漫无目的的游戏，辩方只有在审判前了解他在审判中必须面对的控方证据以及控方侦查时发现的其他证据来源，才有可能全面整理有助于发现真相的所有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对刑事审判方式进行了改革，引进了对抗式的庭审机制；另一方面，对证据信息沟通分不同的诉讼阶段作了三款规定：其一，侦查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其二，起诉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其三，审判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然而，尽管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类似于证据开示的规定，但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其一，由于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材料严格控制在“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范围内，辩护律师能够在庭前了解到的控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非常有限，律师的先悉权无法保证；其二，对辩方应向控方开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与证据开示的双向性原则极不相符；其三，没有证据开示的程序性规定，证据开示的主体、时间、方式以及不进行开示的法律后果均无法律依据。
可见，由于没有证据开示制度，导致辩护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不能有效发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目前，我国某些省市的检、法、司也在司法实践中正在推行此项制度，如2005年1月3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了《刑事公诉案件证据展示规则（试行）》。
第四，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在我国检察系统内部实行的是“检察一体制”。所谓检察一体制，又称检察一体化，是指检察机关上命下从，形成一个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的体制，主要包含三项内容：一是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下级检察机关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命令。下级检察官在执行任务时须接受上级检察官的领导。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二是检察活动表现为跨区域性。检察官履行职务不受其管辖范围的限制。在必要时，可以在辖区外执行职务或者请求由司法管辖权的检察官代为履行检察权。三是职务继承与转移权。上级检察官有权亲自处理属于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同时上级检察官有权将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转交其他下属检察官承办，除非受到法律的特别限制。更换检察官时，离任检察官所进行的活动视为接任检察官的活动。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林钰雄谈到的“检察一体原则，是上命下从，上级检察首长就下级检察官处理之检察事务，不但有指挥监督权，亦有职务收取权及职务移转权，下级检察官则有相应的服从义务及报告义务”。 “检察一体制”是我国最重要的一项检察组织原则，是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下级检察机关的活动，上级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下级检察机关对上级检察机关做作出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并且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公安机关不服不起诉的决定，可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和复议，上级检察机关进行复查，如认为不当的，可撤消不起诉决定，将案件交由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级检察机关必须执行；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决定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的，公诉部门应当将不起诉书副本连同案件审查材料报送上一级检察机关备案。上级检察机关发现下级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时，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第五，扩大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申诉，但这一申诉权的行使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作出该不起诉决定的依据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二是只能向作出该决定的原检察机关申诉。显然，这一规定排除了犯罪嫌疑人对这种不起诉决定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然而，与犯罪嫌疑人相对立、同为案件当事人的被害人则对各种不起诉决定拥有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甚至直接起诉权。两者比较起来，笔者认为，对被不起诉人的这一限制过于严格，应当扩大其申诉权。
第六，进一步完善法院庭前审查程序，设立预审制度，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进一步制约。预审制度是指由法院的专门机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开庭审判的制度。典型的是在德国，对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案件，经法院业务部门登记处理后分配到有管辖权的审判庭，指定一名职业法官为预审法官，对案件进行审查，经过评议后，做出肯定起诉决定的，再进行庭审。 “设立预审制度，旨在起到过滤公诉案件的作用，有利于检察官更有效地提起公诉。” 这样，将庭前预审法官同审判法官分开，不集中于一人，既能坚持庭前实体审查，又克服先定后审、庭审走过场等积弊；既能防止预审法官变质为侦查法官，又能有效制约刑事公诉权，提高公诉质量。
李克垣 （上海交通大学MPA）
【摘 要】 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到现在，改革要想继续深化，建立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完善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基于此，本文对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进行分析，从股票市场建立历程出发，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伴生物，然后将论述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内在性矛盾，最后在借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市场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和打破垄断，资本市场则要在严格监管理下逐步完善，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支撑。
【关键词】 国有企业，股票市场，私有化，反垄断
我们第四小组9个人选择了“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这个课题作为莫童老师所讲授的《国有资产管理》这门课程的结业论文方向。小组9位成员在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查、研讨，最后形成了本篇论文。由于“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这个题目实在太大，限于篇幅及能力所不济，因此我们在其中选取了一个比较小的切口进行论述，国有经济主要限于上市或可能上市的国有企业 ，资本市场仅则主要以股票市场为例，论述的问题则选取在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的矛盾及改革方向。本文将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从股票市场建立历程出发，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伴生物，然后将论述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内在性矛盾，最后在借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市场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一、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的建立
在了解一下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之间，让我们首先要了解了欧洲最原始的股票市场是怎么建立的。16~18世纪一两百年时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战争债券到期得偿还，但政府仍然无力偿还，还不起的债务（中国称为“白条”）就叫做“存量”（stock）。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的，那怎么办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 ——“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非洲、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
花这么多笔墨，描述欧洲股票的建立过程，并不是为了有趣。实际上，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与欧洲有些类似。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国企改革的产物。改革初期，我国基于对传统国有企业弊端的认识，实行了“拨改贷”的改革，将原来对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改变企业无偿占用国家资金的状况，但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国家的所有权约束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约束全部无效，国有企业贷款不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呆坏帐不断增加，金融风险积聚。间接融资不行，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发展直接融资，成立股票市场，将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于是，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开办股票、债券的代理买卖业务，1990年12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圈占了巨额的资金，国有银行也把呆坏帐剥离出去，实现“债转股” ，这与欧洲国家出售的“白条”何其相似。不幸的是，中国股票市场重复着欧洲的历史，同样是演绎着“博傻”的行为，投机色彩浓郁，终于导致2001~2005年历经5年的大萧条。同样遗憾的是，国有企业并没有通过上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看到建立的曙光。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从“拨改贷”、“政企分开”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成立国资委，可谓屡败屡战，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改革办法。官员与专家学者都在寻找新思维，近期，国资委于2006年12月公布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专家们则提出了MBO（管理层收购）的办法。
二、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矛盾
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屡战屡败？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通过上市获得新生？新思维能否获得成功？我们要从国有企业本身以及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寻求答案。只有找到了病根所在，我们才能对国有企业改革开出针对性药方，否则只是脚疼医脚，头疼医头，始终“摸着石头过河”。
首先，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真正的所有者缺位 。因为国家是虚的，它委托政府管理国有企业，但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难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问题，即使上市仍然其不能使其成为现代企业。第一，西方委托——代理理论是以私法人产权关系为研究对象，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法人关系与此相差甚远，最根本的差别是，我国国有产权缺乏一个最初的、人格化的、真正关注其运行效率的委托人；第二，在我国，纵使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但政府的代理权的取得并非是以初始委托加以委托，而是国家以政权为依托，是“自己对自己的委托”；第三，在我国过去只存在行政代理而不存在经济代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代理仍将依附于行政代理。
其次，我国的股票市场还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资产放进去，可以带来收益。美国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这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但我们敢把身家性命的钱放在股市里吗？我们不敢，所有的人都是拿钱到股市里赚一把就走，没有哪个人敢指望股市养老。根本的原因，我们的上市公司不分红或者即使分红其收益率也低于银行存款，股票市场根本就是一个投机市场，而不是一个投资市场，所以大家才叫“炒股票”。莫童老师在授课时，告诉大家不要叫“炒股”，而应该叫“参与资本市场投资”，这非常的对，股票市场的本意就是让人投资的，当股东拿红利应该是与把钱存银行吃利息一样是令人愉快的事，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炒股炒成了股东”成了对一个参与资本市场人的嘲笑。我们总是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当初把那些投资股票市场赔得血本无归的归责成缺少风险意识，而且不断地要教育散户要有风险意识，证监会好像做得很对，其实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美国股票由于有成熟的市场监管，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国的股票市场，成立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国有企业从股市圈钱时从来没想过要回报投资人，就跟当初从银行贷款一样从来没想到要还过，所以股票市场先天就不足，但后天也不弥补，证监会从未真正起到对上市公司监管的作用 ，现在反而不务正业，转行干起教育来了。所以，欧洲股票市场初期阶段发生的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借钱炒股等等丑陋现象，在我们今天的股市上重演着。即使目前上证指数站上4千点大关，我们股票市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否则大家根本不需要害怕是4千点，还是5千点。
第三，国有企业的内涵与资本市场的内在性存在着矛盾。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国有资产不能便被买卖，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其背后的监管力量是多重的。而资本市场的内在性要求所有上市资产都是全流通的，上市证券产品在按照风险和收益的原则等价交换，在金融期货等衍生工具推出后，买空卖空等会成为经常手段，特别是整个证券市场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这是维护证券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当国企上市后，国企的内涵就与资本市场的内在性尖锐对立了，国企的垄断性与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相矛盾；国企的有限流动（股改后，国有股权流通仍要受上级部门监管）与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相矛盾。
第四，市场经济企业经营的无限性与国有企业的行政条块的刚性的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因而企业的经营范围是无限的，哪里能赚钱就去哪里。但是国企经营领域受到行政条块分割的影响，比如传言中国联通将要拆分；中运航运、中海发展等5家大型航运国企面临重组，重组后业务重新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与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10年，中央企业数量将由现在的161家减少至80—100家，上海也将实施国资整合大计划。这种行政条块的刚性划分并不一定是按照经济逻辑进行的，但由于国企的属性特征，这种划分还会继续。市场障碍在逐渐拆除，国资委却在人为设置障碍，国企发展与规模经济规律相冲突；国资委的行政调配资源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相冲突。
三、对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理清了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这些年，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也继续了这一思路，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所谓“抓大”就是大企业坚持公有制，“放小”就是中小企业实行私有化。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目前的实际操作出现了问题。
首先来讨论一下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目前我们主要采取的是管理层收购（MBO）的办法，虽然这种管理层收购已与真正的MBO精神 相去甚远，但确实在大规模地在我国各地经常性地上演。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但目前这种私有化的方式不对，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老总把企业做的很差，把会计帐面上的净资产弄得很低，甚至为零为负，所以不花什么钱或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国企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然后把工人推向社会。 工厂成了厂长的，为工厂辛苦打拼30年的工人却下岗了。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造成了社会新的不公平。反过来，我们可以看看东欧一些国家的私有化，虽然“私有化”的口号很早就喊出来了，但是其过程却是缓慢的，例如波兰一个船厂的私有化可以谈上五年，而我们半遮半掩的私有化的“效率”却高得多，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工人在其中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成为被驱赶的对象。社会不稳定的种子由此埋下了，“清算”成为将来民主化的阴影。
对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必须进行严格、公开的审计、评估，通过拍卖、招标等程序进行，而且要规定非管理层人员收购优先，同时工人要组成真正的工会组织，与收购人员进行安置谈判，这样尽最大可能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社会的公正与稳定。拍卖国有企业所得，不应该笼统地划入地方财政，而且应该指定专用用途，比如可以抵冲养老金的空帐，或者支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纯公共产品的供给。
其次，上市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国有股减持问题。也就是上市公司所进行的“股改”，基本思路就是出售部分国有股权，这是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对于政府决定进行股改，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犹豫，但是股改的方式本身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破坏着政府信用。国有股减持，英国有过成功的经验，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英国1979年对公有企业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全球少有的几个成功案例。英国所推行的政策是分三步执行的：第一步，在国有股股权不变的情况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企业。第二步，把经营状况好的国有企业拿到股票市场上进行国有股的减持，而坏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是不减持的。为什么要让好的国有企业上市？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发展代表政府的信用，好的国有企业上市，才能够给股民带来福利。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上市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糟糕的企业。这种企业给股民带来的是进一步剥削。英国政府非常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只会推出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新加坡也继承了这种想法，可是我们就没有学会。第三步，国有股减持之后的企业，政府保留了一股“黄金股”。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在企业重大决策时避免损害国家利益。从我们的股改措施来看，哪一条符合这个定律？在我们股改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令人气愤，诸如在股改之前上市公司股权大量转移、上市公司通过顾问公司到证券公司营业大厅拿表格代替别人投票、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趁机牟利。这些事情的发生，导致政府信用进一步的沦丧，中国股市因而无法健康持续的发展。
政府能否解决股市的问题，一定要看政府在市场所处的地位。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比2001年中国股市的崩盘还要严重，市值从890亿美元跌到150亿美元。但是美国通过5年的重新培育，到1934年股票市场起死回生，从而创建了一个不败的美国。美国股市最后不但形成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趋势，而且负担美国“藏富于民”的良性分配任务。能产生这一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领悟到股票市场成功的关键，是严刑峻法中展现出来的政府信用让每个人都有信心。政府如何表现它自己的信用呢？那就是用严刑峻法来保护中小股民。美国成立了美国证监会(SEC)以及最严格的证券交易法。基本精神是“辩方举证”而不是“控方举证”。所以被指控的股票参与者开始就被假设有罪，要自己提交证据来证明无罪。美国证监会的执法也非常严格，它可以传讯任何人，拥有无限制的执法权力。 因为它所代表是美国中央政府的信用，这个信用是美国机构投资人奉公守法的主因，也是美国退休金与保险金能够进入美国股市的原因。
根据美国股票市场的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看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所以，在美国没有人胆敢“炒股票”，像中国股市“杭萧钢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处理方式 ，在美国股市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建立一个良性成熟的股票市场 是进行股改的前提，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一个有决心的证券管理机构，而且管理机构不能在乎自己的权力、地位，必须想着为国家做点事。然后，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不能像公务员一样管理，不能实行政级别奖励，而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实行期权激励，当然经营不好也要惩罚，这种惩罚也是市场性的，经营不好就“回家抱孩子”，意思是职业经理人生涯将终结，像惠普公司前CEO卡莉•费奥瑞娜那样。进行股改，要把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那些亏损的上市公司不能股改，至少要经营得不亏损了才能股改，否则就是透支政府的信用。
第三，中央企业的上市与改革问题。根据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要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实际上就是在一些行业继续实行垄断。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让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表面上爱国，实际上是不爱国的。在国际化背景下，你只能在一国内实行垄断，但在国际上你仍然不是垄断的，仍然面临着竞争。国内垄断的结果，根据经济的基本原理，一方面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导致国有企业不愿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层面来看不能做大做强。美国的军工企业、微软都是私人企业，但哪一个企业不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人家并不以此为理由实行国有企业垄断。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反而要打破微软等企业的垄断，打破了垄断，人民的福利才会最大化，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政府的利益。另外一个问题是，像通信、石油、银行等国有垄断企业，到香港、纽约等境外上市是不合适的，这等于让这些企业国内垄断所产生的垄断利益（实际上就是对民众的掠夺利益），送给外国人，让外国资本掌握中国国有企业才真正的威胁国家安全问题，即使上市也要在国内上市，让垄断的利益让人民共享，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
主要参考书目
1． 莫童编著：《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莫童著：《公共经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樊勇明，杜莉编著：《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吴晓求主编：《证券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祝小兵、吴国祥编著：《金融交易与理财实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郎咸平等著《中国式MBO：布满鲜花的陷阱》，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李克垣（上海交通大学MPA）
电子信箱：likeyuan@126.com
注释：
1、 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企业”的简称。历史发展到今天，“国有企业”这个名称已经不准确了。原来意义上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后，就是公司法上独立的法人了。按照公司法原理，不管是谁的资产，私人的也好，国家的也好，一旦形成出资，交给了公司，就形成了公司法人所有权，而法人所有权与出资人其他资产的所有权是相互独立的，出资人就不可以再对其所出资产拥有“所有权”，拥有其实是“股权”，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不再提对企业拥有“所有权”，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
参见：郎咸平教授2005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演讲全文实录。
“债转股”是由国有银行把坏呆帐剥离出来，成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对国有企业拥有的债权转变成股权，这是一个双赢的办法，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坏帐率，另一方面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然后，把一些债转股的公司进行包装，达到上市条件，再把股票推向上市，在达到一定条件后，资产管理公司出售手中的股票。
参见莫童编著：《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页。
参见李仕明，唐小我：《国有企业不等于现代企业》，《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5期。
当然，也不能全部把责任推到证监会头上，制度设计之初就决定了如此。你证监会是国家的儿子，我国有企业也是国家的儿子，大家平起平坐，你凭什么监管我呀。
浅谈完善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
杨洪广*
[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是扩大和保护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增加诉讼过程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加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并且，随着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增大，也需要加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结合我国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现状，笔者提出了系统的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即建立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扩大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设立预审制度。
[关 键 词]必要性 现状 制约 机制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特别是当今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是扩大和保护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增加诉讼过程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加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对刑事公诉权进行制约，就是通过对刑事公诉权的行使进行监督检查、评判和取弃而达到保证刑事公诉权正确行使的目的，实现其保障人权价值、维护公平正义价值和效益价值。
1、刑事公诉权制约的必要性
其一，对国家和社会来讲，是保证检察机关能够正确地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行使对犯罪的追诉权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公诉权时，应既要做到将真正的犯罪分子提交人民法院审判，又要注重保护无辜，使无罪的人不错误地受到刑事追究。其二，对被告人来说，是为了保障其在国家机关行使刑事公诉权中应有的合法权益，防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避免造到错误的追究和国家机关的侵害。其三，对被害人而言，是为了在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在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起诉时兼顾二者的统一。其四，检察官起诉裁量权越来越大。“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进一步扩大。如英国，1994年颁布的《刑事案件起诉规则》规定，检察官在审查由警察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时，如果认为案件的证据不充分，可以把案件退回警察部门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果认为证据充分，但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或社会危害性不大，如未成年人初犯、过失犯罪、偶犯等，检察官也可依法行使不起诉权。” 并且，目前我国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厦门湖里区人民检察院等正在试行暂缓起诉制度。 由此可见，为了充分实现立法的目的，保障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刑事公诉权的滥用，有必要对刑事公诉权进行制约。
2、我国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现状及思考
（1）我国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现状
在我国，为了保证检察机关正确地行使刑事公诉权，刑事诉讼法不仅对提起公诉、不起诉、抗诉、变更起诉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也规定了一些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措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被害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被害人的制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申诉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被害人在接到人民检察院送达的不起诉决定书后，如果不服此决定，可以在接到该决定后7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有权要求对被决定不起诉人提起公诉。二是前文提到的公诉转自诉制度。
第二，公安机关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时，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第三，人民法院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通过前文提到的公诉转自诉制度，被害人的自诉，实施制约。二是通过庭前审查程序进行制约。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庭前无实体审查的权利，对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决定主要进行程序上的审查，但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补足起诉材料或决定退回、不予受理，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
第四，被不起诉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复查决定，通知被不起诉人，同时抄送公安机关。
第五，社会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不起诉的决定，应当公开宣布，并且将不起诉书送达被不起诉人和他所在的单位。
（2）完善我国刑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思考
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机制有一定的规定，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进一步完善。
第一，建立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进一步加强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公安机关和社会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
不起诉案件听证制度，是指以听证方式对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进行的一种事前救济，即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公开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公安机关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允许关注该案的群众旁听的一种方式。在建立该听证制度的时候，应明确不起诉听证的范围、不起诉听证的启动、参加不起诉听证的人员及职能、不起诉听证的期限和不起诉听证中的民事赔偿问题等，同时也要具有可操作性、易启动性和法定性，大大增加不起诉决定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从而真正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
第二，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２００３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实行）》，决定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工作中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指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征得本人同意，由检察长聘任的人民监督员，通过听证、评议等方式实现对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监督的一项制度。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主要包括：一是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二是拟撤销案件的；三是拟作不起诉处理的；四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五是超期羁押的；六是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七是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八是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纪违法情况的。 可见，人民监督员可对刑事公诉权内容中的自侦案件不起诉权进行监督，从而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解决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缺乏有效外部监督问题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探索；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的一项重要改革；是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推进诉讼民主的有益尝试。人民监督员制度符合民主法治要求；加强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外部监督，进一步确保检察权依法行使，有助于确保司法公正；彰显程序正义；制约检察权，遏制司法腐败；克服法律僵化，推进司法改革。
第三，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听取其辩护意见。
证据开示又称证据展示，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其涵意是“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展示原先隐藏起来的东西。而在审判制度中，它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 刑事诉讼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各项诉讼制度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量拉近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同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这也正是证据开示制度设计者们的内心动因。他们试图通过此项制度促进控辩双方充分的信息交流，并以此弱化对抗制审判方式带来的副作用，防止法庭审判变成一场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毫不相干的司法竞技对抗。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布伦南亦曾直接指出，如果没有广泛的证据开示，审判简直就成了漫无目的的游戏，辩方只有在审判前了解他在审判中必须面对的控方证据以及控方侦查时发现的其他证据来源，才有可能全面整理有助于发现真相的所有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对刑事审判方式进行了改革，引进了对抗式的庭审机制；另一方面，对证据信息沟通分不同的诉讼阶段作了三款规定：其一，侦查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其二，起诉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其三，审判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然而，尽管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类似于证据开示的规定，但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其一，由于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材料严格控制在“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范围内，辩护律师能够在庭前了解到的控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非常有限，律师的先悉权无法保证；其二，对辩方应向控方开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与证据开示的双向性原则极不相符；其三，没有证据开示的程序性规定，证据开示的主体、时间、方式以及不进行开示的法律后果均无法律依据。
可见，由于没有证据开示制度，导致辩护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不能有效发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目前，我国某些省市的检、法、司也在司法实践中正在推行此项制度，如2005年1月3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了《刑事公诉案件证据展示规则（试行）》。
第四，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在我国检察系统内部实行的是“检察一体制”。所谓检察一体制，又称检察一体化，是指检察机关上命下从，形成一个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的体制，主要包含三项内容：一是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下级检察机关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命令。下级检察官在执行任务时须接受上级检察官的领导。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二是检察活动表现为跨区域性。检察官履行职务不受其管辖范围的限制。在必要时，可以在辖区外执行职务或者请求由司法管辖权的检察官代为履行检察权。三是职务继承与转移权。上级检察官有权亲自处理属于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同时上级检察官有权将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转交其他下属检察官承办，除非受到法律的特别限制。更换检察官时，离任检察官所进行的活动视为接任检察官的活动。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林钰雄谈到的“检察一体原则，是上命下从，上级检察首长就下级检察官处理之检察事务，不但有指挥监督权，亦有职务收取权及职务移转权，下级检察官则有相应的服从义务及报告义务”。 “检察一体制”是我国最重要的一项检察组织原则，是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下级检察机关的活动，上级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下级检察机关对上级检察机关做作出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并且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公安机关不服不起诉的决定，可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和复议，上级检察机关进行复查，如认为不当的，可撤消不起诉决定，将案件交由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级检察机关必须执行；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决定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的，公诉部门应当将不起诉书副本连同案件审查材料报送上一级检察机关备案。上级检察机关发现下级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时，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第五，扩大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申诉，但这一申诉权的行使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作出该不起诉决定的依据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二是只能向作出该决定的原检察机关申诉。显然，这一规定排除了犯罪嫌疑人对这种不起诉决定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然而，与犯罪嫌疑人相对立、同为案件当事人的被害人则对各种不起诉决定拥有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甚至直接起诉权。两者比较起来，笔者认为，对被不起诉人的这一限制过于严格，应当扩大其申诉权。
第六，进一步完善法院庭前审查程序，设立预审制度，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进一步制约。预审制度是指由法院的专门机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开庭审判的制度。典型的是在德国，对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案件，经法院业务部门登记处理后分配到有管辖权的审判庭，指定一名职业法官为预审法官，对案件进行审查，经过评议后，做出肯定起诉决定的，再进行庭审。 “设立预审制度，旨在起到过滤公诉案件的作用，有利于检察官更有效地提起公诉。” 这样，将庭前预审法官同审判法官分开，不集中于一人，既能坚持庭前实体审查，又克服先定后审、庭审走过场等积弊；既能防止预审法官变质为侦查法官，又能有效制约刑事公诉权，提高公诉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