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于田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县人民政府建立棉花基地基金报告的决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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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于田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县人民政府建立棉花基地基金报告的决定》的决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于田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县人民政府建立棉花基地基金报告的决定》的决定
【时 效 性】有效
【颁布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颁布日期】1999/09/14
【实施日期】
【内容分类】人大工作
【发布文号】
【备 注】1999年9月24日自治区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
【正 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于田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县人民政府建立棉花基地基金报告的决定》的决定
于田县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9月29日审议通过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出售的每公斤棉籽加价0.50元,加价部分作为棉花基地基金管理的报告,并作出了由县人民政府贯彻执行的决定。这一决定违背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第22条“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批准”的规定,加重了企业和群众的负担,而且收缴的棉花基地基金款绝大多数挪作他用,造成不良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4条第7款的规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于田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县人民政府建立棉花基地基金报告的决定》。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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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的博弈
——由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引发的思考
引言：药品涉及到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相对于一般商品来说，药品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这在国家立法以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上有所体现。涉及到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包括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等，由此涉及的主管部门也很多，“双重”甚至“多重”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常常造成“冲突不断、乱象横生”的局面。在2011年9月5日至8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商标节期间，主办单位中华商标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专门增设“实施商标战略助推医药产业发展论坛”对药品涉及到的商标问题进行专题研讨，而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则在该论坛中，分别被来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主讲老师作为经典案例引入议题。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因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的冲突而产生，本文旨在通过“银黄”这一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个案为基础，对药品通用名称的认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就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可能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思考。
案情概况
2000年3月23日，山东鲁南制药厂以中文文字“银黄”为标样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1年6月7日经商标局核准，注册于第5类，“医药制剂”商品上，注册号为1580496。2006年，该商标转让至山东鲁南制药厂改制后成立的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5日以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以下简称“争议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一条相关规定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注册商标争议裁定申请，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09年10月19日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关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裁定书》认为，申请人地奥集团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认定争议商标已经成为指定商品的通用名称，丧失了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故维持了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的注册。
地奥公司不服，将本案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银黄”系指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但“银黄”名称的含义并不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故“银黄口服液”属于药品通用名称，但“银黄”并非药品通用名称。但在争议案件中，商标评审委员会仅就《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通用名称”相关主张给予裁定，漏审了地奥公司关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主张，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
地奥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银黄”是否构成药品通用名称这一关键事实认定有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虽然鲁南公司早在1987年即开始生产“银黄口服液”，但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前，已有大量企业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许可，“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已经成为该类药品通用名称。在中药领域，“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作为“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中的显著部分，“银黄”的含义虽不完全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但结合《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的相关规定，并考虑到“银黄”类药品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的广泛生产，相关公众足以通过“银黄”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应当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重新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该裁定确认“银黄”为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同时，由于“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以此作商标使用在医药制剂商品上，直接表示了该商品的原料等特点，也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消费者一般也不易将其作为商标加以识别，因此，也缺乏商标有的显著特征。故依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
此后，鲁南制药集团不服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再次起诉，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判决维持了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被撤销的事实得到确认。
案件评析
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的时间跨度相当之大，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申请注册时的2000年3月到2011年9月北京高院针对重审裁定上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共历经十一年之久，而本案的证据收集整理，时间跨度更是从1984年跨越到2010年，前后长达二十六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涉及到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的案件历来旷日持久的共有特征。同时，商标行政诉讼容易因行政裁定被撤销而发生“循环诉讼”的特点在本案中也得以体现。
本案中，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的注册，与市场上“银黄”类药品被广泛生产、使用的事实，与一般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存在冲突的，但“银黄”也确确实实没有被直接列入药品国家标准或是行业标准。但事实证明，这与界定“银黄”名称的法律性质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联，而公众约定俗成的认知却成为了本案最终的定案依据。
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向来关乎行业的发展秩序和公共利益，通用名称或类似文字成为商标后，引发行业内企业间的行政或司法纷争屡见不鲜；通用名称的认定专业性强、行业跨度大，而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在对于通用名称的理解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分歧。这些即使是在“银黄”作为药品通用名称已经“尘埃落定”的今天，也十分有必要去回顾、思考，以期“温故而知新”。
一、药品通用名称成为商标的危害
“药品通用名称”是较为专业的一个概念。药品作为形形色色商品中的一种，“药品通用名称”定义必然离不开“商品通用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属于商品通用名称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商品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行的《商标审查标准》中，则认为通用名称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缩写、俗称。因此，落实到药品领域，则可以认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规定的名称，是药品通用名称；同时，中国药典委员会制定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应当确认为国家标准，其总则第2条规定：“按照本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为药品通用名称”，此两类名称，是药品领域法定通用名称的表现形式。而相关公众普遍认为能够指代某一类特定药品的名称，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药品通用名称。
由此可以明确，药品通用名称是用以区别不同种类药品中对某一类具有共同属性及其本质特点的药品稳定且普遍的统一称谓。通用名称的作用是告诉消费者某件商品是什么，在提及这样一类名称时，一般消费者普遍会认为它指代的是某一类商品，而不会联想到具体的生产厂家。因此，通用名称是特定行业的公有资源。而商标则不同，商标是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显著性标识，简言之就是用来告诉消费者某件具体的商品或者某项具体的服务是谁提供的，在提及商标时，它会让消费者固定地联想到具体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因此，一旦事实上作为通用名称使用的文字被注册成为商标，就会出现行业的公共资源指向某一特定主体的状况，这对于该特定主体之外的其他同行业经营者是极度不公平的。如在医药行业领域广为人知的“散列通”商标案，由于该名称曾被收录入药品地方标准，从而被认为是医药行业内的通用名称，国内众多的制药企业都在广泛地使用，后来“散列通”通用名称被国家标准取消并被注册为商标，即出现大量制药企业被迫更换产品名称，业内共同打造经营多年的“散列通”成为私有资源被罗氏公司一家独占的不利情形。在本案中，“银黄”文字作为注册商标被鲁南制药集团加以独占，同样也存在使消费者在购买以“银黄”为名称的相关药品时，注意力更容易被拦截于鲁南制药集团一家企业所提供的药品上，从而排斥了同行业其他经营者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使之可能借以形成不合理的竞争优势，霸占他人的市场营销成果和研发成果。
二、药品商标应当防止被淡化为通用名称
尽管药品通用名称因其具有“通用性”的特点，不具备标示产品具体出处的作用，从而不能作为商标取得注册，然而也并非所有的通用名称在它产生的那一天就成为了指代某一类商品的特定名称。例如在商标领域大家经常都会引用的经典案例——“阿司匹林”就曾今是药品商标，而如今却只是药品通用名称。这就不得不引出药品名称（或药品商品名称）这一概念。药品商品名称是不同厂家赋予自己生产的药品的特定称谓，目的是和其他厂家产品加以区别，药品商品名称具有商标的功能和属性，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被广大制药企业所认同，事实上，为数众多的药品商标，也正是以药品商品名称注册而来。
然而，由于制药企业在商标保护意识方面的不足和自身使用时的不规范，未将具有商标属性的商品名称申请注册，或是将注册商标作为药品名称来加以使用，最终导致这些独创性较强的名称或是商标被同行业大量使用，成为共有资源，最终淡化为通用名称，这对于最初创造出这些名称的企业来说，是十分可惜的。
结合本案而言，“银黄”类中成药曾多次被国家授予新药证书，同时，该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记录始于1982年，分别是：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生产的“银黄”类药品；之后，在1984年时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获得生产“银黄”类药品的批号；再之后，鲁南集团于1987年获得生产银黄口服液的批号。此后，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检索信息显示，分别在1990年有1家、1991年有1家、1992年有9家、1993年有18家、1994年有25家、1995年有23家、1996年有63家、1997年有3家、1998年有9家、1999年有8家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资质，已达165家。而时至今日，可以生产“银黄”类药品的企业数量更是达到了319家之多。
而在前文的介绍中提到，鲁南集团申请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是在2000年3月23日，距离“银黄”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时间已有18年，距离鲁南集团自身开始从事“银黄口服液”的生产也有长达13年的时间。笔者认为，如果本案的争议商标申请日是在1987年，或许就很难认定“银黄”构成通用名称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银黄”就不具有描述性或是造成功能误认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黄”或许也可以算作是因为长期未注册、长期被大量使用而被淡化为通用名称的案例之一。
三、关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的思考
既然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既存在冲突，又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对于广大制药企业和商标法律事务的从业人员来说，正确把握这种博弈的关系，在这中间寻找确立商标权利来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及时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扫除潜在的商标侵权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结合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笔者认为以下几个要点尤其应当重点把握：
第一，时间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为准。这一司法解释强调了商标注册申请的时间是认定商标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重要参考点。在具体实务中，需要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时，证据的组织应按该商标的申请日之前的事实状态来组织；而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了创造出某一特定的商品名称的企业，越先将这一名称申请注册，就会在面临被他人以通用名称为由提出撤销申请时，处于越有利的地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还指出：如果申请时不属于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诉争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仍应认定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虽在申请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已经不是通用名称的，则不妨碍其取得注册。由此也明确了诉争商标核准注册的时间点，也十分重要。
第二，通用名称的取消问题。目前，部分制药企业的产品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直接地被列入了《药典》或是国家标准，然而事实状态却是该标准所指向的“通用名称”为某家企业所独占。在一定的时间内，企业或许还可以依靠新药名称保护或是专利权的保护维持这种独占地位，但长远地来看，这类药品终将进入行业公知领域，面临淡化的风险，这对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发新药的企业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因此，国家、行业标准并非一成不变，通用名称也有被取消的先例，相关权利人及时请求主管部门取消通用名称，并将之纳入商标法的保护框架之下，对于企业实施商标战略，增强核心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认定存在一定模糊性的问题。在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银黄”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认定上存在分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其（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53号判决中，持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观点，进而认为规范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应当是以“中药药材+成药剂型”的方式存在，即使是在确认“银黄”为金银花、黄芩二味药材缩称的情况下，也依然认为“银黄”与“银黄口服液”等列入药典的通用名称含义不同，不构成通用名称。在此问题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则是在更多地考虑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和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状态，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笔者认为，尽管北京一中院关于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意见，在地奥公司充分证明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及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情况下，未能得到北京高院的认可，但这也表明在认定商品通用名称，规范性和普遍性都应当予以考虑，即使二者的关系不是“应当同时满足”，也至少应理解是综合把握、综合认定的过程。
最后，是证据组织的问题。在认定通用名称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前文强调的商标申请日、核准注册日这些重要的时间点外，证据本身还应充分、详实，能够真实地反映特定时间点的相关事实状态。同时，由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争的诉讼均以商标评审案件为基础，故还应重视评审环节的证据提交。
结语
2009年4月21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知名品牌凝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利器，代表着核心的经济竞争力，是企业和国家的战略性资产，也是引领市场消费方向的主要因素。这是对知名品牌作用、价值的高度概括。然而医药领域许多本来可以成为知名品牌的名称，或曾今是知名品牌的名称，却陷入了药品通用名称这一泥潭，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品牌经济发展。但只要广大医药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辨析药品通用名称，在生产经营中规范使用药品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及药品商标；在企业商标管理中做到合理布局，及时确权，全面获得商标注册保护；在个案应对中勇于向药品通用名称发出挑战，在当前国家为知名品牌的创立和发展提供和谐宽松的法律环境下，必然能够冲出泥潭，取得品牌建设的收获。
文/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
彭育波、杜诗仲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月23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报请，经审议，决定批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由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1995年10月27日福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23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管理，弘杨地方优秀的历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下列历史实物遗存、传统景观风貌和地方文化艺术受本条例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名胜古迹、名人故居、名人墓葬、典型古建筑、纪念建筑物、宗教建筑物等；
（二）由“三山两塔”（于山、乌山、屏山和白塔、乌塔）构成的古城景观风貌和空间格局；
（三）“三坊七巷”（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和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和朱紫坊的传统坊巷格局和典型明清民居；
（四）古河湖水系、温泉、古榕树及其他古树名木；
（五）历史文化保护区；
（六）脱胎漆器、寿山石雕、软木画、角梳等地方传统手工艺，闽剧、评话、尺唱、十番音乐等地方传统戏剧、曲艺，闽菜等地方传统饮食文化，以及健康的民俗风情和其他地方特色文化。
第三条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管理，实行保养维护与建设发展相结合、专门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方针。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按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和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加强宣传，增强全民保护意识。
第四条 福州市文物管理局、福州市城市规划局负责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日常管理工作。
各级建设、文化、市容、土地、卫生、环境保护、房产、园林、宗教、广播电视、公安、工商、财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保护福州历史文化名城。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并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劝阻和控告。
第五条 巳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实物遗存，按照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管理；
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或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名胜古迹、典型古建筑、纪念建筑物等历史实物遗存，由市、区文物、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设置保护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
第六条 对第五条第二款所列的历史实物遗存，在其必要的保护范围进行建设的，其项目的选址定点应征得市文物管理局的同意；确需迁移或拆除的，应征得市文物管理局和市城市规划局的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在可能有地下文物遗存的地方进行工程建设前，应先进行文物调查、勘探或考古发掘，所需费用依法由建设单位列入工程预算。在建设过程中发现文物遗迹的，建设施工单位应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第八条 公民、非文物单位使用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明示保护的典型明清民居、纪念建筑物，使用人应当与市文物管理局或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保护使用责任书》，负责建筑物的保养、维护和安全防范，接受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九条 在福州古城内进行建设，必须符合古城景观风貌的保护要求，不得新建污染环境的设施。严重污染环境的设施，必须限期治理、转产或搬迁。
第十条“三坊七巷”的保护性建设，应保持其传统空间格局、坊巷结构。对文物保护单位及明示保护的典型明清民居、名人故居、古园林和其他重要古迹，应按照保护性建设规划进行修缮、修复、修缮、修复工作应与建设同步进行。
第十一条 朱紫坊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及明示保护的典型明清民居、名人故居、古园林、古桥和其他重要古迹，实行有效保护。
朱紫坊内的街坊道路，除因消防安全、交通必需维修、扩建外，应保持传统结构。街坊内的安泰河河道及现有河岸岸线，除保护内河设施外，不得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沿河景点、驳岸整修应保持传统景观风貌。
第十二条 在于山、乌山、屏山顶点之间划定景观通视走廊。通视走廊宽度，以及在通视走廊之内和所围合的范围内新建建筑物的高度，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福州城市总体规划和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予以控制。
第十三条 以八一七路和鼓屏路为主轴的福州古城历史发展中轴线节点地段及两侧的文物、名人故居和其他重要古迹，实行有效保护。
第十四条 古河湖水系应按照综合整治规划进行治理，恢复景观特色。
除实施内河整治规划工程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填盖、占用古河道或改变古河道走向。
古河道沿岸工程建设，包括内河整治工程建设，应当保护有保存价值的河桥、树木、古迹和石砌驳岸，保持传统景观风貌，不得擅自毁损。
第十五条 温泉依照《福州市地下热水（温泉）管理办法》保护；古榕树等古树名木依照《福州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保护。
第十六条 文物古迹丰富，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小镇、山水景区、街区、村寨、建筑群等可公布为福州市历史文化保护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由市文物管理局、市城市规划局会同当地人民政府或有关管理部门确定，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立碑公告保护范围和保护措施，指定委托保护管理单位。
第十七条 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建设，必须符合文物古迹、传统建筑特色和整体景观风貌的保护要求。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重大开发、建设，市人民政府应征集市民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建设规划，报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八条 在山水景区型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开发建设，必须遵循以文物古迹为主体的原则。在文物古迹建设控制地带和重要景点，除必需的保护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外，不得增建其他设施。在保护区内其他地带新建建筑物，应与文物古迹及周围景观风貌协调，不得破坏文物古迹、景
观风貌。
于山、乌山、屏山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影响山体景观风貌的建筑物；现有严重影响山体景观风貌的建筑物，应逐步治理、拆除或搬迁。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将地方传统手工艺和戏剧、曲艺的保存、发展纳入社会事业发展规划。设置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博物馆、陈列馆，搜集、挖掘、整理和保存优秀艺术作品，培养艺术人才。
传统商业贸易、手工艺和地方传统饮食街区由所在区人民政府统筹规划，结合城市经济、建设活动，进行适当调整集中。
鼓励创作、表演、展示优秀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和戏剧、曲艺作品，鼓励名老艺人、演员传徒授艺。对有突出成就和贡献的艺人、演员，由市人民政府授予民间艺术家称号。
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应经常播映优秀的地方戏剧、曲艺节目。
第二十条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实行财政拨款与社会筹集相结合的办法。
财政拨款应根据重点保护和抢救性保护的实际需要，核拨专项保护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在开发建设中涉及作为展览、游览的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建筑物、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管理单位和开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设单位，应投入资金、劳力进行保护。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或超出批准内容，损坏、改建、迁移、拆除历史实物遗存，或者破坏景观风貌的，由市文物管理局或有关部门根据《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建设施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拒不采取保护措施或拒绝文物调查和必要勘探的，由市文物管理局提请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工，并按《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批准的建设项目，其批准文件无效，由市人民政府予以撤销或责成原批准机关自行变更、撤销，并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文物、规划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致使历史实物遗存、传统景观风貌遭受破坏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月23日
——由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引发的思考
引言：药品涉及到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相对于一般商品来说，药品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这在国家立法以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上有所体现。涉及到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包括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等，由此涉及的主管部门也很多，“双重”甚至“多重”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常常造成“冲突不断、乱象横生”的局面。在2011年9月5日至8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商标节期间，主办单位中华商标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专门增设“实施商标战略助推医药产业发展论坛”对药品涉及到的商标问题进行专题研讨，而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则在该论坛中，分别被来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主讲老师作为经典案例引入议题。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因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的冲突而产生，本文旨在通过“银黄”这一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个案为基础，对药品通用名称的认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就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可能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思考。
案情概况
2000年3月23日，山东鲁南制药厂以中文文字“银黄”为标样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1年6月7日经商标局核准，注册于第5类，“医药制剂”商品上，注册号为1580496。2006年，该商标转让至山东鲁南制药厂改制后成立的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5日以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以下简称“争议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一条相关规定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注册商标争议裁定申请，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09年10月19日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关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裁定书》认为，申请人地奥集团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认定争议商标已经成为指定商品的通用名称，丧失了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故维持了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的注册。
地奥公司不服，将本案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银黄”系指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但“银黄”名称的含义并不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故“银黄口服液”属于药品通用名称，但“银黄”并非药品通用名称。但在争议案件中，商标评审委员会仅就《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通用名称”相关主张给予裁定，漏审了地奥公司关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主张，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
地奥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银黄”是否构成药品通用名称这一关键事实认定有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虽然鲁南公司早在1987年即开始生产“银黄口服液”，但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前，已有大量企业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许可，“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已经成为该类药品通用名称。在中药领域，“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作为“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中的显著部分，“银黄”的含义虽不完全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但结合《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的相关规定，并考虑到“银黄”类药品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的广泛生产，相关公众足以通过“银黄”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应当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重新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该裁定确认“银黄”为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同时，由于“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以此作商标使用在医药制剂商品上，直接表示了该商品的原料等特点，也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消费者一般也不易将其作为商标加以识别，因此，也缺乏商标有的显著特征。故依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
此后，鲁南制药集团不服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再次起诉，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判决维持了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被撤销的事实得到确认。
案件评析
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的时间跨度相当之大，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申请注册时的2000年3月到2011年9月北京高院针对重审裁定上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共历经十一年之久，而本案的证据收集整理，时间跨度更是从1984年跨越到2010年，前后长达二十六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涉及到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的案件历来旷日持久的共有特征。同时，商标行政诉讼容易因行政裁定被撤销而发生“循环诉讼”的特点在本案中也得以体现。
本案中，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的注册，与市场上“银黄”类药品被广泛生产、使用的事实，与一般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存在冲突的，但“银黄”也确确实实没有被直接列入药品国家标准或是行业标准。但事实证明，这与界定“银黄”名称的法律性质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联，而公众约定俗成的认知却成为了本案最终的定案依据。
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向来关乎行业的发展秩序和公共利益，通用名称或类似文字成为商标后，引发行业内企业间的行政或司法纷争屡见不鲜；通用名称的认定专业性强、行业跨度大，而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在对于通用名称的理解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分歧。这些即使是在“银黄”作为药品通用名称已经“尘埃落定”的今天，也十分有必要去回顾、思考，以期“温故而知新”。
一、药品通用名称成为商标的危害
“药品通用名称”是较为专业的一个概念。药品作为形形色色商品中的一种，“药品通用名称”定义必然离不开“商品通用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属于商品通用名称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商品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行的《商标审查标准》中，则认为通用名称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缩写、俗称。因此，落实到药品领域，则可以认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规定的名称，是药品通用名称；同时，中国药典委员会制定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应当确认为国家标准，其总则第2条规定：“按照本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为药品通用名称”，此两类名称，是药品领域法定通用名称的表现形式。而相关公众普遍认为能够指代某一类特定药品的名称，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药品通用名称。
由此可以明确，药品通用名称是用以区别不同种类药品中对某一类具有共同属性及其本质特点的药品稳定且普遍的统一称谓。通用名称的作用是告诉消费者某件商品是什么，在提及这样一类名称时，一般消费者普遍会认为它指代的是某一类商品，而不会联想到具体的生产厂家。因此，通用名称是特定行业的公有资源。而商标则不同，商标是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显著性标识，简言之就是用来告诉消费者某件具体的商品或者某项具体的服务是谁提供的，在提及商标时，它会让消费者固定地联想到具体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因此，一旦事实上作为通用名称使用的文字被注册成为商标，就会出现行业的公共资源指向某一特定主体的状况，这对于该特定主体之外的其他同行业经营者是极度不公平的。如在医药行业领域广为人知的“散列通”商标案，由于该名称曾被收录入药品地方标准，从而被认为是医药行业内的通用名称，国内众多的制药企业都在广泛地使用，后来“散列通”通用名称被国家标准取消并被注册为商标，即出现大量制药企业被迫更换产品名称，业内共同打造经营多年的“散列通”成为私有资源被罗氏公司一家独占的不利情形。在本案中，“银黄”文字作为注册商标被鲁南制药集团加以独占，同样也存在使消费者在购买以“银黄”为名称的相关药品时，注意力更容易被拦截于鲁南制药集团一家企业所提供的药品上，从而排斥了同行业其他经营者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使之可能借以形成不合理的竞争优势，霸占他人的市场营销成果和研发成果。
二、药品商标应当防止被淡化为通用名称
尽管药品通用名称因其具有“通用性”的特点，不具备标示产品具体出处的作用，从而不能作为商标取得注册，然而也并非所有的通用名称在它产生的那一天就成为了指代某一类商品的特定名称。例如在商标领域大家经常都会引用的经典案例——“阿司匹林”就曾今是药品商标，而如今却只是药品通用名称。这就不得不引出药品名称（或药品商品名称）这一概念。药品商品名称是不同厂家赋予自己生产的药品的特定称谓，目的是和其他厂家产品加以区别，药品商品名称具有商标的功能和属性，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被广大制药企业所认同，事实上，为数众多的药品商标，也正是以药品商品名称注册而来。
然而，由于制药企业在商标保护意识方面的不足和自身使用时的不规范，未将具有商标属性的商品名称申请注册，或是将注册商标作为药品名称来加以使用，最终导致这些独创性较强的名称或是商标被同行业大量使用，成为共有资源，最终淡化为通用名称，这对于最初创造出这些名称的企业来说，是十分可惜的。
结合本案而言，“银黄”类中成药曾多次被国家授予新药证书，同时，该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记录始于1982年，分别是：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生产的“银黄”类药品；之后，在1984年时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获得生产“银黄”类药品的批号；再之后，鲁南集团于1987年获得生产银黄口服液的批号。此后，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检索信息显示，分别在1990年有1家、1991年有1家、1992年有9家、1993年有18家、1994年有25家、1995年有23家、1996年有63家、1997年有3家、1998年有9家、1999年有8家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资质，已达165家。而时至今日，可以生产“银黄”类药品的企业数量更是达到了319家之多。
而在前文的介绍中提到，鲁南集团申请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是在2000年3月23日，距离“银黄”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时间已有18年，距离鲁南集团自身开始从事“银黄口服液”的生产也有长达13年的时间。笔者认为，如果本案的争议商标申请日是在1987年，或许就很难认定“银黄”构成通用名称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银黄”就不具有描述性或是造成功能误认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黄”或许也可以算作是因为长期未注册、长期被大量使用而被淡化为通用名称的案例之一。
三、关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的思考
既然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既存在冲突，又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对于广大制药企业和商标法律事务的从业人员来说，正确把握这种博弈的关系，在这中间寻找确立商标权利来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及时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扫除潜在的商标侵权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结合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笔者认为以下几个要点尤其应当重点把握：
第一，时间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为准。这一司法解释强调了商标注册申请的时间是认定商标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重要参考点。在具体实务中，需要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时，证据的组织应按该商标的申请日之前的事实状态来组织；而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了创造出某一特定的商品名称的企业，越先将这一名称申请注册，就会在面临被他人以通用名称为由提出撤销申请时，处于越有利的地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还指出：如果申请时不属于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诉争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仍应认定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虽在申请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已经不是通用名称的，则不妨碍其取得注册。由此也明确了诉争商标核准注册的时间点，也十分重要。
第二，通用名称的取消问题。目前，部分制药企业的产品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直接地被列入了《药典》或是国家标准，然而事实状态却是该标准所指向的“通用名称”为某家企业所独占。在一定的时间内，企业或许还可以依靠新药名称保护或是专利权的保护维持这种独占地位，但长远地来看，这类药品终将进入行业公知领域，面临淡化的风险，这对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发新药的企业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因此，国家、行业标准并非一成不变，通用名称也有被取消的先例，相关权利人及时请求主管部门取消通用名称，并将之纳入商标法的保护框架之下，对于企业实施商标战略，增强核心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认定存在一定模糊性的问题。在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银黄”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认定上存在分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其（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53号判决中，持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观点，进而认为规范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应当是以“中药药材+成药剂型”的方式存在，即使是在确认“银黄”为金银花、黄芩二味药材缩称的情况下，也依然认为“银黄”与“银黄口服液”等列入药典的通用名称含义不同，不构成通用名称。在此问题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则是在更多地考虑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和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状态，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笔者认为，尽管北京一中院关于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意见，在地奥公司充分证明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及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情况下，未能得到北京高院的认可，但这也表明在认定商品通用名称，规范性和普遍性都应当予以考虑，即使二者的关系不是“应当同时满足”，也至少应理解是综合把握、综合认定的过程。
最后，是证据组织的问题。在认定通用名称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前文强调的商标申请日、核准注册日这些重要的时间点外，证据本身还应充分、详实，能够真实地反映特定时间点的相关事实状态。同时，由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争的诉讼均以商标评审案件为基础，故还应重视评审环节的证据提交。
结语
2009年4月21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知名品牌凝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利器，代表着核心的经济竞争力，是企业和国家的战略性资产，也是引领市场消费方向的主要因素。这是对知名品牌作用、价值的高度概括。然而医药领域许多本来可以成为知名品牌的名称，或曾今是知名品牌的名称，却陷入了药品通用名称这一泥潭，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品牌经济发展。但只要广大医药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辨析药品通用名称，在生产经营中规范使用药品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及药品商标；在企业商标管理中做到合理布局，及时确权，全面获得商标注册保护；在个案应对中勇于向药品通用名称发出挑战，在当前国家为知名品牌的创立和发展提供和谐宽松的法律环境下，必然能够冲出泥潭，取得品牌建设的收获。
文/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
彭育波、杜诗仲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月23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报请，经审议，决定批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由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1995年10月27日福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23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管理，弘杨地方优秀的历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下列历史实物遗存、传统景观风貌和地方文化艺术受本条例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名胜古迹、名人故居、名人墓葬、典型古建筑、纪念建筑物、宗教建筑物等；
（二）由“三山两塔”（于山、乌山、屏山和白塔、乌塔）构成的古城景观风貌和空间格局；
（三）“三坊七巷”（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和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和朱紫坊的传统坊巷格局和典型明清民居；
（四）古河湖水系、温泉、古榕树及其他古树名木；
（五）历史文化保护区；
（六）脱胎漆器、寿山石雕、软木画、角梳等地方传统手工艺，闽剧、评话、尺唱、十番音乐等地方传统戏剧、曲艺，闽菜等地方传统饮食文化，以及健康的民俗风情和其他地方特色文化。
第三条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管理，实行保养维护与建设发展相结合、专门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方针。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按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和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加强宣传，增强全民保护意识。
第四条 福州市文物管理局、福州市城市规划局负责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日常管理工作。
各级建设、文化、市容、土地、卫生、环境保护、房产、园林、宗教、广播电视、公安、工商、财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保护福州历史文化名城。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并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劝阻和控告。
第五条 巳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实物遗存，按照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管理；
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或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名胜古迹、典型古建筑、纪念建筑物等历史实物遗存，由市、区文物、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设置保护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
第六条 对第五条第二款所列的历史实物遗存，在其必要的保护范围进行建设的，其项目的选址定点应征得市文物管理局的同意；确需迁移或拆除的，应征得市文物管理局和市城市规划局的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在可能有地下文物遗存的地方进行工程建设前，应先进行文物调查、勘探或考古发掘，所需费用依法由建设单位列入工程预算。在建设过程中发现文物遗迹的，建设施工单位应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第八条 公民、非文物单位使用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明示保护的典型明清民居、纪念建筑物，使用人应当与市文物管理局或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保护使用责任书》，负责建筑物的保养、维护和安全防范，接受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九条 在福州古城内进行建设，必须符合古城景观风貌的保护要求，不得新建污染环境的设施。严重污染环境的设施，必须限期治理、转产或搬迁。
第十条“三坊七巷”的保护性建设，应保持其传统空间格局、坊巷结构。对文物保护单位及明示保护的典型明清民居、名人故居、古园林和其他重要古迹，应按照保护性建设规划进行修缮、修复、修缮、修复工作应与建设同步进行。
第十一条 朱紫坊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及明示保护的典型明清民居、名人故居、古园林、古桥和其他重要古迹，实行有效保护。
朱紫坊内的街坊道路，除因消防安全、交通必需维修、扩建外，应保持传统结构。街坊内的安泰河河道及现有河岸岸线，除保护内河设施外，不得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沿河景点、驳岸整修应保持传统景观风貌。
第十二条 在于山、乌山、屏山顶点之间划定景观通视走廊。通视走廊宽度，以及在通视走廊之内和所围合的范围内新建建筑物的高度，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福州城市总体规划和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予以控制。
第十三条 以八一七路和鼓屏路为主轴的福州古城历史发展中轴线节点地段及两侧的文物、名人故居和其他重要古迹，实行有效保护。
第十四条 古河湖水系应按照综合整治规划进行治理，恢复景观特色。
除实施内河整治规划工程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填盖、占用古河道或改变古河道走向。
古河道沿岸工程建设，包括内河整治工程建设，应当保护有保存价值的河桥、树木、古迹和石砌驳岸，保持传统景观风貌，不得擅自毁损。
第十五条 温泉依照《福州市地下热水（温泉）管理办法》保护；古榕树等古树名木依照《福州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保护。
第十六条 文物古迹丰富，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小镇、山水景区、街区、村寨、建筑群等可公布为福州市历史文化保护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由市文物管理局、市城市规划局会同当地人民政府或有关管理部门确定，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立碑公告保护范围和保护措施，指定委托保护管理单位。
第十七条 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建设，必须符合文物古迹、传统建筑特色和整体景观风貌的保护要求。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重大开发、建设，市人民政府应征集市民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建设规划，报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八条 在山水景区型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开发建设，必须遵循以文物古迹为主体的原则。在文物古迹建设控制地带和重要景点，除必需的保护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外，不得增建其他设施。在保护区内其他地带新建建筑物，应与文物古迹及周围景观风貌协调，不得破坏文物古迹、景
观风貌。
于山、乌山、屏山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影响山体景观风貌的建筑物；现有严重影响山体景观风貌的建筑物，应逐步治理、拆除或搬迁。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将地方传统手工艺和戏剧、曲艺的保存、发展纳入社会事业发展规划。设置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博物馆、陈列馆，搜集、挖掘、整理和保存优秀艺术作品，培养艺术人才。
传统商业贸易、手工艺和地方传统饮食街区由所在区人民政府统筹规划，结合城市经济、建设活动，进行适当调整集中。
鼓励创作、表演、展示优秀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和戏剧、曲艺作品，鼓励名老艺人、演员传徒授艺。对有突出成就和贡献的艺人、演员，由市人民政府授予民间艺术家称号。
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应经常播映优秀的地方戏剧、曲艺节目。
第二十条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实行财政拨款与社会筹集相结合的办法。
财政拨款应根据重点保护和抢救性保护的实际需要，核拨专项保护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在开发建设中涉及作为展览、游览的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建筑物、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管理单位和开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设单位，应投入资金、劳力进行保护。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或超出批准内容，损坏、改建、迁移、拆除历史实物遗存，或者破坏景观风貌的，由市文物管理局或有关部门根据《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建设施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拒不采取保护措施或拒绝文物调查和必要勘探的，由市文物管理局提请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工，并按《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批准的建设项目，其批准文件无效，由市人民政府予以撤销或责成原批准机关自行变更、撤销，并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文物、规划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致使历史实物遗存、传统景观风貌遭受破坏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