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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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1997年11月27日 证监发字[1997]523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筹）采用“上网定价”方式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已
经我会证监发字[1997]522号文批准，请你所按照我会证监发字[1996]169号和
423号文的有关要求，组织好此次股票发行工作。本次发行要先验资后配号，对
申购资金到位情况要认真查实，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申购冻结
资金的利息，按企业存款利率计息（3天）部分归发行公司所有，其余部分存入
交易所设置的专户。发行申购后1个工作日内，请你所将发行情况反馈表传真至
我会发行部；个工作日内，请将发行申购、冻结资金和认购中签明细的磁盘报至
我会。未按时上报有关发行资料的发行公司，不予安排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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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立东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法人分类模式 职能主义 结构主义
内容提要: 法人分类模式有“职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别，《民法通则》采“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根据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担当的职能，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这种分类模式渊源于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并以其为主轴设计民法中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则。
引言
法人分类模式是法人制度的制度枢纽和法人制度立法的支架，各法域的民法典多以法人分类模式作为设计法人制度的逻辑线索。形式上，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决定着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和格局。实质上，区分标准的选取，会决定类型化的结果是否能适当达到所欲达到之目的。一个法学较落后的地方，其法律的适用之所以不能适当达到规范目的，主要常肇因于在设计制度时，拟负荷上去的功能没有处理好[1]。{1}70。法人分类模式决定着法人制度的制度取向和制度容量，其中分类视角的选取和分类标准的抉择直接限定了法人制度的宗旨以及为实现这些宗旨而预设的功能配置。
学理上，关于民法典法人的分类，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或者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或者沿用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也成为争议颇大的问题。{2} 6-7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模式[2]。梁慧星教授课题组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则推出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3]，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沿用了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模式[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依然沿袭了《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四分法式分类模式（第三章法人从第45条到57条计13条），但立法机关也清醒地认识到法人分类是起草民法典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远未形成定于一尊的成熟方案[5]。对此，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部分作何选择，是当下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法人分类模式类型化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和“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然后分析立基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法人制度满足民法对于法人制度之期待的有效性以及此种分类模式满足法人分类之于立法意义的有效性，进而检讨此种分类模式得以生成的根源，并提出关于我国民法典法人制度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建议。
一、法人分类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以法人在国家构想之整体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国家为其分配的职能作为分类标准的法人分类模式，可以称之为“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的核心是：以实现国家对法人的管制为制度宗旨，以国家与法人间关系为背景，从外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纵向鸟瞰视角界定立法面对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思路[6]，即使是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其首先要满足的是国家对不同类型法人的职能定位得以实现，法人被想象为一个融洽无间、各亚利益群体各得其所、没有内部利益冲突的桃花源式的集体，作为制度利用者的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引发的民事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裁断则被这种分类模式所遮蔽，而无法纳入法人制度的视野。
前苏联的民事立法是这种分类模式的典型实践，在前苏联，各种类型法人的区别是由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制性质、各组织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的特点以及领导它们活动的方法的区别决定的。{3} 146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11条，法人包括：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具有国家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并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企业和其他组织；由国家预算拨付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的，其领导人有权支配信贷借款的（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组织；由其他来源取得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组织；集体农庄、跨集体农庄的组织、其他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和它们的联合组织；而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规定的情况下，还包括这些组织及其联合组织所属的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和机构；国家和集体农庄合办的组织以及国家和合作社合办的其他组织。{4}9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关于法人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模式，该章共分为四节，即一般规定；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7]；联营。可见，《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法人，另一类是机关（包括部队）、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5}24民事立法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作为相互对举的存在，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就其职能而言[8]，在于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9]。与企业法人对应，根据相关立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为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职能不在于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同时，立法也未涉及法人的成员和组织机构等组织法的问题。可见，就法人类型而言，首先映入立法者眼帘、并为立法者看重的是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职能，我国民事立法以是否主要从事盈利性活动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以此为逻辑线索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观察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盈利性活动，是立基于国家的视角，着眼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法人假想为一个融洽无间的个体，立足于法人外部界定其职能的作业，这一观察视角也折射了立法者对于民法上之法人制度寄予的功能期待。由此可以解读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为了直接实现国家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构想，以管控法人的行为为制度宗旨，根据国家对不同法人类型的职能预期，以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的职能[10]，即是否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法人分类的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与“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形成对照的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此种分类模式着眼于法人制度提供的、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制度结构，即法人内部各亚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分类模式的要义是以满足私人互动需要、为私人互动提供制度支援为制度宗旨，以当事人间的互动关系为背景，从内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平面化内在视角界定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基于此，作为私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如何裁断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而非国家对于法人之职能定位的实现。法人制度作为法技术工具，应提供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
《德国民法典》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传统代表，这种传统大陆法系法人制度，首先在性质上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并以私法人作为民法规范的对象。在私法人内部根据法人的成立基础及由此带来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不同，将私法人分为社团和财团，并以此为逻辑线索，设计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安排。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另辟蹊径，其第48条以法人发起人（参加人）对法人独立财产的权利性质为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三类：商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债权的法人；国有或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法人；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法人的联合组织（协会和联合会），属于其发起人（参加人）对之不享有财产权利的法人。{6} 24
由此可见，两种分类模式类型的分野集中体现为在法人分类标准上的分道扬镳，这渊源于观察法人制度的不同视角。由此决定了法律的制度宗旨及所界定的问题和选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等方面的泾渭分明，基于此形成的法人制度的功能负荷则大相径庭，法人制度的制度容量也迥然有别。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适应性分析
（一）“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
以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立法为分析对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在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国家目的的实现，明确法人的职能、框定法人的行为类型，从而使法人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方式各自安分守己履行其应向国家承担的职能。按照这种分类模式的预期，企业法人可以而且主要从事盈利活动，而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非企业法人则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盈利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赋予企业法人地位以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凭藉禁止党政机关经商以应对由政企不分和权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腐败问题。由此，法人制度不是民事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适用的法律结构，而成为国家管控民事主体结社需求的基本管道。
即使立法者的上述目的无可置疑[11]，问题还在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对于该目的的实现亦无所助益。其原因在于：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无论我们的民法多么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没有一个执法机关主动推动民法的实施却是各国民法共同的选择。没有执法主体，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主动援引和法院的被动裁判实施，构成了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区别于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之重要特征。在实施机制上，没有主动的执法主体既是民法的自身规定性使然，也决定了民法功能的限度。依职能对法人进行分类，意在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的管控，但国家与法人之间的关系纵然重要，立法也必须关心，民法固有的实施机制却决定了试图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徒劳之举。
首先，“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非民法之所务。现代人把国家看成一种人们在从事自利活动中所必须要的工具。国家制定的规则使得它能更好地让大家实现自利的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乃是替人民办事的工具，而不是教育人民的机构。{7}134在民法的世界里，国家只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的自利行为，没有独立于当事各方的自己的目的，作为私法的一般法，因民法所发生的，不是对国家的遵守义务，即使违反私法，亦不是违反对国家的义务，因而国家不但不加之以处罚，且不直接干预其事。{8}35由于民法没有、也无需一个主动的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推动它的实施，其实施只能诉诸于民事主体的主动援引，因而，立足于对制度实效的考虑，民法只能从民事主体之间、而不是民事主体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角度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尽管民法上有法人“营利性”的问题，但却无法人“盈利性”的问题，或者说“盈利性”是与民法无关的问题。法人“营利性”的问题意识，仅存在于民事主体之间，即法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关涉的是法人所得盈利是否可向社员分配，而不牵涉自国家的角度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即使非营利法人也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国家当然需要、而且也应该管制法人经营性行为，规定哪些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但自国家与法人的关系角度管制法人的行为不在民法的调整旨趣之内，而属于国家与法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范畴。
其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为民法无力担当。民法主要通过民事主体的主动利用、特别是私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推动法院裁判的方法得以实施。如果没有执法主体的主动管制作为手段或威慑，没有人会主动寻找并接近一种管制，这样的管制即使存在于正式制度之中，也无法从纸面走进生活，成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现实约束作用的制度。由此为法院裁判、而不是为行为管制提供准则，就必然成为民事立法的核心关照。启动民法的实施主体是民事主体，民法只能着眼于行动于法人内部的出资者、管理者等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法人与这些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即设计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因此，“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乃是对民法功能的不恰当期待，虽在民事立法上加载了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之管控的追求，但这为民法力所不逮，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立法者一厢情愿的幻想。由于未关注民事主体对法人制度的利用，没有为民事主体设立团体以及解决因加入团体而引发之新问题提供制度支持，这样的制度自然无法为民事主体所利用，甚至成为与民事主体无关的制度，纠结于国家与法人间的关系必然导致法人制度的无力性。民法特有的实施机制决定了民事主体的自主利用为其实施所不可或缺，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法人制度为何如此欠缺实效性，无怪乎实践中鲜有法官援引《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则裁判民事主体间的纠纷[12]。
再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已为我国的法人制度实践所否证。无视现实地限制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尤其是财政差额拨款、甚至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从事经营行为不切实际。事实上，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作为事业单位的各出版社、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因其从事的活动被视为经营性活动，而均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作为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许可。此外，经费上实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或企业化经营，如城市规划设计院等，主要从事经营性活动，也要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获得营业许可。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
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以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为调整领域，调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兴起，使得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政府的功能只是制定一些人们以私人身份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7}134民法又是社会的法，其核心内容是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技术机制，而不是国家引导民众追求和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民法规范下的秩序是作为调整私人行为之规则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设计和事先确定好的。国家只确定游戏规则，不关心游戏结果。以国家在道路交通领域的公共服务类比，如果国家也行使类似职能，则仅制定道路交通法规、确定道路交通规则，而不具体要求人们行走的线路。
作为民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应该着眼于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法人制度真正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其个人过往不曾遇到的利益冲突。具体言之，真正直面问题的法人制度应该专注于回答以下问题：法人成员的标准、法人意思的形成及表达（法人的治理结构）、法人与其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为民事主体利用法人制度提供前提，为法官裁判民事主体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发生的纠纷提供准则。
“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目的管制法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家站在外在于法人的角度，为了管制法人行为而进行的分类，其问题意识存在于国家和法人之间。因此，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这些只有聚焦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平面化分析而非纵向鸟瞰才能观察到的问题无法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所关注，更无法成为问题的核心。这种问题意识直接导致该分类模式具有浓重的身份色彩[13]，其设计的法人类型并非着眼于民事主体利用团体结构的需要，而是着眼于国家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安排，因此，一方面在此分类模式下，不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法人类型均可为民事主体所利用，只有拥有特定身份的主体才能设立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某些社会团体法人也须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发起。另一方面，民事主体可能形成的团体形态无法嵌入法人制度中，而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村农民集体、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足球协会、汽车俱乐部、民办学校等非企业法人无法根据《民法通则》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政府
《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11月18日拉萨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罗布顿珠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市政工程设施的服务功能，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县城、建制镇的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含改造、拆迁)的管理工作。
国土规划、公安、工商、环保、水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协同作好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工程设施是指下列设施：
（一）城市道路：车行道、人行道、广场及其附属设施；
（二）城市桥涵：桥梁、涵洞、立交桥等及其附属设施；
（三）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下水主管、支管,雨水井、检查井等；
（四）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城市道路、桥涵等处的照明设施。
第五条 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管并重的原则。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发布市政工程设施的施工季节指导意见，保证建设质量。
第六条 沿街单位、商户应当积极履行“门前四包”责任， 保护市政工程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二章 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
第七条 市政工程设施竣工后，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将有关档案资料移交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和城市建设档案管理部门。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不予接收，不得交付使用。
第八条 市政工程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保修期一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有关责任单位负责保修。
第九条 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维修资金依据市政工程设施类别、设施量及定额标准，由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协同财政部门制定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厂矿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及个人投资兴建的市政工程设施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防洪规划的要求，接受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负责做好自建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维修工作。
第十条 承担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定期对市政工程设施进行养护、维修，确保质量。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章 城市道路管理
第十一条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二）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履带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
（三）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四）机动车、畜力车在铺装路面的城市人行道上行驶或者停放；
（五）机动车在市区道路上试刹车；
（六）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十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有关的技术资料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并按照有关规定交纳费用。
第十三条 下列情况不得挖掘城市道路：
（一）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不满5年；
（二）整体罩面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不满3年；
（三）自治区、本市重大活动期间。
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必须经市或者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地下管线穿越城市道路的，应当顶管施工，不具备条件的，必须分段开挖；
（二）纵向挖掘城市道路必须分段进行，每段控制在200米以内；
（三）施工现场应当围栏作业并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标志；
（四）机具、物料以及弃土不得超出批准的占用范围；
（五）凡是危及地下设施及周边建筑物、公共设施安全的，应当立即停止作业，通知该设施的产权管理单位，经妥善处理后再行作业。
第十五条 掘路工程经验收合格后，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单位应当及时恢复路面。
横向挖掘城市主干道在3日内、其他城市道路在5日内应当修复完毕；纵向挖掘城市道路应当分段及时修复。
第十六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和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施工，确需变更的，应当提前1个月到原审批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占用终止或者挖掘竣工后，占用、挖掘单位应当在批准的期限内清理现场，通知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十七条 设在城市道路上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产权单位必须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四章 城市桥涵管理
第十八条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过车桥涵两端设置限载、限高标志。
第十九条 桥涵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占用桥涵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停放车辆、施工作业；
（二）驾驶超重、超高、超长机动车辆以及履带车擅自通行；
（三）擅自利用城市桥涵铺设各种管线及其他设施；
（四）损坏、移动城市桥涵附属设施；
（五）机动车在桥梁上试刹车；
（六）擅自在桥梁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悬挂物；
（七）其他侵占、损害城市桥涵的行为。
第二十条 超限车辆或者履带车需要通过城市桥涵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按照规定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监护下通行，需要采取防护或者加固措施的，其费用由过桥车辆所属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利用桥体架设各种管线及其他设施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占用审批手续。
第五章 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二条 凡是直接或者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的
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持有关排水资料、图纸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水许可和接管手续，并按照有关规定交纳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新建市政道路或者排水管必须将雨水、污水管道分置处理并严格按照排水主管部门的要求实施。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一）占压、填埋排水设施；
（二）向排水设施及起调洪作用的蓄水池塘内倾倒垃圾；
（三）在排水断面内筑坝、设闸、横穿管线；
（四）在排水设施用地范围内搭棚建房、堆放物料、倾倒垃圾、挖坑取土、种植、掩埋；
（五）擅自接管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
（六）擅自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有毒、有害污水；
（七）向检查井、雨水井内倾倒污水、垃圾、粪便、渣土和其他杂物或者设置障碍物；
（八）其他损害、侵占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使用城市排水管网设施的单位或者个人，因使用不当或者水质超标而造成城市排水、防洪设施损坏或者堵塞的，维修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六章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是指用于城市道路、不
售票的公园和绿地等处的路灯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杆、地上地下管线、灯具、工作井及照明附属设备。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及其周围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除、迁移、改动照明设施；
（二）擅自在照明灯杆上架线、接用电源；
（三）擅自在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悬挂物；
（四） 非法占用、偷盗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五）故意打、砸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六）其他损害照明设施及有碍维修作业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新建、改建工程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伍施工，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验收。
确需拆除、迁移、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有关技术资料，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手续。迁移、拆除费用由申报单位承担。
第二十七条 确需使用城市道路照明灯杆架设其他线路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城市道路照明架空线路距树木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1米；不符合安全距离的，园林部门应当及时修剪。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道路照明电缆线路附近水平或者垂直施工作业，危及线路安全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采取保护措施后方可作业，其费用由施工作业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实施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承担城市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的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未定期对市政设施进行养护、维修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修复竣工，拒绝接受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1993年9月15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关键词: 法人分类模式 职能主义 结构主义
内容提要: 法人分类模式有“职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别，《民法通则》采“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根据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担当的职能，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这种分类模式渊源于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并以其为主轴设计民法中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则。
引言
法人分类模式是法人制度的制度枢纽和法人制度立法的支架，各法域的民法典多以法人分类模式作为设计法人制度的逻辑线索。形式上，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决定着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和格局。实质上，区分标准的选取，会决定类型化的结果是否能适当达到所欲达到之目的。一个法学较落后的地方，其法律的适用之所以不能适当达到规范目的，主要常肇因于在设计制度时，拟负荷上去的功能没有处理好[1]。{1}70。法人分类模式决定着法人制度的制度取向和制度容量，其中分类视角的选取和分类标准的抉择直接限定了法人制度的宗旨以及为实现这些宗旨而预设的功能配置。
学理上，关于民法典法人的分类，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或者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或者沿用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也成为争议颇大的问题。{2} 6-7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模式[2]。梁慧星教授课题组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则推出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3]，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沿用了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模式[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依然沿袭了《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四分法式分类模式（第三章法人从第45条到57条计13条），但立法机关也清醒地认识到法人分类是起草民法典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远未形成定于一尊的成熟方案[5]。对此，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部分作何选择，是当下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法人分类模式类型化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和“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然后分析立基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法人制度满足民法对于法人制度之期待的有效性以及此种分类模式满足法人分类之于立法意义的有效性，进而检讨此种分类模式得以生成的根源，并提出关于我国民法典法人制度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建议。
一、法人分类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以法人在国家构想之整体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国家为其分配的职能作为分类标准的法人分类模式，可以称之为“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的核心是：以实现国家对法人的管制为制度宗旨，以国家与法人间关系为背景，从外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纵向鸟瞰视角界定立法面对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思路[6]，即使是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其首先要满足的是国家对不同类型法人的职能定位得以实现，法人被想象为一个融洽无间、各亚利益群体各得其所、没有内部利益冲突的桃花源式的集体，作为制度利用者的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引发的民事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裁断则被这种分类模式所遮蔽，而无法纳入法人制度的视野。
前苏联的民事立法是这种分类模式的典型实践，在前苏联，各种类型法人的区别是由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制性质、各组织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的特点以及领导它们活动的方法的区别决定的。{3} 146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11条，法人包括：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具有国家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并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企业和其他组织；由国家预算拨付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的，其领导人有权支配信贷借款的（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组织；由其他来源取得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组织；集体农庄、跨集体农庄的组织、其他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和它们的联合组织；而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规定的情况下，还包括这些组织及其联合组织所属的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和机构；国家和集体农庄合办的组织以及国家和合作社合办的其他组织。{4}9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关于法人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模式，该章共分为四节，即一般规定；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7]；联营。可见，《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法人，另一类是机关（包括部队）、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5}24民事立法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作为相互对举的存在，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就其职能而言[8]，在于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9]。与企业法人对应，根据相关立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为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职能不在于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同时，立法也未涉及法人的成员和组织机构等组织法的问题。可见，就法人类型而言，首先映入立法者眼帘、并为立法者看重的是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职能，我国民事立法以是否主要从事盈利性活动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以此为逻辑线索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观察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盈利性活动，是立基于国家的视角，着眼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法人假想为一个融洽无间的个体，立足于法人外部界定其职能的作业，这一观察视角也折射了立法者对于民法上之法人制度寄予的功能期待。由此可以解读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为了直接实现国家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构想，以管控法人的行为为制度宗旨，根据国家对不同法人类型的职能预期，以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的职能[10]，即是否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法人分类的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与“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形成对照的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此种分类模式着眼于法人制度提供的、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制度结构，即法人内部各亚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分类模式的要义是以满足私人互动需要、为私人互动提供制度支援为制度宗旨，以当事人间的互动关系为背景，从内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平面化内在视角界定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基于此，作为私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如何裁断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而非国家对于法人之职能定位的实现。法人制度作为法技术工具，应提供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
《德国民法典》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传统代表，这种传统大陆法系法人制度，首先在性质上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并以私法人作为民法规范的对象。在私法人内部根据法人的成立基础及由此带来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不同，将私法人分为社团和财团，并以此为逻辑线索，设计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安排。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另辟蹊径，其第48条以法人发起人（参加人）对法人独立财产的权利性质为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三类：商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债权的法人；国有或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法人；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法人的联合组织（协会和联合会），属于其发起人（参加人）对之不享有财产权利的法人。{6} 24
由此可见，两种分类模式类型的分野集中体现为在法人分类标准上的分道扬镳，这渊源于观察法人制度的不同视角。由此决定了法律的制度宗旨及所界定的问题和选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等方面的泾渭分明，基于此形成的法人制度的功能负荷则大相径庭，法人制度的制度容量也迥然有别。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适应性分析
（一）“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
以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立法为分析对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在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国家目的的实现，明确法人的职能、框定法人的行为类型，从而使法人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方式各自安分守己履行其应向国家承担的职能。按照这种分类模式的预期，企业法人可以而且主要从事盈利活动，而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非企业法人则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盈利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赋予企业法人地位以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凭藉禁止党政机关经商以应对由政企不分和权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腐败问题。由此，法人制度不是民事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适用的法律结构，而成为国家管控民事主体结社需求的基本管道。
即使立法者的上述目的无可置疑[11]，问题还在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对于该目的的实现亦无所助益。其原因在于：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无论我们的民法多么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没有一个执法机关主动推动民法的实施却是各国民法共同的选择。没有执法主体，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主动援引和法院的被动裁判实施，构成了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区别于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之重要特征。在实施机制上，没有主动的执法主体既是民法的自身规定性使然，也决定了民法功能的限度。依职能对法人进行分类，意在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的管控，但国家与法人之间的关系纵然重要，立法也必须关心，民法固有的实施机制却决定了试图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徒劳之举。
首先，“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非民法之所务。现代人把国家看成一种人们在从事自利活动中所必须要的工具。国家制定的规则使得它能更好地让大家实现自利的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乃是替人民办事的工具，而不是教育人民的机构。{7}134在民法的世界里，国家只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的自利行为，没有独立于当事各方的自己的目的，作为私法的一般法，因民法所发生的，不是对国家的遵守义务，即使违反私法，亦不是违反对国家的义务，因而国家不但不加之以处罚，且不直接干预其事。{8}35由于民法没有、也无需一个主动的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推动它的实施，其实施只能诉诸于民事主体的主动援引，因而，立足于对制度实效的考虑，民法只能从民事主体之间、而不是民事主体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角度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尽管民法上有法人“营利性”的问题，但却无法人“盈利性”的问题，或者说“盈利性”是与民法无关的问题。法人“营利性”的问题意识，仅存在于民事主体之间，即法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关涉的是法人所得盈利是否可向社员分配，而不牵涉自国家的角度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即使非营利法人也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国家当然需要、而且也应该管制法人经营性行为，规定哪些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但自国家与法人的关系角度管制法人的行为不在民法的调整旨趣之内，而属于国家与法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范畴。
其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为民法无力担当。民法主要通过民事主体的主动利用、特别是私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推动法院裁判的方法得以实施。如果没有执法主体的主动管制作为手段或威慑，没有人会主动寻找并接近一种管制，这样的管制即使存在于正式制度之中，也无法从纸面走进生活，成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现实约束作用的制度。由此为法院裁判、而不是为行为管制提供准则，就必然成为民事立法的核心关照。启动民法的实施主体是民事主体，民法只能着眼于行动于法人内部的出资者、管理者等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法人与这些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即设计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因此，“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乃是对民法功能的不恰当期待，虽在民事立法上加载了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之管控的追求，但这为民法力所不逮，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立法者一厢情愿的幻想。由于未关注民事主体对法人制度的利用，没有为民事主体设立团体以及解决因加入团体而引发之新问题提供制度支持，这样的制度自然无法为民事主体所利用，甚至成为与民事主体无关的制度，纠结于国家与法人间的关系必然导致法人制度的无力性。民法特有的实施机制决定了民事主体的自主利用为其实施所不可或缺，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法人制度为何如此欠缺实效性，无怪乎实践中鲜有法官援引《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则裁判民事主体间的纠纷[12]。
再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已为我国的法人制度实践所否证。无视现实地限制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尤其是财政差额拨款、甚至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从事经营行为不切实际。事实上，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作为事业单位的各出版社、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因其从事的活动被视为经营性活动，而均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作为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许可。此外，经费上实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或企业化经营，如城市规划设计院等，主要从事经营性活动，也要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获得营业许可。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
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以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为调整领域，调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兴起，使得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政府的功能只是制定一些人们以私人身份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7}134民法又是社会的法，其核心内容是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技术机制，而不是国家引导民众追求和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民法规范下的秩序是作为调整私人行为之规则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设计和事先确定好的。国家只确定游戏规则，不关心游戏结果。以国家在道路交通领域的公共服务类比，如果国家也行使类似职能，则仅制定道路交通法规、确定道路交通规则，而不具体要求人们行走的线路。
作为民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应该着眼于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法人制度真正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其个人过往不曾遇到的利益冲突。具体言之，真正直面问题的法人制度应该专注于回答以下问题：法人成员的标准、法人意思的形成及表达（法人的治理结构）、法人与其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为民事主体利用法人制度提供前提，为法官裁判民事主体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发生的纠纷提供准则。
“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目的管制法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家站在外在于法人的角度，为了管制法人行为而进行的分类，其问题意识存在于国家和法人之间。因此，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这些只有聚焦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平面化分析而非纵向鸟瞰才能观察到的问题无法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所关注，更无法成为问题的核心。这种问题意识直接导致该分类模式具有浓重的身份色彩[13]，其设计的法人类型并非着眼于民事主体利用团体结构的需要，而是着眼于国家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安排，因此，一方面在此分类模式下，不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法人类型均可为民事主体所利用，只有拥有特定身份的主体才能设立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某些社会团体法人也须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发起。另一方面，民事主体可能形成的团体形态无法嵌入法人制度中，而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村农民集体、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足球协会、汽车俱乐部、民办学校等非企业法人无法根据《民法通则》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
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
《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11月18日拉萨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罗布顿珠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市政工程设施的服务功能，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县城、建制镇的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含改造、拆迁)的管理工作。
国土规划、公安、工商、环保、水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协同作好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工程设施是指下列设施：
（一）城市道路：车行道、人行道、广场及其附属设施；
（二）城市桥涵：桥梁、涵洞、立交桥等及其附属设施；
（三）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下水主管、支管,雨水井、检查井等；
（四）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城市道路、桥涵等处的照明设施。
第五条 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管并重的原则。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发布市政工程设施的施工季节指导意见，保证建设质量。
第六条 沿街单位、商户应当积极履行“门前四包”责任， 保护市政工程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二章 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
第七条 市政工程设施竣工后，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将有关档案资料移交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和城市建设档案管理部门。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不予接收，不得交付使用。
第八条 市政工程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保修期一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有关责任单位负责保修。
第九条 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维修资金依据市政工程设施类别、设施量及定额标准，由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协同财政部门制定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厂矿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及个人投资兴建的市政工程设施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防洪规划的要求，接受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负责做好自建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维修工作。
第十条 承担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定期对市政工程设施进行养护、维修，确保质量。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章 城市道路管理
第十一条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二）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履带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
（三）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四）机动车、畜力车在铺装路面的城市人行道上行驶或者停放；
（五）机动车在市区道路上试刹车；
（六）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十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有关的技术资料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并按照有关规定交纳费用。
第十三条 下列情况不得挖掘城市道路：
（一）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不满5年；
（二）整体罩面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不满3年；
（三）自治区、本市重大活动期间。
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必须经市或者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地下管线穿越城市道路的，应当顶管施工，不具备条件的，必须分段开挖；
（二）纵向挖掘城市道路必须分段进行，每段控制在200米以内；
（三）施工现场应当围栏作业并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标志；
（四）机具、物料以及弃土不得超出批准的占用范围；
（五）凡是危及地下设施及周边建筑物、公共设施安全的，应当立即停止作业，通知该设施的产权管理单位，经妥善处理后再行作业。
第十五条 掘路工程经验收合格后，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单位应当及时恢复路面。
横向挖掘城市主干道在3日内、其他城市道路在5日内应当修复完毕；纵向挖掘城市道路应当分段及时修复。
第十六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和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施工，确需变更的，应当提前1个月到原审批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占用终止或者挖掘竣工后，占用、挖掘单位应当在批准的期限内清理现场，通知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十七条 设在城市道路上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产权单位必须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四章 城市桥涵管理
第十八条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过车桥涵两端设置限载、限高标志。
第十九条 桥涵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占用桥涵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停放车辆、施工作业；
（二）驾驶超重、超高、超长机动车辆以及履带车擅自通行；
（三）擅自利用城市桥涵铺设各种管线及其他设施；
（四）损坏、移动城市桥涵附属设施；
（五）机动车在桥梁上试刹车；
（六）擅自在桥梁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悬挂物；
（七）其他侵占、损害城市桥涵的行为。
第二十条 超限车辆或者履带车需要通过城市桥涵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按照规定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监护下通行，需要采取防护或者加固措施的，其费用由过桥车辆所属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利用桥体架设各种管线及其他设施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占用审批手续。
第五章 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二条 凡是直接或者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的
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持有关排水资料、图纸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水许可和接管手续，并按照有关规定交纳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新建市政道路或者排水管必须将雨水、污水管道分置处理并严格按照排水主管部门的要求实施。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一）占压、填埋排水设施；
（二）向排水设施及起调洪作用的蓄水池塘内倾倒垃圾；
（三）在排水断面内筑坝、设闸、横穿管线；
（四）在排水设施用地范围内搭棚建房、堆放物料、倾倒垃圾、挖坑取土、种植、掩埋；
（五）擅自接管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
（六）擅自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有毒、有害污水；
（七）向检查井、雨水井内倾倒污水、垃圾、粪便、渣土和其他杂物或者设置障碍物；
（八）其他损害、侵占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使用城市排水管网设施的单位或者个人，因使用不当或者水质超标而造成城市排水、防洪设施损坏或者堵塞的，维修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六章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是指用于城市道路、不
售票的公园和绿地等处的路灯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杆、地上地下管线、灯具、工作井及照明附属设备。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及其周围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除、迁移、改动照明设施；
（二）擅自在照明灯杆上架线、接用电源；
（三）擅自在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悬挂物；
（四） 非法占用、偷盗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五）故意打、砸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六）其他损害照明设施及有碍维修作业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新建、改建工程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伍施工，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验收。
确需拆除、迁移、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有关技术资料，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手续。迁移、拆除费用由申报单位承担。
第二十七条 确需使用城市道路照明灯杆架设其他线路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城市道路照明架空线路距树木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1米；不符合安全距离的，园林部门应当及时修剪。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道路照明电缆线路附近水平或者垂直施工作业，危及线路安全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采取保护措施后方可作业，其费用由施工作业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实施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承担城市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的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未定期对市政设施进行养护、维修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修复竣工，拒绝接受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1993年9月15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