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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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9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牢固树立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思想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深入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而艰巨。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全面落实新时期检察工作方针，总结以往的经验，立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的跨世纪长远发展，贯彻“规范、提高、建设、发展”的精神，特作如下决定。
一、统一执法思想，保证反贪污贿赂工作健康深入发展
1、反贪污贿赂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按照讲政治的要求做好反贪污贿赂工作。
2、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要增强全局观念，牢牢把握反贪污贿赂工作的正确方向，根据党和国家的工作部署，确定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重点。讲究斗争策略，注意工作方法，坚持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过依法正确履行检察职能，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3、坚决贯彻执行“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方针和“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正确处理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办案质量与办案数量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讲辩证法，防止片面性，保证反贪污贿赂工作健康发展。
4、坚持依法积极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重点查办大案要案。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工作锲而不舍。既要树立持久作战思想，又要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坚持打防并举，积极探索结合办案开展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形式。
5、反贪污贿赂工作是检察机关的重点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检察院要加强对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部署、案件侦查、队伍建设、物质保障等重大问题。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领导，下级检察院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对上级检察院的决定要坚决执行。上级检察院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要广泛听取下级检察院的意见和建议。
二、正确执行法律，规范办案活动
6、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初查可以审查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接谈举报人或者其他知情人，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收集涉案信息等。
初查一般不公开进行，一般不接触被查对象；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初查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可以请纪检监察、审计等有关机关协助调查；可以请举报人、可靠知情人和有关单位协助调查。
以检察机关名义进行调查时，应当出示检察机关的证明文件和检察人员身份证明。
7、检察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要依法准确理解、掌握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符合立案条件的，可以直接立案。
8、强制措施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手段，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要根据办案的具体情况依法及时采取或适时变更强制措施。严禁超期羁押和违法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9、人民检察院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决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依法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可以派员协助公安机关执行并提供有关情况。紧急情况下，可以对符合逮捕、拘留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先行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及时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潜逃的，未立案的应当依法立案，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决定逮捕，请公安机关办理边控、通缉，并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抓捕工作。要及时掌握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在逃情况，并逐级上报，商公安机关纳入追捕逃犯信息系统，有选择地在因特网和其他新闻媒体上发布。
10、依法保障律师、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及时答复、办理其提出的要求和申请，保证律师依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
11、强化证据意识，客观、全面收集证据。既要依法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又要依法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侦查取证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要做好证据的固定工作，对大案要案的讯问、询问、搜查等侦查活动，可同步录音、录像、照相，用视听手段固定、保全证据。要依法积极收集和运用视听资料证据。
三、完善反贪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水平
12、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侦查指挥体系，逐步形成上下一体、信息畅通、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侦查工作运行机制。要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在侦查工作中的指挥协调作用。对于需要若干个检察院共同侦查或者需要统一部署侦查的重大案件，可以成立办案组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省级检察院统一指挥。
13、发挥全国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中的整体优势，提高办案效率。依法开展侦查协作。办理案件的检察院根据需要依法提请侦查协作，被请求协作的检察院应积极配合。意见不一致的由双方的共同上级检察院协调解决。对不履行协作义务或阻碍侦查，情节严重，造成后果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初查案件需要协作的，各地检察院应当协作。
14、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反贪污贿赂工作的指导：解决带有全局意义的倾向性问题；抓典型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实行分类指导；加强反贪污贿赂工作的理论研究，探索新的侦查对策，提高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做好办案的组织指挥、协调、参办、督办工作；及时答复下级检察院的请示。
15、坚持要案分级办理的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可以视情将属于自己办理的案件交下一级检察院立案查办，同时加大组织指挥、参办、督办力度。
16、各级检察院要积极支持纪委对有关案件的协调。对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需要了解情况，熟悉案情的，应该积极介入；对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案件，要认真进行审查，属于检察机关管辖且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及时立案，开展侦查；检察机关受理或者立案侦查，尚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认为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要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下级检察院需要提请上级纪委协调时，通过上级检察院办理。
17、拓展发现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线索的途径，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要加强与有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联系，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和工作联系制度。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公民和单位举报。注意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利用，善于在办案中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
18、加强对策研究，讲究侦查策略，摸索侦查规律，总结适应新形势要求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重点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手段和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的新特点研究侦查对策。要转变侦查观念，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对侦查工作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可以组织开展专题研究论证。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及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19、积极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国际司法合作，按照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范涉外取证、缉捕和涉案款物的移送，拓展国际司法合作渠道。
办理涉港、澳地区的贪污贿赂案件，要加强同港、澳地区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20、积极开展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工作。结合办案认真分析发案单位在管理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帮助整章建制，堵塞漏洞，防范和减少犯罪。以案释法，进行法制宣传，热情提供法律咨询，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要主动深入到案件多发行业和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开展行业预防、专项预防等多种形式的预防工作。通过对贪污贿赂犯罪发案特点、规律和趋势等定期进行分析，提出防范对策和措施，及时向党委、人大报告，向政府和主管部门反映，充分发挥参谋作用，推动预防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要主动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将贪污贿赂犯罪预防工作纳入党委、政府反腐败综合治理的总体格局中。
四、健全落实规章制度，加强反贪工作管理
21、坚持查办要案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要案初查，需要接触被查对象或者进行必要调查前，要向党委主要领导同志报告，立案要向党委请示。报告、请示的同时要向上一级检察院备案。上级检察院应当加强协调。侦查终结时，案情发生重大变化的要向党委报告。其他重要案件，在查办的同时也要主动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
22、进一步落实好内部制约制度。检察机关各部门之间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举报中心统一接受案件举报材料，分流办理。对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案件线索要在接受后七日内移送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由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依照规定的程序，及时进行初查、立案侦查，减少和避免案件线索积压。反贪污贿赂部门对于侦查工作中获得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线索，经过分管反贪侦查工作的院领导批准，可以直接办理，但应当将案件线索交举报中心备案。举报中心接受举报时，可以请反贪污贿赂部门派员共同接谈。对重大案件的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部门可以提前介入，熟悉案情，审查证据。反贪污贿赂部门也可以就收集证据等问题主动征求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部门的意见。检察机关各部门在案件线索的移交和案件管理上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各部门在反贪污贿赂的重大问题上要统一认识，协调行动。
23、严格执行检务公开制度。实行办案程序、立案标准、办案纪律公开，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告知义务。
24、实行办案责任制。责任制的核心是明确办案责任，减少层次，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增强责任感，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推行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25、加强案件督办工作，落实督办责任制。对领导机关交办、督办的案件，承办单位要及时落实，明确责任，案件的重要进展情况要专报，按期办结并回复结果。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督办、交办案件的督促、指导和检查，帮助下级检察院解决办案中的实际困难。
26、完善案件综合评价标准。衡量侦查工作取得成效的标准是：办案数量实事求是，既不定办案指标，也不能有案不办、压案不查；办案质量高，办案的各个环节符合法律规定；杜绝和减少违法违纪事件发生；办案效率高，工作协调发展；查办案件重点突出、效果良好；办案的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无犯罪嫌疑人、证人自杀事故发生。
27、大案要案立案、侦查终结要及时向上级检察院报送备案材料。不得有案不备，备而不查。上级检察院对备案案件要及时进行审查，发现错误的，应当及时通知报送备案的下级检察院，下级检察院应将办理情况及时报告。
28、高度重视办案中的安全防范工作。要完善设施、落实制度、强化职责，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自杀、自残以及行凶、逃跑等事件。发生上述事件的，要做好善后处理，并认真总结教训，改进工作。因违法违纪造成事故发生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反贪干部队伍建设
29、按照检察官法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的要求，不断提高反贪污贿赂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化对反贪干部的宗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政治责任感，提高遵守政治纪律和其他各项纪律的自觉性；强化专业技能训练，提高执法水平。
30、加强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反贪污贿赂局局长应当由政治业务素质高，有检察实践经验的优秀检察官担任。局长实行“一岗双责”，对所在部门的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负总责。
31、建立与新时期反贪污贿赂工作特点相适应的干部选拨任用制度，优化结构，强化素质。明确反贪污贿赂干部任职资格，实行竞争上岗。通过考试、考核严把反贪污贿赂干部上岗和任职关。实行岗位交流，要注意保持侦查骨干的相对稳定。有计划地实行各级院反贪局干部上下交流。
32、加强对反贪污贿赂干部队伍的监督管理，坚持从严治检。按照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规范。坚决执行中央政法委“四条禁令”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九条卡死”的硬性规定。严格办案纪律，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33、结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的“争创人民满意的检察院，争当人民满意的检察干警”和创建“五好”检察院活动，在反贪污贿赂部门开展评先创优活动，评选优秀反贪污贿赂局、优秀反贪污贿赂干部。健全完善激励机制，干警的奖励、晋升和提拨任用，要充分考虑其德、能、勤、绩的实际表现。
34、加大对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宣传力度。正确掌握宣传的方向，注重宣传的社会效果。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积极广泛宣传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的成效，宣传党和国家深入开展反腐败的决心和方针、政策，树立反贪干警的良好形象。
35、各级检察院要着眼于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实际需要和长远发展，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专家型反贪污贿赂队伍。要改革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提高培训水平。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各省级检察院培训机构要按照分工负责培训各级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干部。
36、落实从优待检政策，关心和爱护反贪干部，建立健全有关保障、奖励机制。依法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因办案受到诬陷或打击报复等不公正待遇的人员，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把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干部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要建立对侦查人员的人身保险制度。实行目标管理，建立查办大案要案的奖励制度，对办案有功人员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37、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反贪污贿赂局建设，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领导，逐步建立起符合反贪污贿赂侦查规律的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加强省级检察院和分、州、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建设。要按照中央和地方有关机构改革方案的精神和部署，进行反贪污贿赂局的机构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理顺工作关系、优化人员结构、明确办案责任、提高办案效率。
六、完善经费和装备保障机制，增强反贪工作的科技含量
38、认真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办案经费保障机制。对反贪污贿赂办案经费，可采取申请同级财政专项拨款、院内优先保证等多种办法加以解决。办理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级检察院可给予专项办案补助。要勤俭节约，管好用好办案经费。
39、增加反贪污贿赂工作的科技含量，重点保证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的需要，按照“先进、适用、配套、普及”的原则，配备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所必需并适合办案要求的设备，开发适用于反贪污贿赂系统案件管理、指挥协调、侦查效率管理、信息通报、信息共享的计算机管理体系，逐步实现检察系统的计算机联网。切实保证查办贪污贿赂案件需要的交通、通讯工具等。各级检察院要加大高科技投入，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40、加强检察机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符合安全防范要求，功能完备的讯问室、询问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接待室等。
论“本土资源”与法治的矛盾冲突
——兼谈法治的渊源与理念
黄裴
内容提要：本文从本土资源论及中国的本土资源入手，通过对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对比及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反思和对西方法治的历史渊源和理念的介绍引出作者的对本土资源和现代法治建设的思考。在粗浅的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展缓慢及本土资源对我们的法治建设的阻碍作用的现象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以充分的思想启蒙为思想基础。
关键词：本土资源、法治、法治的历史渊源、法治理念、思想启蒙
一． 引论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人类社会一种最理智的治国方略，可以从康德的一个命题中获得支持：“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1）对于这个社会，康德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那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因为惟有通过这一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大自然才能够成就她对我们人类的其他目标。”（2）康德认为，法治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最艰巨和最后的任务。康德的这一忠告似乎是对我们中国人说的。因为在西方社会，法治，这一最艰巨最后的任务早在康德忠告之前就已经实现，在试图走法治之路的中国倒真的成了最艰巨、最后的任务。
自“法治”赫然嵌入我国宪法以来，“依法治国”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而时常挂在中国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口中。仿佛我们只要“依法治国”了，我们就跑步进入法治时代了。但我们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我们还只是停留在一些制度和技术这个层面上。因此，有学者忠告我们，“对于中国法治的思考，我们既不能停留在技术这一层面，也不能完全局限与现实社会，而是应当把它上升到一种政治哲学的高度，并把视野扩展整个历史领域。这样，我们所理解很把握的法治，将不是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和技巧，而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精神和原则。”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原因，我们的本土资源与现代法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使我们做了多年的“法律移植”梦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我们期待的结果，同时也使“本土资源论”我们的法学界得到了相当的市场。但我要说，苏力教授的消极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点极端主义和情绪化的“本土资源论”只能将中国的法治建设引向人治，这在苏力教授后来的《认真对待人治——韦伯〈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读书笔记》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要么尊重我们的本土资源，回到人治；要么重构我们的本土资源，走上一条正确的法治之路！
二． 平等与自由的悖论——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差异
关于本土资源的定义,一般认为,所谓本土资源就是指生活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民由于其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所形成的习惯、惯例,并由这些习惯、惯例上升形成的法律文化、法律意识等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人们接受新事物的愿望与能力。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以下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差异。
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价值追求，作为人类的基本价值目标，自由平等是早期人类的基本利益，即为物质财富的占有。平等表现为个体在群体生活中要求与其他成员一样均等的占有财富，而自由更多的体现在个体乞求合理的占有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创造出来的财富。发展到现在，在一个理智的法治社会，平等主要是公共事务的处理原则，通过平等可以制定出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规则；而自由主要是市民在不侵犯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独立处理其私人事务的原则。换一句话说，平等主要出现在公共领域，而自由主要出现在私人领域。可以说，自由和平等一起构成了现代市民生活的基本原则。
虽然说自由平等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东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自由与平等做受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东方文明在形成之初更重视平等，西方文明虽然也重视平等但相比之下则更重视自由。当然这与东方文明是大陆农业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商业文明有很大的关系！
东方大陆农业文明以中华文明为代表，农业是东方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方式。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个人的力量在面对大自然时是非常渺小的，作为个体的人要生存就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而在集体中生活平等就自然成为人们的第一追求目标！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基本原则（当然它也应当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则）有三层涵义。它的第一层涵义为平等首先是弱者的呼唤。弱者面对财富不会要求独占，只会要求分得他那一份。但面对这种呼唤强者不会理会。因此它的第二层涵义是平等不会在平等主体之间实现，平等主体之间原本实际上只有实力上的较量，而弱者的呼唤必须指向一个比强者更强的权威。由此可见，平等的第三层涵义是平等必须依赖平等主体之外的权威才能求得，这种权威的力量一定要比强者更强。
正是由于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个人的力量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家庭、宗族就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保障,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而这种家庭至上的观念一旦上升为人生哲学就是集体主义。因此崇尚集体主义,蔑视个人主义,重义轻利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崇尚奉献,蔑视索取也随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起码是官方价值观)。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在中国这个儒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遵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以被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的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3)而以家庭、宗族为基本社会单元的中国人也就相比其他文明更加依赖甚至有时是迷信权威。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影响下,作为“天子"的皇帝成为了这种权威的化身。对皇帝权威的崇拜与迷信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对与于国封建社会的延续,科举制度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说比皇帝的权威影响的作用更大，因为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开放化。“学而优则仕"使任何人都能通过十年寒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笔者认为,无论用什么词语来形容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形成都不过分。科举制度一方面使“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科举制度只考社会学科(唐朝的科举制度是一个特例)，因此中国的自然学科在封建社会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同时，在科举制度下的中国官员由于是因为学而优才仕的，在以儒家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的科举考试中有的只是“礼法合一"，重礼轻法,认为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意志，皇帝的旨意。在这种思想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重视也不懂法律的作用。同时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中国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之间有一道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这道鸿沟也使不论我们的学术思想怎么活跃也很难影响普通老百姓。这也是我们的思想启蒙为什么这么难的原因之一。
在人性观上,中国人受孔儒之道的影响信奉“性善论”,我国宋代开始流传的《三字经》开篇即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一观念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因此中国人一向喜欢以道德教化人而忽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 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的古人一直坚信可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这种“礼法合一”的本土资源在今天就体现在“以德治国”。但当以德不足以治国,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不可阻挡的暴露出来时,我们面对不可收拾的局面无计可施，只能“乱世用重典”。因此,在中国每年都有几次的“严打”运动。殊不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还包含了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做出同样的违法行为,触犯相同的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相同的评价,接受法律相同的制裁。而“严打”运动显然是违背这一原则的!
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土地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一旦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以“均田地”为最终目标的农民起义就会揭竿而起，以树立另一个权威来从新分配以土地为代表的社会财富。如此反复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延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土地问题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主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的打败国民党政府与其说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如说是毛主席抓住了中国农民的心，始终坚持“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毛主席成为了中国老百姓树立的又一个权威。这既有中国民众喜欢寻找权威的历史惯性使然，也有当时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的因素。毛主席的权威地位在解放后我们学习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我们中国人一向喜欢的造神运动在这时发展到了顶峰，毛主席被不断的神化。对毛主席的盲目的崇拜，再加上一些人的利用，最终发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萌芽到戊戌变法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思想启蒙是它们没有获得真正成功的思想原因。中国的思想启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达到了一个顶峰，但随之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思想启蒙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的救亡压倒启蒙，民族压倒了民主，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盲目排外只接受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斯主义(确切的讲是列宁主义)到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然社会主义也是外来事物，但它经过我们的改造就成了我们的本土资源）发展了顶峰。这种盲目排外思想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闭关锁国。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封闭必然落后！正如博厄斯所说，“人类历史表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所有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是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们的法律制度长期是以“诸法合一”、“礼法合一”、“刑民不分”为主要特征。国家的公权力在各方面侵入民众的私权领域。在中国这样追求和谐的社会里，老百姓到官府打官司往往被视做刁民而先施以“杀威棍”，因此当百姓之间发生纠纷时,“公断”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中国民众的心里,“民不与官斗”被视为传世经典。厌讼也就成为我们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之所以法律规避现象如此频繁的出现,并不是我们老百姓天生不喜欢打官司,而是我们的法律本身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起到保护民众权利的作用或已成立的法律得不到真正的实行时,我们的法律没有权威又应当怪谁呢？当一个本来法律关系很清楚的案件却需要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乃至中央领导的批示才能得到应有的判决时,这判决本身就是人治的体现。在人治的社会里,法律是不能带来或者说不能总是带来正义的,因为即使法律本身没有问题(而实际上人治社会里的法律往往带有维护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也会因为执法者个人素质或个人利益的影响而导致有法不依甚至徇私枉法。在一个法律如此脆弱的社会，要民众相信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可能吗？看到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被一个派出所所长折断的手指了吗？折断的哪里是一根手指,折断的分明是中国法律本来就很脆弱的权威呀！再加上我们的不少公务员至今脑子里还残留着封建官僚的特权意识，习惯“替民做主”,随意干涉私权。听到那个法院的法官说出“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话吗？这分明是对法律以及我们为法治建设所做出的努力的嘲弄！我们的社会里法律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表明我们还有法律而已！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出现大量的法律规避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殊不知,有法不依实际上比无法更加损害法律的权威!朝令夕改的法律无异于空气震动！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的岛屿文化，发源于爱琴文化（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是由希腊半岛、埃及、西亚半岛合成的一种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发源于克里特岛。这个岛处在三个洲的中间（欧洲、亚洲、非洲），大小合适，大了就自成体系，小了则承载不起一个文明的重量。岛上的居民据说最初还是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生产，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岛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于是这个岛上的居民逐渐开始以航行为其生活方式。用航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甚至掠夺、战争。在这种环境下，自由自在的个人奋斗、创造的气质产生。这时他们没有什么集体和权威可以依赖，每个个体必须依靠自己去创造，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一样！因为多元文化的影响，克里特人在文化的混合和冲突中找到了感觉，再加上岛上可以航行两个因素，产生了以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人在大海航行中感觉到了人生最残酷的意义：个人就像独岛，独自体会狂风巨浪，认识到只有自己的努力才能到达彼岸，只能依靠自己拼命去奋斗，创造机会。这样就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启蒙。中世纪的黑暗，回到了奴隶民族，直到“文艺复兴”从根本上复兴了“个人本位，自由创造”的精神。虽然西方文明的孕育中间也孕育了一些平等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主要是一种机会平等的观念。而且在西方早期的市俗社会中始终没有权威、重视等级（奴隶除外）。当他们发现他们也需要一个权威诞生时，西方人往往更愿意从人类自己以外去寻找。因此西方社会接受（或者用发现这个词更加贴切）上帝这个虚幻的权威。基督教除了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上帝这个虚幻的权威以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原罪论。原罪论使他们更加坚信人本身是贪婪的，人的欲望如果不用严格的制度加以制约的话是永无止境的。这也就法治找到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 现代法治的历史渊源
现代法治从古希腊到现在,从荷马的“正义是一切事物的法则，法律只能是正义的表现，人们遵从正义就应当恪守法律”（5），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再到洛克认为民主是法治下政府与人的自由权利的政制基础，到卢梭的从公意的统治到法律的统治。古往今来，有多少先贤大哲为法治的实现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说到现代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就不能不说说古希腊乃至人类社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提出法治思想的柏拉图。作为一个最初的人治主义者，柏拉图从他的《法律篇》开始转变为一个法治主义者，虽然他一直认为法治只是在理想的人治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的一个“第二种最佳的选择”，但在他认识到“人类的本性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6）时他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如果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任何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7）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法治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第二，法治的两大基本要素为“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8）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自由价值是法律不是对自由的认为限制，而是获得自由的手段。
在欧洲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开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精神的酝酿和积蓄时期，这次由但丁的《神曲》拉开序幕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诸如庞波那齐、皮科、蒙台涅等人文主义者。对于近代法治思想和理论，文艺复兴的作用并不在于新的理论的构建，而在于将古代与近代的法治思想重新连接。以文艺复兴为标志，法治从神性回归理性，开始了近代法治主义。在近代之初，神性主义法治理念向理性主义法治理念转变开始与安立甘宗神学创立者之一——胡克。荷兰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涅狄克特.斯宾诺沙则纯粹从人的理性出发推导出民主政治下法治模式的优越性。他的法治主张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假设上，即“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说”，其中“社会契约说”对后来的卢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古代理论家不同，哈林顿的法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法治的政府。他更加关心法治政府的构建，主张用法律来树立政府的权威并同时强调法治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在法治国家里人民除了法律外不受任何强制性约束，另一方面，法律是通向自由的唯一坦途！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现代精神的酝酿和蓄积时期，那么18世纪爆在欧洲大陆国家而蔓延到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则是近代西方精神的形成和爆发时期。”（9）
到了思想启蒙时代,洛克接受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他认为人们在社会状态中,放弃和转让他们固有的自由权利依据是订立“社会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因此人们原本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与自由就转变为社会的权利与自由。而这里所说的“专门机构”实际上就是国家。“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是“主权在民”思想的另一种阐述。同时，洛克的这一思想为后来美国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洛克的直接继承者和发展者,孟德斯鸠和洛克一样,以自由主义为理论的基础,认为自由是法治的实质,把法治作为各种文明、理念和制度的要求而加以推崇。孟德斯鸠不仅在法治的自由价值方面讨论法治,还在制度和体制方面构建了他的法治理想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权分立”学说并被以后的西方各国所广泛接受。自由是孟德斯鸠从价值层面论述法治的核心,“对民族或社会而言,自由表征着他们是否文明或文明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民或民族处在某一种强权的奴吁之下,就必然处于野蛮状态;相反,一个获得充分自由的社会或自由的社会,则标志它们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10)同时,孟德斯鸠强调,法律是自由的最好的保护神。在政体的设计上,孟德斯鸠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按照权力的行使与自由、法律关系的新的三分法理论理论,认为专制主义政体是与自由绝缘的，共和政体是自由与法治的胚胎。
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
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
《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已由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8年8月27日修订通过，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8年9月28日批准，现将修订后的《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公布，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2008年10月2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供水用水管理，维护用户和供水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用水，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供水和使用城市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城市供水包括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城市用水包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经营用水和特殊行业用水。
第三条 城市供水用水实行开发水源、安全供水、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依法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一切污染水质的活动。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县（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的城市供水、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市、县（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供水用水管理机构负责实施城市供水用水行政处罚和其他具体管理工作。
规划、水利、环保、卫生、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价格、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供水、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供水、节约用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作为城市供水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七条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可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采用多种融资方式发展供水事业。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行城市供水节水事业科学技术进步政策，鼓励供水与节水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城市供水节水的现代化水平。
第二章 供水工程建设
第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必须服从城市供水专业规划、水资源保护要求，并按国家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新建、扩建、改建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对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方案的意见，并将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方案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方案应当满足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连接的基本条件和管理要求，确保供水安全。
第十条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禁止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范围从事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工程竣工后，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等单位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城市公共供水工程、自建设施供水工程的建设应当采用符合国家质量技术标准的设备、材料和配件，不符合国家质量技术标准的，不得使用。
第三章 供水设施管理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企业对其管理的供水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定期检查维护，加快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保障正常供水。
城市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时，城市供水企业应当限时抢修，尽快恢复供水。对重大故障，应当及时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查明原因，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用户投资建设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结算水表外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由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统一管理和维护。
结算水表和表箱由用户负责保护，应当保持内外清洁，箱盖完好，无堆压物。因用户原因造成损坏的，其维修、更换等有关费用由用户承担。
第十四条 城市二次供水设施应当按照确保用水安全的原则，实行统一管理和维护，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用于城市供水的新设备、新管网投产前或者旧设备、旧管网改造后，城市供水企业必须严格进行清洗消毒，按国家规定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和地下安全保护范围内擅自挖坑取土或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
（三）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
（四）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或与其直接相连的管道上装泵抽水；
（五）利用供水管道代替避雷装置或者接地导线；
（六）擅自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七）其他危害城市供水设施安全的。
第十七条 影响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施工前应当向城市供水企业查询地下供水管网的分布情况，并与城市供水企业商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公共供水设施的，应当与城市供水企业商定方案后，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公共消火栓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安装，安装后由公安消防机构验收，合格后交其管理和使用。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加强对公共消火栓的检查，发现损坏应当及时告知城市公共供水企业修复。
公共消防用水，实行装表计量。除消防灭火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启用消火栓。
第四章 供水与用水管理
第十九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符合以下条件方可从事供水经营活动：
（一）经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三）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加强管理，提高制水质量，减少水损，降低成本，实行优质服务承诺制。
第二十一条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厂取水口周围的水域内，城市供水企业应当设立水源保护标志或者告示牌。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水厂周围划定保护范围，设定保护标志，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二十二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确保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城市供水水质进行监测和检查。
水质检测结果应当按规定定期公布，并接受卫生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次供水的监督管理工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二次供水水质的监督检查，抽检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二次供水的水质监测检验具体工作由其同级公共卫生检测机构负责。
第二十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主体应当加强二次供水的日常管理，建立水质管理制度和检测档案；定期进行水质常规检测，每季度不得少于一次；定期对各类储水设施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
二次供水水质受污染时，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主体应当立即停止向用户供水，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扩大，并及时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企业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管网测压点，做好供水水压的监测工作，确保供水压力符合规定的标准。
高层建筑或者高地建筑，因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压力满足不了给水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当设置二次供水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
第二十六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保持不间断供水，不得擅自停止供水。由于工程施工、供水设施维修等原因确需暂停供水的，应当通过新闻媒介发布公告或者张贴告示等形式，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户；因发生灾害或者突发性事件造成大面积停止供水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设法通知有关用户，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城市供水企业自接到用户对供水设施故障报修申请后，应当及时派员工到现场进行维修。对其中暂停供水时间超过三十六小时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采取临时供水措施，保证用户生活用水。
第二十七条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实行职工持证上岗制度。
第二十八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与用户签订供水合同，定期抄表计量；用户应当按照规定标准按时缴纳水费。对城市居民用户，实行一户一结算水表，由供水企业与用户直接结算。
用户不同性质的用水应当分别装表计量。未分别装表计量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通知用户限期安装分类水表。逾期未分别装表计量的，从高适用水价。
因结算水表发生故障无法抄表计量的，故障期间内按照用户前十二个月平均用水量计收水费，城市供水企业应当自发现故障或者受理用户故障申报之日起三日内排除故障。
用户因故要求停止供水的，应当及时到城市供水企业办理拆表销户手续。需要变更用户的，应当由变更后的用户与城市供水企业另行签订供水合同。
第二十九条 禁止盗用或者擅自转供城市公共供水。
未经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同意，用户不得擅自变更用水性质。
第三十条 城市环卫、绿化、市政等用水，应当向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办理用水手续，设立专用水栓，安装计量水表，并按有关规定与城市公共供水企业结算水费。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用水，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到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办理用水手续。
第三十二条 对计量水表准确度有异议的，可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请仲裁检定。检定合格的，由申请方承担检定费，并按原计量数缴纳水费；检定不合格的，由被申请方承担检定费和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水费。
异议期间，城市供水企业不得因用户提出异议而停止对该用户供水。
第三十三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接受用户监督。用户对供水服务有异议的，可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对用户的投诉应当在七日内答复。
第五章 节约用水管理
第三十四条 城市用水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计划用水管理制度。
第三十五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发展和改革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年度用水计划确定城市年度用水计划，并实行总量控制。
第三十六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年度用水计划、用水定额和非居民用户近三年平均用水量及发展需求等因素，在每年年底前核定各非居民用户的用水计划。
对新增非居民用户，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用水定额、行业平均用水水平以及该单位发展需求，核定其用水计划。
第三十七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每月向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月非居民用户的用水量和相关用水资料。
非居民用户应当建立健全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做好用水和节约用水统计工作。
第三十八条 鼓励非居民用户对其用水情况进行水量平衡测试，促进其改进用水工艺，节约用水。
水量平衡测试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非居民用户应按照下达的用水计划指标用水，超出核定的用水计划用水的，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其采取措施，降低用水量。超计划用水的,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制度，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按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循环用水等节水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配套建设的节水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现有公共建筑未使用节水型器具的，应当逐步改造。
第四十一条 工业用水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增加循环用水次数，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逐步淘汰落后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生产者、销售者或者生产经营中的使用者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停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列入国家淘汰名录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第四十二条 以水为原料生产饮料、纯净水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当采取节水型生产工艺和技术，生产后的尾水应当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从事洗浴、游泳、水上娱乐等经营业务的，应当安装、使用节约用水设施、设备，提高水的利用率。
月用水量超过五百立方米的车辆清洗点，必须安装、使用循环用水设施。
第四十三条 园林绿化、建筑施工、卫生设施、道路保洁、洗车、景观、设备冷却等用水具备再生水使用条件的，应当优先使用再生水。
第四十四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节约用水宣传教育，提高用户节水意识，推广节水先进技术，鼓励用户更换使用节水型器具，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用户的饮用水条件，加强城市污水集中处理，鼓励使用再生水，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城市供水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规定维护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工程造价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
（二）未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或者施工的；
（三）违反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兴建城市供水工程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第（一）项行为可处盗用、转供水量水费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盗用水量无法计量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第（二）、（三）、（四）、（五）、（六）项行为可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
（二）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
（三）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四）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公共供水管道直接连接使用的；
（五）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或与其直接相连的管道上装泵抽水的；
（六）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
有前款第（一）、（三）、（四）、（五）、（六）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第四十八条 建设工程施工危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危害活动；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依法赔偿损失；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主体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进行水质检测的；
（二）未按规定对各类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三）隐瞒、缓报、谎报水质污染事件的。
第五十条 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使用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生产、销售或者在生产经营中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的，由市、县（市）经济综合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二千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从事洗浴、游泳、水上娱乐等经营业务的用户未安装、使用节约用水设施的；
（二）月用水量超过五百立方米的车辆清洗站点未安装、使用循环用水设施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规划、环保、卫生、质量技术监督、水利、工商行政、价格、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五十四条 在城市供水用水活动中，违反民事法律、法规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供水、节约用水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用户提供用水。
本条例所称自建设施供水，是指城市用水单位以其自行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主要向本单位提供用水，包括二次供水、深度净化处理水。
本条例所称二次供水，是指使用高低位水箱、蓄水池、水塔、泵站、管网等设施，将供水企业或自备水厂的自来水转供给用户的供水形式。
本条例所称结算水表，是指城市供水企业与用户发生计量和水费结算的终端计量水表。
本条例所称用户，是指通过结算水表与城市供水企业发生供水用水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